本站原创摘 要：改革开放前,社会动员作为中国的执政方式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社会动员虽然不再是执政方式,但仍然作为执政党的固有 职能体现在日常管理活动中.建国以来社会动员基本要素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这种变化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关 键 词 ：社会动员；变迁；市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6）02-0012-03
作者简介：夏少琼（1975- ）,女,安徽滁州人,广东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社会学.
社会动员是政党的固有功能之一,只是由于不同时期的国家政治结构及政治文化的不同,社会动员的手段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截然不同.
社会主义改造及建设时期,社会动员作为一种执政方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声令下,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无论是在“除四害”、“大跃进”、“备战备荒”、“农业学大寨”还是“文化大革命”中.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依法治国成为主旋律,制度化、常规化的行政管理成为政府管理社会的主要模式,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动员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事实上,如今社会动员仍然普遍存在,如“创建无毒社区”、“建设学习型社会”、“建设节约型社会”等每天都在发生.只是其运作模式、影响力度、影响范围等都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以至于人们忽略了它们的存在.曾经让所有的社会成员热血沸腾、激动不已的社会动员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理解这些变化,本文拟对此做些探讨.
一、社会动员基本要素的变化
1.社会动员的前提：从“总体性社会”到“后总体性社会”
社会动员作为“嵌入”社会背景的一部分,其具体活动的组织、资源的配置取决于其与体制的关系,对社会动员具体过程的分析及对社会动员发展变化的纵向比较,需要充分考虑社会背景的影响.
社会主义改造及建设时期的社会背景可以用“总体性社会”一词来概括.“总体性社会”是指一种特定的社会特征,其表现为：权力高度垄断,国家的过分强大及社会结构分化程度很低,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获得了对社会中绝大部分稀缺资源（物质资源、就业及得到权力与威望的机会等）的控制和配置权,从而形成个人对国家的高度依附性.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乃是典型的总体性社会,国家通过“单位”这样一种国家的外延组织来实现对社会资源及社会成员的控制,从而使社会成员形成对组织的依附（包括对工作单位的经济依附,对管理层的政治依附,以及对领导者个人的人身依附等）.人们由于无法脱离国家控制的资源而生存,故形成了对国家要求的无条件服从的现象.这也正是建国后几十年里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各项轰轰烈烈的全民性社会动员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后总体性社会”是总体性社会也就是集权统治下的一元化社会向多元社会或者说是市场化社会转变的过程（过渡阶段）,即原先高度统一化与集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分裂,社会资源的来源多样化,社会资源的拥有主体呈多元化存在态势.作为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后总体社会”具有总体性社会遗留下的政治特征,同时具有市场化社会的某些特点.
发端于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迈入后总体性社会的标志.改革开放在极大释放了社会生产力、刺激了经济建设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结构的根本性的变化：国家通过体制改革不断弱化对资源的垄断,社会正在成为一个与国家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社会成员对国家的依附性逐渐降低,国家的强势依然存在,但社会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开始发展起来.
2.动员性质从组织化动员向组织化与社会化动员并行发展
我们将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的社会动员定性为“组织化动员”,组织化动员是指利用原有行政管理框架、借用组织推动、依托与国家完全同构的单位所进行的社会动员模式,其主要特征是每一个被动员者都和动员者密切相关,更确切地说,动员者与被动员者之间存在一种隶属性的组织纽带,其基础是,动员者往往掌握了对被动员者而言至关重要的稀缺资源.
而社会化动员则是指一种不再借助于体制内资源,毋须利用行政命令与组织推动的方式进行的资源动员,是基于市场机制的、利用各类传播媒介进行资源动员的模式.
组织化动员与社会化动员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动员模式,但是由于社会化动员的背景是后总体性社会,其动员模式仍然体现出组织化动员的许多特征,即表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故后总体性社会中的动员与总体性社会中的动员在同质的基础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也就是体现出组织化与社会化并存的现象：
指令性计划,作为组织化动员的首要特征,在后总体性社会的动员活动中仍然有所体现,如“创建无毒社区”,地方政府对于辖区的创建目标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是政府计划已经由指令性向指导性转变,执行的强制程度也逐渐弱化.
组织化动员中广泛存在的行政机构横向联合协作、行政机构对下属单位组织间的领导与指挥的组织构架如今仍然存在,只是其权威与影响力仅仅局限于与之有着密切利益联系的组织与单位,全民动员的组织基础开始解体,更多的体制外的因素在发展壮大.
总体性社会中的传媒作为“党的喉舌”具有的强烈的价值倾向性,舆论的高度一致使社会成员丧失了自由选择的空间,后总体性社会中的网络等新形式媒体的出现给公众言论更多的自由空间.
这一系列同时体现动员组织化与社会化性质的变化表现出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转型的不彻底性及过程的连续性.
3.动员主体从国家、政府主导向政府力量为主、社会力量为辅发展
动员主体作为整个动员活动的组织者与执行者,其承担者的归属是确定动员性质的重要指标.西方国家的社会动员一般是自下而上进行的,也就是一种真正的民间动员.此种动员在体现了民间对于某种社会事务看法的同时还将之付诸于行动,其动员的核心可能是对政府决策与意见的支持或者反对,也可能是对于政府尚没有意识到的社会现象的关注.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需要社会成员具有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享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权利.所以说西方的社会动员是建立在成熟的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
总体性社会中的社会动员采用完全的自上而下的动员路径,即由政府建议、政府采纳、政府执行、单位配合、社会成员响应,整个动员过程中,社会力量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发挥或支持或反对的作用,这与西方国家的动员活动大都由民间社会发动与组织的截然相反.
正如前文所言,后总体性社会中的社会动员在同质的基础上表现出一定的变化,社会动员虽然也有政府指导性计划及行政部门“横到边、纵到底”的组织配合,但是非行政力量的介入让整个动员过程体现出更为丰富的色彩.
4.动员对象从高度统一的一元化社会向原子化个体、多元化社会发展
总体性社会中的社会动员由政府组织发动,动员对象则是所有社会成员,高度同质的动员对象给政府动员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在保证全民动员效果的同时,还有效减少了社会动员的成本.但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也有了相应的调整,原先具有高度同质性的社会成员逐渐分化为具有高度异质性的利益群体,社会成员由隶属于“单位”的体制内资源逐渐转化为“原子化”的体制外资源,一元化社会逐渐解体,多元化社会正在形成,社会利益结构的多元化使得传统的“一刀切”的政治动员模式显现出其局限性.原先以一元化社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动员模式必须相应做出改变.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发现动员对象的异质性与多元化趋势使得后总体性社会中的社会动员效果受到相当影响.
原子化个体与多元化社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铁桶江山”的瓦解,反映了国家社会同构的社会特征的弱化,反映了社会及其成员的自主性、独立性的改变,而这也正是改革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5.动员轴心从爱国主义、政治压力向爱国主义、政治压力、个人利益方向发展
在宣传强调同质、统一、少数怎么写作多数且压抑个性、不鼓励多元化的总体性社会中,对于社会成员的动员紧紧围绕两个轴心：爱国主义与政治压力.革命传统教育与国际形势教育都是激发起社会成员爱国情结、使之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与动员的极好手段；而社会成员的应对态度、行为与切身利益（物质利益、政治声誉）的密切关系更是保证全体成员投身于动员活动的基本保证.无论是保家卫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是现有革命果实的守护等一系列社会动员实践证明这两大轴心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与普遍的效力.
伴随着社会的转型,政府职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社会动员的目标也就更加丰富多样.此时根据具体的管理目标及政策任务对于社会动员进行具体分析并进行相应的策略分化就成为动员前至关重要的步骤.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屡试不爽的动员轴心在市场经济中表现出固有的局限性,物质利益在调动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方面则发挥了重要作用.
组织化动员将大众传媒作为受控资源的一部分,通过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促使社会成员配合政府的动员工作,接受执政党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后总体性社会中,无论是政府的组织化动员还是民间团体及大众传媒的非组织化动员,其动员轴心都不再仅限于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体利益日益凸显出其合理性并成为社会成员最为重要的需求.
二、社会动员模式变化的背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伴随着社会环境也就是动员背景的变化,以前靠政府的行政指令与对资源的垄断性分配、单位自身的组织化属性、强大的意识形态教育就可以达到的动员目标,现在出现了很多变数.转型前的模式化与样板化的政治动员已经不再能够发挥预期的效应.
社会动员模式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国家与社会关系及思路是判定一个国家特征的视角,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有不同的模式架构：“强国家-弱社会”模式,这种模式意味着国家对于社会的全面的统治；“弱国家-强社会”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国家非常软弱,社会左右着国家权力的发展；“强国家-强社会”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一种非常突出的地位,但同时又面对着强有力的、高度组织化而且有自己经济利益的社会群体,国家与社会在制度的框架内可以进行有效的对话；“弱国家-弱社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缺少发达的官僚系统,阶级发育的程度低,强有力的社会难以形成.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正是从第一种模式向第三种模式的过渡.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宗法制度为基础、政治国家为根本的一元化社会结构,直到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推进,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开始缓慢发展.但这个过程在1949年建国后中断.新中国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国家职能急剧扩张,不仅完全吞噬了社会,政治权力开始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甚至个人和家庭的“私”的领域.这种情况下,政治至高无上,在所有的社会事务中起着支配和决定作用,而社会和个人则被纳入到国家的控制体系之中.国家虽然保持了强大的动员力量和至上权威,但却牺牲了社会的发展,社会日益僵化,缺乏活力、、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精神,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自主选择.改革开放之后,以政治国家为本位的一元社会结构逐渐解体,相对独立的社会逐渐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走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后,市民社会也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势头.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已经走上了良性的发展轨道,但总体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属于“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
正是这第一种模式向第三种模式的过渡导致了中国目前的社会动员呈现出如上的一系列变化,这样一种良性的发展趋势是由政府开启及推动的,如若此种趋势得以继续与维持,到一定阶段,也就是社会力量有了长足进展,可以在制度框架内与国家进行有效的对话时,则整个社会开始步入较为成熟的市民社会,从而完成向“强国家―强社会”阶段演变的全过程.但在整个改变的初始阶段,由于国家力量过于强大,社会力量过于弱小,导致社会领域的所有发展完全依赖于政治领域所允许的自由程度,且由于这种允许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与不确定性,使得此种良性发展的维持蒙上一定的侥幸色彩.在没有法律予以保障的前提下,社会领域的所有进步都可能因为政治领域的某些原因而中断.
但正如秦晖教授在谈及村民自治时所言,“是不可以随意演练的,百姓一旦有了的意识,的潮流就不可逆转”.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正是如此,一旦社会有了自治的意识,有了进行自我管理的能力,国家要收回其在社会领域中的权利已经没有可能.因此在目前的改革与放权过程中,尽管前期政府还牢牢掌握着社会领域的动向,但是随着民众自我管理能力的增强,社会力量必将强大起来.社会动员运作模式或细微或显著的变化在预示着中国市民社会发展与壮大的同时,也必然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指示着中国社会改革的方向与中国化进程.
责任编辑：黄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