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第二十二回
客观规律无情 三年跃进跌入深渊
实事求是有道 八字方针走出困境
话说三年“大跃进”很快跌入大倒退、大灾难的深渊,1958年至1960年违背客观规律瞎折腾的“大跃进”,非但未能使国民经济跃上去,反而与自然灾害等因素结合,使中国1959年至1961年进入经济严重困难时期.
严重困难首先表现在农业连年减产,出现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危机.粮食、油料、生猪、棉花等主要农畜产品产量连年大幅度下降,大大低于“大跃进”前1957年的水平,甚至低于1951年的水平.以1960年为例,全国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1亿斤减少26.4％；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35％；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7542万担减少50.9％；生猪年底存栏数8227万头,比1957年的14590万头减少56％；牛、马等大牲畜年底饲养量7336万头,比1957年的8382万头减少12.5％.这些农业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仅为1951年的一半.民以食为天,主要农畜产品产量连年大幅度下降,造成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危机,这一危机与自然灾害结合造成大饥荒,给城乡人民带来大灾祸.
严重困难还表现为与民生关系密切的轻纺工业、食品工业产品产量连年大幅度下降.如1960年棉纱产量下降28.6％,棉布产量下降28％等,致使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供应紧张.重工业虽然在“大跃进”的三年蛮干硬上,产量指标一度飙升,但很快就因孤军突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能源、原材料等供应不上难以为继而大幅度回落.如1959年钢产量达1387万吨,比上年增长73％；1960年达1866万吨,增长34.5％.但到了1961年,钢产量一落千丈跌至870万吨,1962年更降至667万吨,跌回到“大跃进”前的水平.
当然,三年“大跃进”带来的并不都是经济指标的大幅度下降,它也带来某些经济指标的大幅度上升,那就是国家财政赤字和社会物价水平的持续大幅攀升.1958年国家财政赤字为21.8亿元,1959年增至65.8亿元,1960年达81.8亿元.国家为弥补财政赤字,不得不加印钞票、增发货币,1960年末,全国货币流通量达95.9亿元,比1957年增长82％,社会购写力增至716.7亿元,大大超出了社会商品供应量,造成商品奇缺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国营商店货柜橱窗空空如也,有价无货,而自由市场的商品却以高于国营牌价数倍至十多倍的出售,百姓叫苦不迭.
政府为控制物价上涨及平稳市场,保障城镇居民最起码的生活需求,只好采取凭证限量供应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的措施,给城镇居民发放粮票、食油票、布票,以及肉票、鱼票、蛋票、糖票、手表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乃至肥皂票、火柴票等等.那几年中国人手持的票证之多,可说是举世无双且空前绝后,绝对可以稳拿“吉尼斯世界纪录”.而且,那些票证只能勉强维持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如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凭票证只能购写半斤猪肉、半斤鱼、半斤鸡蛋或鸭蛋、半斤食油等.农村广大农民则没有这么幸运,连这最低需求也无法保证.
政府采取这些措施,包括降低城镇居民口粮配给供应标准等,仍然难以缓解粮食等食品供应危机,全国城乡居民粮食和食品消费量持续下降.1960年全国人年均粮食消费量为327斤,比1957年减少19.4％,其中农村人年均粮食消费量为264斤,比1957年下降了35.3％；城乡人年均植物油消费量1960年比1957年下降了23％；猪肉人年均消费量为3.1斤,比1957年下降了70％.
更令人痛苦锥心、不堪回首的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出现大饥荒,全国上千万人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而饿死、病死,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人食人”的惨况.
那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因饥饿和营养不良导致疾患而非正常死亡的人口究竟有多少迄今没有政府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960年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这一数据是静态计算的净减少,如考虑人口正常增长率等因素,则该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大于1000万.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水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一千多万.”薄老在这里引用的是1960年一年的数据.
国内专家学者研究这三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有的称1500万人,有的称2100多万人,有的称“大约3300万至3500万人”等等.
笔者以为,这三年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数据,无论是1000万、1500万、2000多万还是3000多万,哪一个数据都沉重如大山,压得有良知的中国人透不过气来！执政党和政府都愧对人民,必须永远记住这沉痛的教训.(此处是参照借用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的一句话：“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这场“大跃进”“打了大败仗”(语)的代价也实在是太惨重了！当时,刘少奇了解到一些地方发生“人吃人”的惨况,曾沉痛地对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脸色凝重,没有正面回答.
总结吸取三年经济困难的历史教训,须找出其发生的主客观原因,分析其究竟主要是“天灾”还是“人祸”所致,方能防止今后悲剧重演.
长期以来,正统的说法是三年经济困难是因天灾所致.据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称：那三年全国出现严重自然灾害,1959年全国受灾面积4463万公顷,成灾(指庄稼收成减产30％以上)面积1373万公顷；1960年受灾面积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1961年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成灾面积2883万公顷.据此可以认定,1959年至1961年我国确实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成为出现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的、客观的原因.
近年国内有些专家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根据对当时全国气象资料的分析研究指出：中国地域广阔,地理气候情况复杂,每年都有一些地方发生旱、涝、风等自然灾害.据对覆盖全国的120个水文站的统计资料,那三年确有发生自然灾害,但并没有发生全国性的重大自然灾害.
还有一种说法,笔者读小学时就听父辈和老师说,造成我国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合同,撤走援华专家,还追逼中国偿还债务,结果使我国那三年的经济困难雪上加霜.对这个问题,近年来国内外一些专家的研究著述给予了新解读.
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主要是提供重点工业项目的整套设备和技术以及军事贷款,共向中国贷款66亿旧卢布,其中军事贷款占95％,抗美援朝贷款约占48％.
1958年,中苏两国因苏联建议在中国共同建设“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以及中国向苏联隐瞒炮击金门等问题而闹翻.苏联单方面撕毁的第一个援华合同是在1959年6月,这时中国大饥荒已出现半年多时间；而且,苏方撕毁的这个合同是关于向中国提供样品和制造技术的合同,显然与农业生产和民生工业生产不相干.苏联政府第二次撕毁与中国签订的600份合同,撤走139名在华专家以及终止原定派遣专家的计划,是在1960年7月16日,此时中国发生大饥荒已一年多时间,而且苏方所撕毁的这些合同均是工业方面的专家合同和科技合同,与农业生产无关.显然,苏联政府撕毁援华经济合同和撤走专家等,与中国发生严重经济困难有个“时间差”,而且在内容上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把中国发生三年大饥荒归咎于苏联撕毁经援合同、撤走专家实在是牵强附会.
至于说苏联政府当时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追逼中国提前还债,使中国的经济困难雪上加霜,近年来,我国一些专家学者在专著中披露：至今没有找到任何这方面的历史文献记载,倒是找到了记载当时苏联政府为缓解中国饥荒提出援助建议的史料：
史料一：1961年3月,苏联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转口古巴的蔗糖.中国政府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2亿新卢布,不计利息.
史料二：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1961年4月率团访问苏联,在苏联外贸部举行的宴会上说：“由于我国最近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等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苏联政府同意我们1960年贸易业务中的欠账在今后五年内分期偿还,并且不计利息.”
如此看来,苏联政府当时并没有逼中国提前还债.那究竟为何中国要在经济最困难、人民饿肚子的时候提前还债呢以现有史料看,是为了争一口气主动提出来要提前还债.1960年7月18日,在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上要周恩来算一算多少年还清苏联欠账.周恩来说：按80亿卢布计算,如果按过去我们每年还5亿计算,需16年还清；如果按每年还8亿计算,则要10年还清.听后说：“要勒紧裤腰带,争取5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我国到1964年就全部还清了50年代欠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
话说至此,造成我国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笔者以为,那两三年全国各地确实发生了旱、涝、风等自然灾害,造成粮食等农作物和牲畜家禽等减产以及食物供应困难,但那还不至于造成全国性的大饥荒.据笔者根据上述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正式公布的有关统计数据测算分析：1959年全国受灾面积占耕地总面积10457.93万公顷的42.68％,而成灾面积只占13.13％；1960年受灾面积占耕地总面积10486.13万公顷的62.43％,而成灾面积占23.82％；1961年受灾面积占耕地总面积10331.07万公顷的59.7％,而成灾面积占23.82％.显然,仅仅是发生自然灾害不至于造成上千万人饿死的惨况.应该说是“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人为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加剧了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共产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村生产力,造成那几年粮食、牲畜等减产；高指标、放粮食高产卫星等带来的高统购,把集体和农民个人的余粮储备甚至当年的口粮都强行征走,使广大农民失去了应付天灾的能力；公社食堂放开肚皮任吃,更是坐吃山空；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思想和作风,特别是层层说检测话,一级骗一级的“浮夸风”,严重干扰了及各级党委政府对粮食生产、储备情况及灾情的正确判断,失却了及时开仓赈灾、减少或停止粮食出口,增加粮食进口等应对自然灾害的快速反应能力等等.因此,刘少奇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说比较实在.
到1960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尤其是河南、甘肃等一些地区出现大面积饥荒饿死人的情况,引起了党和的高度重视.意识到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过急了办不成.他在湖北省委报送的报告上批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的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
1960年11月3日,审阅修改并签发了委托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以下简称《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着手部署在农村开展整社整风,坚决扫除上述“五风”.该文件重申“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要求各地立即动手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向农民退赔；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实行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等等.
《紧急指示信》发出的当天,党随即发出《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指出贯彻《紧急指示信》的关键和首要任务,在于提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要求并部署在全国农村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整社整风,以彻底改进干部作风,保证关于农村的政策得到落实.
这两个文件下达后,各地纷纷召开省、地、县干部会议,传达学习指示精神,了解把握政策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抽调组织大批干部下乡,直接向农民宣讲政策,推动政策的贯彻执行.
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对的《紧急指示信》拍手称快,奔走相告,盛赞这一文件恰似一个旱天雷,一场及时雨.
在此之前,于1960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想转入主动必须下决心降低指标.刘少奇也在会上发言指出,全党要正视问题的严重性,坚决纠正基建盘子过大的倾向.根据政治局的共识,周恩来、李富春8月下旬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的基本内容是：以调整为中心,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失衡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取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意味着中止“大跃进”,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1961年1月,在工作会议上,引用并解释东汉班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实事求是的典故,提出：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还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搞半个世纪；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会议决定调整当年的经济计划指标,把钢产量调低到1900万吨,当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调整到900个,比原定计划减少了300个.
第二天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提出1961年全党全国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持,尽最大努力争取农业生产取得较好收成.但《公报》仍然认为,我国过去三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这就不能不说是指鹿为马,有悖于强调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了.
会后,立即组织三个调查组,分别由他的秘书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带队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这三个调查组在当地党委的支持参与下,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向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和建议.本人也乘专列南下,一路同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和广东等省委负责人深入交谈,着重讨论社、队规模和公共食堂问题.通过亲自调研和听取汇报,对这两个问题的思想认识发生变化,意识到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公共食堂的规模小一些为好,形式也可以多样.
与此同时,常委除林彪外,全部同时下农村基层调查,体恤民情.刘少奇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南宁乡、长沙一带调研,他不住宾馆招待所,就住在养猪场和祖居老宅.周恩来到了河北邯郸,住军队营房,中午在村公共食堂与农民同吃玉米糊糊,走访了多家农户.、彭真留守北京处理书记处日常工作,抽空给三个调查组的手写指示到北京郊区顺义、怀柔等处走访农村,察看农贸市场,与农村基层干部促膝交谈.陈云到杭州、南京等地调研,在上海青浦县老家他住在农民家里,耳闻农民说的气话,意识到农民当前最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吃饭还是喝粥.朱德先后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地调查,耳闻目睹农民生活困难实情.在领导带动下,各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以及全国各级领导干部都深入农村和企业调查.
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60条”、“工业70条”、“商业40条”、“手工业35条”、“林业18条”、“科研14条”、“高教60条”、“中教50条”、“小教40条”、“文艺8条”等一批工作条例文件,纠正、克服“大跃进”以来各条战线出现的错误和混乱,重新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
“农村人民公社60条”突出解决生产大队内各生产队之间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在随后制定下发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明确取消供给制,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因为广大社员本来就不愿意办,是在上面强迫下办起来的.
“工业70条”规定国营工业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各方面和各个环节的责任制度,实行全面的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等等.
“商业40条”明确我国现阶段商品流通除了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还有作为前两个渠道的必要补充农村集市贸易.
“手工业35条”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手工业行业集体所有制是主要的,个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和助手,全民所有制只能是部分的.
教育、科学、文艺的工作条例则立足于调整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改进知识分子工作方法,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
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贯彻实施,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制约建设发展的突出问题,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这段期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仍未能从“大跃进”、反右倾保守等思维定势中摆脱出来,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进展缓慢,全国经济形势依然严峻.1961年较之上一年,农业总产值下降2.4％,轻工业总产值下降21.6％,重工业总产值下降46.5％,财政总收入减少37.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减少12.8％,城乡居民人均粮、油、布的消费量连续第三年下降,人民生活处于严重困难之中.
为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动员全党更坚决有效地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为战胜严重困难而努力,在北京召开空前规模的扩大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和各部门,各局,各省、市、地、县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会议从1962年1月11日开始一共开了28天,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分两段开.1月11日至29日上午,讨论刘少奇代表作的书面报告未定稿.大会充分发扬,将刘少奇主持起草、尚未经政治局审定的报告稿发各组让代表们阅读讨论,提出修改意见.然后集思广益,由刘少奇主持21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根据代表们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拿出第二稿报送审阅、政治局会议审定,最后形成的《报告》,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
《报告》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列举了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着重分析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一是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二是在人民公社工作中,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三是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严重滋长；四是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村生产的困难.《报告》认为,产生这些缺点错误,一方面是我们党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集中制原则,从而妨碍了党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然而,《报告》仍然强调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这几年的工作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则有悖于实事求是的原则.
1月27日下午2时,“七千人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持会议,刘少奇代表作报告.
刘少奇不讲空话、套话,一上来就说：“我的书面报告已经发给大家,就不在会上宣读了,我准备在报告的基础上再讲几个问题”.他拿着十来页纸的讲话提纲,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
刘少奇首先对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分析说,我们在经济方面的困难相当大,表现在人民的吃、穿、用等方面严重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农业减产的数量相当大.不少企业由于原料、材料、燃料不足而陷于停工、半停工状态,工业生产在1961年减产百分之四十多,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以上升.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减少.两三年以前,我们原以为农业和工业几年会有“大跃进”,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对此要实事求是地承认.
如何评估全国形势和工作失误刘少奇直截了当地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等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但刘少奇在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里都回避了三年饥荒出现大量饿死人和人食人的惨况.
“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这一通俗比喻是在庐山会议等多个会议上,反复坚持强调的对“大跃进”以来全国工作的总体评价.彭德怀、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就是因为触犯了的这条“高压线”而吃了大亏.刘少奇在规模如此之大的重要会议上,公开提出“大跃进”几年来全国工作成绩与缺点错误的关系是“七个指头与三个指头”的关系,直言造成全国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可谓坦诚尖锐,显示出刘少奇勇于面对现实的实事求是精神和为人民利益敢讲真话的政治勇气,可敬可佩！然而,正是这番客观中肯、实事求是的肺腑之言,使对刘少奇产生了不满,四年后刘少奇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刘少奇讲话结束,坐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对刘少奇代表所作的三小时报告竟不说一句评价性的话,只简单就几天会议议程安排说了几句,就宣布散会.
1月29日上午第二次全体大会,林彪作长篇发言.主持会议的作出的反应,与刘少奇报告后的反应天壤之别.
林彪抛开写作班子为他拟的讲话稿,在大会上即席、却是老谋深算地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等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林彪这番话,显然是针对刘少奇的报告和会议上许多人的发言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以来工作失误所作的批评而发.
含沙射影了一番,林彪话锋一转唱起了赞歌：“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的指示、的警告、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一席话,句句说到的心坎上.主持大会的高兴地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当林彪把讲稿整理出来后,又亲自修改,并给秘书田家英等写信称赞：“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四年后,指定林彪为接班人,取代了刘少奇.
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个先后选定的接班人,一个秉公说真话罹祸,一个善于拍马屁升官,联系刘少奇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惨处境,端的是应了南北朝一句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然而,历史辩证法无情,忠奸正邪,历史和人民终究作出了公正的判决,虽然是迟来的公正.
“七千人大会”的第二段是“出气会”,时间从1962年1月29日至2月7日共10天.会议原安排1月31日结束让代表们回各地过年.到28日至29日,许多与会代表反映想说的话还没有讲出来,憋着一肚子气.和常委们商量,决定延长会期让大家把话说完,把气出完.于是,29日下午在大会宣布：会议延长几天,开一个“出气会”,集体过一个革命化春节.还诙谐地说：“大家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会场响起掌声,气氛活跃.在下来几天的“出气会”上,各小组对省委、局、和国家机关及负责同志提出批评意见；这些负责同志也在小组会上对几年来工作的缺点错误作出检讨.
1月30日下午,第三次全体集中开会,聆听讲话.诚恳地说：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中国的革命经历了24年后才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现在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也必须要有一个过程.要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才能比较主动、比较自由.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还说：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人家不骂,我们应当自己骂自己,从这些事来看,我们实在是太蠢了.
总结了“大跃进”那几年失败的教训,深刻指出：如果在人民内部不实行广泛的,干部和群众就不敢讲话,正确的意见就集中不起来,就不可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人民内部不实行,无产阶级就可能转化为资产阶级,甚至是法西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不可能正常进行下去.因此,要让群众讲话,让群众批评,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不要人们讲话,难免有一天要“霸王别姬”.
还在大会上对这几年全国工作出现的错误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负责,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还说：“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等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
这番话当然是正确的,无懈可击.遗憾的是他没有坦然承认庐山会议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处理是错误的.显然,正如1980年所言：当时对那些年所犯错误的教训尚认识不足,总结不够,导致后来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在大会上诚恳表示：这几年所犯错误,国务院要负主要责任.对于计划上的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地过多过早过急地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
也在大会上主动承担责任并作检讨,表示他负责书记处具体工作,对那几年全国工作出现的错误应负主要责任.
领导不仅带头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而且有的也勇于互相批评.彭真1月18日在《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时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也不能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提出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第二天,陈伯达在同一个会上阴阳怪气地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负责是不是要检查的工作”彭真只好作出解释：“我的意见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不能批评,这不好.”
前面说到刘少奇说真话付出惨重代价,彭真在党内会议对提出批评意见,后来同样付出了沉重代价.四年后爆发“文化大革命”,在高层彭真是第一批被打倒的,陈伯达则“荣升”“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由此可见,党内、人民如果没有从党规、法律上具体化、制度化地予以保障是无法真正实现的,谁说真话、实话谁就倒霉.
总的来说,“七千人大会”开得、活泼,长达28天的会议,让与会者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会议的积极成果体现在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严重错误的经验教训：未能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缺乏经验,急于求成,结果干了许多蠢事；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缺乏,违背了集中制,党内斗争过火,因而使党和政府无法及时发现和纠正重大决策失误；丢掉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以致主观主义盛行,弄虚作检测成风,讲真话的老实人挨整吃亏,善于见风使舵、拍马屁、吹牛皮的干部得到表扬提拔；背离了党为人民怎么写作的宗旨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搞强迫命令、高征购、瞎指挥、刮“共产风”等,严重侵害人民利益,挫伤群众积极性,破坏社会生产力；只反右倾保守、不反“左”倾冒进,尤其是一而再急转反右,以致在党内和社会上形成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氛围等等.这些经验教训如能正确认识、认真吸取,就能成为宝贵的财富.可惜,“七千人大会”虽认识总结出上述教训,会后却未能进一步研究制定防范重蹈覆辙的制度、法规、措施并认真贯彻落实,以致后来酿成“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灾难.
毋庸讳言,“七千人大会”受当时历史条件和各种因素的制约,也存有局限性.如仍然维护和坚持“三面红旗”,与会者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严重错误,或因庐山会议阴影而小心翼翼、点到为止,轻描淡写；或出于长期“左”倾思维定势及别有用心而拼命维护、盲目吹捧.因此,大会尚没有也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束缚,未能从根本上扭转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倾向.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两周,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七千人大会”的精神.
“西楼会议”开了三天,进一步深入分析“大跃进”造成的全国经济困难形势,研究制定克服困难的对策措施.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一致认为,刚刚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估计不够,现在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更加恶化.
为此,刘少奇在会上指出：现在处在经济困难的非常时期,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周恩来提议：要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坚决退够,坚决压缩某些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使国民经济恢复正常秩序,然后再求发展.
陈云全面系统深入分析了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五个方面表现,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条措施.
对此,与会同志达成一致认识.
“西楼会议”后,党作出加强经济工作领导的重要决策,恢复了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任副组长,统一管理经济工作.这是自1958年初亲自抓了四年多经济工作后,重新由陈云主持经济工作.
为传达贯彻“西楼会议”精神,动员部署落实工作,国务院召开了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陈云在会上作《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李富春和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分别就工业、基本建设和财政工作发表讲话.此后,党、国务院连续召开多个会议,围绕争取三至五年搞好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等调整工作,使国民经济协调、稳定、持续发展这一目标,推出了一系列非常措施：
其一,不惜“伤筋动骨”,大幅度削减工业生产和基本设施建设的过高指标.把1962年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5％―20％：钢产量从1961年急跌至750万吨再降至6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从1960年的384亿元、1961年的124亿元减至67.6亿元,施工项目减少三分之二以上.此外,坚决关停材料无来源、产品无销路的工业企业,全国工业企业总数1962年比1959年减少38％.
其二,大刀阔斧精简城镇人口.1961年和1962年两年共减少城镇人口两千万人以上,把“大跃进”时期进城的农民以及部分家在农村的城市居民动员返乡,既加强了农业生产,又大大减轻城镇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压力.
其三,集中一切力量扩大农业生产.放宽农村经济政策,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国家增加对农业的投资,挤出部分原材料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使l962年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化肥等增产41％―51％；大幅度增加供应农业用的煤、燃油等.同时,从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抽调干部充实加强农村基层领导班子,发动组织城镇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学校等各行各业下乡支援农业.
其四,千方百计搞好市场供应,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国家把外汇支出的一半用于进口粮食,1961年进口粮食100多亿斤,1962年进口粮食80亿斤,以补充国内市场主要是城镇市场的缺口；给轻纺工业增加资金、原材料和燃料等投入,以增加人民生活日用品的生产和市场供应；千方百计力保城市居民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等等.
其五,采取措施控制货币发行,严格、财政和物资管理,坚决抑制通货膨胀.
党、国务院上述坚决果断的措施,经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很快就取得明显成效.1962年年底,国民经济开始走出困境：农业结束了连续三年下降的状况,1962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比上年增产250亿斤,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6.2％；国家财政收支结束连续四年出现赤字的局面,1962年转为结余8.3亿元；城乡人民生活开始有所改善,全国人年均粮食消费量329斤,比上年增加11斤,人年均猪肉消费量增加1.6斤,棉布增加2.5尺等等.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党和政府还对社会政治关系进行调整.刘少奇、周恩来分别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国务院会议上,就1958年以来党和政府工作的缺点错误,向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诚恳作出自我批评.
陆续为全国12.9万个“分子”甄别平反、摘掉帽子,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部分人的政治处境和工作、生活安排,但仍然给这些人的政治身份留下“摘帽”的尾巴,使本人及亲属在社会上受歧视.
1962年2、3月间,在广州召开的两个会议上,周恩来、陈毅公开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戴“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人民的劳动者”之冕.3月27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怎么写作,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这段期间,党还作出决定,先后给“反右倾”和农村整风整社等运动中遭受错误批判和处分的600多万党员、干部、群众甄别平反,摘掉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漏网地、富、反、坏分子等帽子.这些举措缓和了反右倾斗争以来日渐紧张的社会关系.
正当调整工作取得成效,国民经济走出困境,社会趋向稳步协调发展之际,又要奏响阶级斗争主旋律,提出阶级斗争新理论,找出革命新对象,发动新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
翻阅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笔者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每临艰难困苦、大灾大祸,不管处境如何凶险,条件怎样恶劣,总能坚定、沉着、冷静、务实、灵活应对,勇敢睿智地化险为夷、摆脱困境,显示出伟人风范和英雄本色；而一旦走上坦途、步入顺境,往往容易头脑发热、刚愎自用,奏起斗争哲学,酝酿折腾内耗.其中究竟,实难说清.
正是：
黄金无足赤,世上没完人；领袖失跬步,百姓泪涔涔.
究竟提出了什么新理论这一理论如何搞乱全国、殃及百姓且看下回分解.
[附]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三卷]――《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
后记摘 要
本卷仍采用中国传统文学章回演义的体裁,但内容则从前两卷以社会主义思想史为主线,调整为将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国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有关内容熔于一炉,使之更为丰富生动,也更为广阔深刻.
在时间跨度上,本书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起点,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把这段时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逐步形成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作了细致的描述.尤其是对以为代表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包括新主义革命和新主义社会思想在内的新主义理论,指导中国新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开始了走向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实践,努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段历史,试图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思考,冷静客观地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以求实事求是、正本清源、以史为鉴、资政育人.
笔者之所以把四史融为一体,是因为这四史本身就密不可分.思想源于实践,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思想一旦成为社会实践,便无法与社会主义运动分离,它必然要以社会主义运动作为载体和实现形式.反过来,社会主义运动也必然要在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实在难以说清楚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也难以对其作出评估.而且,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从新主义革命开始的.新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和必经阶段,社会主义是新主义的发展方向和必然结果,两者前后相继和互相贯通,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特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既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和实践者,又是新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新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和创新发展,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酝酿生成及铺开实践,都与中国的诞生及成长紧密相随、连为一体.一部党史,其实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及运动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只有把四史合一,才能写得清楚,说得明白.
既言述史,反映中国近现代这一段波澜壮阔而又跌宕起伏的历史,笔者力求遵循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原则,秉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自己良知负责的态度.
为此,笔者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一是力求尽可能广泛充分地收集研究相关的理论著作和史书资料.从2008年10月始连续两年多,笔者既“躲进小楼(房)成一统”,每天上下午均“躲”在国家图书馆一房间内,查阅资料,潜心研究,查找、复印了几百万字的资料,阅读了有关书籍及论文史料等约三四千万字,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及摘录；又踏破铁鞋觅芳踪,先后到了上海、浙江、江西、福建、陕西、宁夏、甘肃、四川、安徽、河北等省的革命老区和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及重要人物活动的地方,白天实地察看、收集资料,晚上请教当地的老前辈和专家学者或整理笔记,收获甚丰；笔者曾在广东、湖南、山西工作生活,对三地历史相对熟悉,也积存了一些资料.这些都为写作奠定了较为厚实的基础.
二是在认真阅研有关著作、文献史料和学习借鉴国内理论界及史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来的感悟和思考,从中汲取智慧和营养,并力求对史料和前人著述读出新意,对本书所要介绍的主要人物、重要思想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评述,道出自己深思熟虑的认识和见解.务求不囫囵吞枣,不人云亦云,更不去说对不起百姓、经不起历史检验的虚检测之言.
三是尽心尽力,不敢懈怠.2008年10月至2009年6月九个月里,笔者潜心在国家图书馆、广东中山图书馆等处收集、阅读书刊资料,拟定写作提纲；2009年7月至次年5月拟出初稿,送请三十多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四史领域的资深专家以及老一辈革命家、思想家的后人亲属等征询意见,听取各方意见后对原稿修改了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