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一个社会的和谐健康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社会底层价值追求与现有体制的契合度,取决于现有体制信奉的显规则提供的公平、正义程度.如果显规则得不到有效地贯彻执行,最终被游戏、愚弄,那就是说,隐藏在显规则背后的的潜规则游戏了显规则,不同程度地制造了社会底层与现有体制的裂痕.这是一种双重游戏过程：既游戏了显规则,也游戏了底层价值,成了社会管理过程中无法解决的悖论.因此,社会管理中底层价值的实现是一个艰难的漫长的选择过程.
关 键 词 ：潜规则；底层价值；悖论
中图分类号：D669文献标识码：A
时下,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尤为强烈,表明了社会底层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维护其合法利益的自觉度提高.但社会问题严重性还不至于构成对现有体制的颠覆,主要在于社会底层价值追求与现有体制契合度还比较强一些.目前,群体性抗争事件特别是维权抗争事件的持续增加,以及这些事件得不到有效地合理解决,导致抗争事件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削弱了这种契合度,裂度在加大.究其原因,主要是隐藏在显规则背后的体制内潜规则游戏了显规则.法律的公正失却,正义不再,社会管理陷入混乱状态,难以走向创新.
一、“潜规则”也叫“没有规则”
(一)“潜规则”的文化内涵
“潜规则”直接起源于中国的官本位文化.在中国的官场,“只能做,不能说”,“有人做,无人说”.你要说,就道破了天机,因而就犯了大忌.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一直有“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传统.为官之道,说浅也浅,说深刻则深不可测.官场好比一个骞马场,上场就要马不停蹄地跑下去.官场有官场的“潜规则”,违反了规则就要被淘汰出局,这是最严厉的处罚.
吴思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中对潜规则作了如下概括：
1．潜规则是人们私下认可的行为约束,如“官官相护”是一条普通潜规则,每个人在思维、行为方面都要以此为准则,自觉地约束自己,彼此心照不宣.
2．这种行为约束,依据当事各方的造福或损害能力,在动作中避免冲突,降低交易成本,彼此获利最大化.
3．约束,就是当事各方行为越界必将招致报复,因此,强化了当事各方预期的秩序稳定性.
4．这种规则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义制度（显规则）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或正式制度维护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
5．通过这种隐蔽,当事人将正式规则（显规则）的代表屏蔽于局部互动之外,或者将代表拉入私下交易之中,凭借这种私下的潜规则替换,获取正式规则所不能获取的利益.
6．在潜规则的生成过程中,当事人实际上并不是两方,而是三方：交易双方再加上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的代表.双方进行私下交易时一定要有保护伞,就需要成立正式制度下的一个“合法联盟”.以制度保护私下交易,本身就是一种策略（艺术）,反映了更高层次正式制度代表的存在.
依顺序逻辑式推进,意味着“潜规则”经过千锤百炼,不断成熟、完善并被所有人默认和遵守,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首先是一个固定的群体,不菲的利益,不同程度的权力作用；其次才是权力场,以及场中规则.不入此道,不进入权力场,就象是盲人摸象,永远找不到出路.因此,这也是特殊的群体和阶层,垄断、主宰着社会的一切.
(二)中国古代“潜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1．中国古代塔式递进结构筑成官家堡垒
秦汉以来,皇权专制结构立足于基层郡县制度（废封建立郡县）,自上而下建衙门,委派地方官,层层设防.基座宽大扎实,宝塔尖尖,居高临下.最高层是皇帝,皇权神授,绝对权力,制定了绝对的王法；第二层是衙门,各个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决定了各种地方性法规；第三层是官员个人,围绕着官员自身的利益,上下、左右形成了各种潜规则.三个主体都是,他们既合作,又有各自的利益,形成一个立法定规的动态结构,在整体上他们说了算.官僚主义制度,就是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在其中潜滋暗长的基本结构.
2．大陆封闭性地缘、宗法式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国古代官家塔式宝垒
中国自古就是大陆型国家,北有蒙古高原,西有沙漠、戈壁,西南有云贵高原,东南有大海,中部有中国式“两河流域”.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和生产力低下的小农时代,是飞越不出去的.两次社会分工以来,先民依水土而居,气候温和而湿润,便于耕作,于是一个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村落组织相继诞生,具有温和性、保守性、稳定性的特征.族长就是一个家族的最高统治者,由此推及到国家形态,皇帝就是国家大家庭的族长.
血缘,家族嫡传秩序,世袭而绵延不绝,根深叶茂,不是能够轻易撼动的.
3．“潜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潜规则”在官家塔式结构中发挥作用时如鱼得水.每个官员都心照不宣地肢解、破坏显规则（法律、道德）的执行过程和执行效果,人人都是写作技巧人,人人都不是主人,天下无主,就成为官僚主义制度中非常引入注目的现象.通常会在潜规则发挥作用的背后,找到一种“合法伤害权”.比如说有一个官员“合法”地侵害了百姓的利益,百姓就去,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百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远远超出了被侵害的损失的代价,真叫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时候潜规则就发挥了作用,大家都忍气吞声,而侵害官员在这个范围内则为所欲为.
“合法伤害权”的“合法性”远远背离了公平、公正,肢解、游戏了法律的权威,法律就成了形同虚设的一纸空文,成为形式上的文字说教.“伤害权”披着法律的外衣,可以演变为“公正执法”、“依法履行公职”等等.谁还相信法律?谁还再去遵纪守法?在这个意义上,“潜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三)“潜规则”滋润下的国民双重性格
选择“滋润”一词来概括“潜规则”的潜移默化作用,意为“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无影形随,质上同道.
在中国文化中,士大夫、文人追求“形而上者谓之道”的境界,鄙夷“形而下者谓之器”的世俗追求,但内心深处、骨子里却又十分青睐形而下的“器”,特别是金银珠宝、古玩、艺术品.它们是士大夫、文人追逐名利,获取权力地位的杀手锏.于是在实际运作中,“形而下”与“形而上”有效地统一起来了,“形而上之道”掩盖“形而下之器”,“道”的语言成为官场客套礼貌的口头工具.为了名利、权位,士大夫、文人对上竭尽奴性；对下横眉冷对,凶残狠毒,主子淫威耍尽.构成了主奴兼有的复合型人格,变态扭曲,麻木不仁.
1．一个“合法的伤害者”的诞生
一个读书者经过科举考试,获得官场准入证.初涉官场,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总想干点利国利民的好事,表现为善良、正直、恪尽职守.当碰上各种各样的潜规则时,可能会抵制,不愿同流合污,潜规则的执行遇到了障碍.每次冲突,每次碰壁,久而久之,抵制的决心可能会减弱,逐渐堕落,最终也会为自己找到辩护的理由,由理想主义者完成了向实用主义者的转变,成为“合法的伤害者”.
2．“合情理的伤害者”比比皆是
“合法的伤害”姑且不算什么,“合情理的伤害”呢?相双之下,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紧随“合法的伤害”,“合情理的伤害”比比皆是.在官场,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实用主义者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不惜卖友求荣,干出下三滥的事来.他认为,这些都是司空见惯了的“小事”,不必大惊小怪,如果认真了,那就是小心眼.殊不知,他为了一点私利,认为知心朋友已经成为障碍了,眼中钉肉中刺的心理反应能是宰相肚吗?害朋友的人是只做不说,符合潜规则；被害的朋友是只说不做,说的是真理,这就违反了潜规则,被扣上帽子：小心眼,能受人欢迎吗?强调一点,害朋友的人也会成为别人谋利的障碍,也会遭别人损害的.因此,害朋友的人是害人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人人都是刀俎,人人都是肉鱼.
3．猪的境界是最“崇高”的境界
一个官场实用主义者,准确地说就是“合法、合情”的损人利己主义者,对别人以及自己的所作所为习以为常.当别人无意中问到时,他讳莫如深.在他看来,“难得糊涂”是大写的人生境界,“死猪不怕开水烫”是成熟的标志.哼哼哈哈,装聋作哑,失去了真诚、信任、正义、是非,显示了猪的“崇高”境界.
二、显规则的形式化与社会底层价值的艰难选择
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化是整体的、深刻的、复杂的,也是痛苦的.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到人文的,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方方面面,每一个人都自觉地不自觉地在某一领域、某一层面,不同程度地受到前所未有的各种形态、各种观念、各种现象的冲击和挑战.但现实体制内的官场文化几乎和古代一脉相承,历史的积绽是很深的,转型期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很难撼动官场文化根基.如果说有变化,也仅仅是花样翻新,光怪陆离,轮番登场.如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组合表现出来的结基本定型,成为精英寡头.官场生态的恶化,已经引发社会底层的严重不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年,艰难产出.
（一）法律显规则体系的完成,是中国建设的历史性进步,体现了显规则本身的逻辑式公平正义
分析进步背后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中国文化虽然博大精深,但在表现形态上,还是有规可循的.一方面是冠冕堂皇的道德说教、处事圆滑、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却是造反狂徒式的江湖义气.两个极端,两股力量,结果是冠冕堂皇的说教战胜了江湖义气,被修成了“正果”.因此,在冠冕堂皇的游戏中,还是能够出台逻辑式公正的法律制度（显规则）的.有法总比没法好,无法可依,形式就会“混乱”；有法可依,至少能在形式上求得统一,社会稳定.中国历来讲究“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武”道是硬性的法律治理,“文”道是软性的道德感怀.在“文武”配合中,社会底层还是表现了一部分公平的,因此基本上能够安居乐业.慑于法律的威力,底层是不敢造次的；信于道德的感怀,底层从心里是折服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真正实现社会安定平衡的还是道德的感怀,基于道德偶像的感化作用,底层百姓内心无比崇拜.在他们的心里,这些偶像就是无私奉献的榜样,是造福于民的救星.当道德坍塌,偶像不再,底层就会陷入无语状态；当权力集团的压抑超过底层百姓的道德底线时,百姓就会揭竿而起,全力抗争.这时,治理如此庞大的国家,失却了道德感怀,突破了道德底线,就是再好的法律体系（逻辑式公正）,也难以填补这种治理的缺陷和空白.
其实,在精英寡头看来,我的山头我做主,哪管你三六九等的各种规则体系,不想也不愿意看到约束自己行为利益的法律制度的出台,千方百计去阻止立法进程.如果要真正推进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进程,必然会引发政治利益冲突,政局不稳,社会动乱.但是不改革又没有出路,社会矛盾会进一步加深.中国式改革,中国式法制秩序的建立,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二)社会底层价值的艰难选择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都有社会底层,是支撑社会结构的脊梁.相对于高层和,底层和民间两者力量的组合,被称之为草根力量；创造的文化,被称为草根文化,是社会结构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小农社会结构,对中国社会结构分层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伴随着市场化进程和社会转型及社会结构的重组,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寡头政治定型和力量在扩大,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也在加剧.所以,社会断层（没有理性的知识精英层,他们是中等消费层的重要力量）和社会底层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一大特征.对于社会底层人群,他们不掌握公权力,没有资本收益,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获得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处于温饱或温饱线以下,无条件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和转化.他们的价值取向无非是能够享有一定的自由生存空间,希望社会公平一点,能够平等地实现流动和转化的理想.显然与寡头精英的价值目标是相矛盾的,他们设定的目标和政策,不仅违法,而且无视社会底层价值诉求,加上潜规则的作用,对底层的无视就到了理直气壮的地步.
无视的手段是挤压、抢掠、暴力戕害；无视的结果是不仅生存空间狭小,而且生存状况恶化,不得不铤而走险,群体性抗争.在这些件中,以抗争事件占到80%以上.在感情上仍然向着党和政府,相信党和政府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因而结队,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在思想意识上,讲究规则,依法行事,表现很理性.可是,地方政府和官员则往往站在强势的侵权者一方,动用警力,对维权者进行打击而引发恶性暴力事件,发生十分恶劣的社会后果.
三、历史的悲剧：社会管理过程中无法言说的历史悖论
中国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如果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变窄或被阻塞,将可能形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冲击波,甚至成为孕育社会动荡和暴力的土壤.因为底层社会群体恰恰是社会各个阶层中经济承受力和心理承受力最弱的一部分,一旦经济压力和心理负荷累积到相当程度,影响到他们的生存,社会风险将首先从这一最脆弱的群体身上暴发.
（一）重视社会底层价值的实现,关键在于开拓的渠道,铲除灰色地带,是扼制“潜规则”的根本出路
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宪政国家,还处于威权时代.治理者如何能够打破政治寡头的价值控制,跨过灰色地带,了解和把握底层人群的意愿,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换句话说,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保护社会底层利益的机制,免受侵害,体现公平、正义.通俗点讲,如果侵害让一个公民造成损失一千元,这个公民只要花上一百元钱或两小时就能解决问题.这时,潜规则的空间最多也就是一百元钱那么一块.从一千元压缩到一百,潜规则仍然存在,但这个公民有了一种低成本的手段去对付“合法伤害权”,这个手段就是.公民能够有非常顺畅的渠道,有各种合法的反制手段,像管理仆人一样管理官员,真正当家作主.因此,是扼制式消灭潜规则的根本手段.
但是,依靠洽理者去触及政治寡头的利益,仍然需要做理性分析.革命时代产生的政治家属于职业革命家,享有崇高的威望,权力无边,是政治铁腕,依靠其道德良心和高超的政治能力能够办得到.太平时代产生的领导人相比职业革命家往往权威不足,一般不属于政治铁腕,面对定型的政治寡头,能否推进改革,不言而喻.
而且,自上而下官二代、富二代,甚至是官三代大量进入领导岗位,新一轮政治血缘纽带形成,官本位成熟.在这些领导人中也不乏一些精英人物,但类似于李刚儿子之类的官二代,究竟有多少,是无法估计的.他们的素质、德性、人格,只能说是中国式政治上近亲繁殖的低能儿,是改革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
（二）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理解底层人群的社会心理,着眼于社会底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结构,深入底层人群日常生活的细节和事件,将有助于揭示和再现社会运行的深层动力和被“蒙蔽”的社会事实
一方面,要坚持从个体出发,每一个社会都是由个体组成的,从个体的需要和行为中来理解社会群体的变迁；另一方面,要相信底层人群是理性的,他们能够判断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的利益需求和行动也能影响到社会发展.研究的意义在于从学术上、理论上建立社会底层及民间文化思想体系,从文化根基上动摇、瓦解“潜规则”价值观.
一个转型时代也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开端.关注、研究社会底层,需要一批又一批独立特行的良知型知识分子.英国伟大的思想家哈耶克说过：“那些伟大的个人主义作家所关心的主要事情,实际上是需要找到一套制度,从而使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其普通行为的动机,尽可能地为满足所有他人的需要贡献力量.”很可惜,社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太少了.在知识界,“潜规则”的渗透,知识分子的人格遭到贬损,投机钻营,充当起御用来.甚至在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不肯为学术研究制定宽松和自由的政策.社会缺少大家,新的文化启蒙无望.这是一个很难克服的文化悖论.
（三）寄希望于寡头精英,虽是权力与资本的混合体,但毕竟是精英人物,有一些人理性人格尚存
如果他们能够站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走出宝塔,关注底层,确立底层价值,就能影响带动一大批人,完成职业家向政治家的过渡,中国从此就进入了理性职业家的时代,彻底扭转政治上的血缘裙带.但这仅仅是希望,是最善良的想法,而非理性的选择,同样是一个悖论.
四、结语
历史是沉重的,现实也是沉重的,转型期更是沉重的.“潜规则”是沉重的历史包袱,也是沉重的现实包袱,社会底层又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价值问题.如何走出历史的怪圈,摆脱文化的悖论,使社会管理通过创新发展,步入理性的轨道,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和奋斗.让市场经济去磨炼现代化吧,也许这是唯一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