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当前,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风险和全球风险混合叠加的高风险时期,重塑风险意识,形成风险预控机制,构建政府、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网格化、全覆盖的危机治理体系,是政府化解社会风险、保障公共安全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
【关 键 词 】风险社会 公共危机 危机管理
人类发展迎来风险社会时期
作为历史的产物,风险是人类畏惧自然和强烈生存意识的真实表达.早在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凶猛的野兽、肆虐的山洪频繁威胁着人类,“自然界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人类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①进入农业社会后,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由于生产工具落后和对自然资源的无序利用,人类仍然难以抵挡由不合理的实践活动所带来的生态风险.伴随着以蒸汽机的发明、推广、应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兴起,人类征服自然的实践活动愈演愈烈：一方面,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显著增强,物质财富日益丰富；另一方面,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成为主要的风险源.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后工业时代,德国学者贝克将这个时代称为“风险社会”②.与传统工业社会的风险相比,风险社会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风险的人化.即人造风险,它是指由于人的知识匮乏和经验欠缺所造成的风险.二是风险的制度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会制度一方面有助于规范社会的运行、防范社会风险,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引发新的风险.三是风险的普遍性.在全球化背景下,某一国家或地区发生的风险很容易波及到世界其他地方.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风险和全球风险混合叠加的高风险时期.一方面,我国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同时经历着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治转型和发展转型,其中孕育着机遇与繁荣,但同时也造成风险加剧和社会矛盾的激变.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提升了全球物质与信息的流动速度,使我国不可避免地卷入全球风险社会之中,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各类灾害事故,如甲型H1N1流感、国际金融危机等充分表明我国已经步入高风险社会时期.如何有效地化解社会风险、保障公共安全是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
传统政府危机管理的成就与困境
自从2003年“非典”爆发后,我国开始构建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首先,应急预案“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其次,应急管理的法制化程度有所提高；最后,形成了“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应急管理体制,并构建了“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对消减危机影响、提高应急管理绩效发挥了重要作用.③
但是,政府传统的危机管理理论预设是危机的“非常态”,即将危机视作对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成严重威胁的偶发事件.因而政府危机管理主要侧重于危机爆发后的应对和恢复,而忽视对危机的预防和预测,这主要体现在应急预案不完善和危机预警缺位上.据统计,目前颁布实施的各类应急预案数量高达百万份,但在危机管理实践中,应急预案却缺乏实效性.此外,针对危机性质的“非常态”,政府尚未构建切实有效的危机信息监测系统,导致一部分可以监测预防的危机频频爆发.
在应急管理体制上,尽管政府设立了应急管理委员会作为应对危机的指挥机构,但当危机爆发时,应急管理委员会无法在短期内将分散在其他部门中的应急决策、协调职能集中起来,也难以将多个部门的应急资源适度整合.这种基于传统官僚制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危机“已经存在”的检测设之上的,它以可以观察到的危机为管理对象,依靠制度化的应急手段来消减危机影响.但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风险源不断增多,风险的扩散性和变异性日益增强,仅仅对风险的实践性后果―危机进行局部改良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政府危机管理要求在厘清风险与危机差异的基础上,重塑政府危机管理意识、创新危机管理制度,实现对危机的结构性批判.
风险社会中政府危机管理的创新
当前,风险事件的复杂性、普遍性、利益关联性要求政府自觉认识到风险社会是不可回避的历史境遇,只有变革政府传统的危机管理制度,才能有效地回应风险社会的挑战.
首先,要加强风险意识的重塑,形成一种反思性的风险社会文化.风险社会强调“自反性”,风险时代的治理方式依靠具有象征意义的理念和信念.因此,政府危机管理创新的首要问题是在现代风险社会中重塑人的风险意识.一是在学术语境中甄别“风险”与“危机”的概念差异；二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危机意识的解构和社会风险文化的形成.
“风险”与“危机”分属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风险”是经济学话语,“危机”是管理学话语.由于“危机”的管理是一种强实践性的活动,因而强调“决策”；而对“风险”的分析强调“自反性”,因而反对决策.“更为重要的是,任何危机是由风险转化而来的,危机是风险的实践性后果,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④
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要在厘清“风险”与“危机”差异的基础上,深刻意识到现代社会风险在本质上是一种人化风险.因此,政府在识别和研判人化风险的同时,要了解现代风险社会本质及其运行规律,尤其是风险向危机演进的机理,通过完善风险预控机制和采取危机缓和措施,消减危机的影响.同时,政府还应引导公民风险意识的形成,并倡导一种反思性的风险社会文化.通过对广大民众的风险教育和普及应急知识,增强全社会预防风险和应对危机的能力,从而使人们能理性认识风险社会的客观存在,并能在危机到来时保持健康心态,从容应对所面临的困境.
其次,应建立“社会风险―公共危机”的“连续统”,创新危机管理制度.目前针对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的研究是分离的,前者属于社会学领域,主要研究如何进行社会风险识别、预警与消减,后者属于公共管理领域,主要讨论如何进行应急处理.因此有必要放弃单一的学科视野与孤立的理论范式,建立“社会风险―公共危机”的“连续统”,并借助该框架,创新危机管理制度. 图1⑤
基于“社会风险―公共危机”连续统的建立和运用,传统危机管理制度应从两方面创新.一是将风险预控纳入危机管理,完善危机管理流程.在定期对危险源进行排查的基础上,对社会系统的脆弱性进行评价,通过风险管理与评估,对危机诱因进行监测、诊断、预控,并及时向社会公众预警风险的形式和烈度.如图1所示.二是建立常设性风险管理机构.既可以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机构负责风险识别、分析、处理及监控,也可依托常设性应急管理部门,由其实施全过程的危机管理,包括事前预控、事中处置、事后恢复等,全面履行值守应急、信息处理和综合协调职责.
最后,构建政府、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危机治理网络.传统的危机管理以政府为单一的主体,主要采取“运动式”、“突击式”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固然能体现政府的权威性,具有较强的感召力,但不利于高效处置转型时期危害性加剧的各类突发事件,客观上难以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面对这一困境,应当整合社会资源,构建由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组成的多元主体.由于我国尚未形成公民广泛参与的文化和意识,现阶段政府应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扶持,构建公共危机治理网络.同时,政府要突破传统的“管理”思维而树立“治理”的理念,以相互合作的机制重构组织关系,并用一种整体和全盘的方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危机治理中的功能与效用,进而形成一个优势互补、功能匹配的有机整体.
风险社会已成为当前我国不可避免的历史境遇.我国政府传统危机管理以应急处置为中心,偏重于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处理,这必然难以适应高风险社会的危机管理的要求.因此,强化风险意识、创新“社会风险―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下的危机管理制度、构建政府―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危机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武汉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本文系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网络件的生成机制与干预模式研究―基于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的综合性分析”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YJC630312）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页.
②[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③高小平：“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成就和发展”,《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11期,第75～76页.
④童星,张海波：《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页.
⑤[澳]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王成,宋炳辉,金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年,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