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柳永（约984-1053）、关汉卿（不详）虽然一为宋人,一为元人,间隔几百年,但他们乐意倾听个体、弱势人群的言语和诉说,可以站在社会弱小者的立场上看待问题,正所谓异代同调.他们关注民生,自觉承担了文人的历史使命,体现出文人应有的社会价值.在社会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之时,准确把握了人学思想这把钥匙,为打开中国古代文学由雅到俗、由上层到民间的大转折之门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为人们思考文人的历史使命和社会价值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一,柳永的无奈困守与承担.柳永出身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自幼便养成学而优则仕的用世之志.但其入仕之路是极坎坷的.
他首试落第,愤而作《鹤冲天》,他对自己的才气是如此自信,对自己的落榜又是如此不屑不平,宁愿在烟花巷陌中浅斟低唱,且自封为“白衣卿相”.此应和了大多数下层百姓的心声之词,成为城里歌女们风靡的首唱,还唱到了皇帝耳朵里.不久,他中进士之时,“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艳虚浮华之文”的仁宗皇帝却因此前他所填之词特落之.宋胡仔《渔隐丛话丛集》卷三十九引《艺苑雌黄》记载：“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虽从他本人以及他人记载可见他确实曾有纵游烟花柳巷、秦楼楚馆的经历,但本是无奈的牢骚之辞,最后却不得不困守其间.
第二,柳永的亲民与为民呐喊.宋胡仔《渔隐丛话丛集》卷三十九引《艺苑雌黄》在记柳永经历后议论：“等呜呼,小有才而无德以将之,亦士君子之所宜戒也.柳之乐章,人多称之.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辞,则闺门淫之语.”
宋胡仔是肯定柳永的文学才华的,非议的只不过是柳永作品的“德”而已,其实柳永的“羁旅穷愁之辞,闺门淫之语”正是他的作品走亲民路线的体现,是为平民的呐喊.
文人常因一句诗或词为人称扬.苏轼称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不减唐人高处”.历史上有才华又能做到作品“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之的文人实在不多,可见柳永的才华是人所共知的.但受传统道德的束缚,文人历来较为清高,常无意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柳永却拓展了词的题材,使得传统诗词在抒发个人抱负的题材上转向了城市的小市民生活,充分反映了他亲近百姓,为社会多数人歌、为多数人咏、为多数人叹的特点,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从而能在民间活,在民间生.
传统士人有喜表现自己志趣之高洁,情趣之高雅而在笔下体现出对山村乡野、溪涧林泉等自然山水的青睐,如陶渊明、王绩、孟浩然、王维等人,却极少有人愿意冒着被人诋为低俗的危险,以高度赞赏的心情再现都市的风情画卷、富庶繁华,但柳永秉承其一贯的平民路线,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许多名都大邑之美.
第三,关汉卿的无“士”之士举.被称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戏剧家的关汉卿,与戏曲作家杨显之,散曲作家王和卿、杂剧女演员珠帘秀等交游,是大都杂剧写作组织玉京书会的最重要作家.但这些极其有限的身世资料也只是从零星的记载、他本人创作的曲与与其同时代的其他文人的资料中得知.
因为他是无“士”之士.在封建社会传统中,士为四民之首.然而,众所周知,元代的“士”是个例外.对中国而言,元代是第一个全国统一性的少数民族且是游牧民族执政的时代.蒙元入主中原后,一度想把农田改造成牧场,农业社会改变成畜牧业社会.废除了自隋唐以来的开科取士的科举制,阻断了下层读书人的进阶之路.读书人的地位下降至了底层,不能再凭借诗词、散文取仕的读书人在元杂剧中被称为“细酸”.元代有所谓“八娼九儒十丐”之说,读书人的社会地位被排在娼妓之后,仅侥幸列于乞丐之前,这足以看出读书人境遇的困窘.
关汉卿正是一个失去了“士”的称呼的下层文人.他有着与柳永相似的眠花卧柳的经历,毕生失去入仕机会.但他依然完成了士人之举.在他玩世不恭、风流耍赖的背后,是叛逆,是深刻的不满,与对伪善社会的反抗,是向正统意识挑战的傲岸和疏狂,也是不被重视的不屈抗争.他这颗“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一粒铜豌豆,在眠花卧柳、编剧演戏中依然张大知识分子的良知之眼,用笔写下了社会的不平.
第四,关汉卿的为民抗争.关汉卿走的正是如柳永一般的亲民路线,他把传统的曲中的主人公由帝王将相转向被欺凌的平民百姓,拓展了曲的题材,赢得了下层百姓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亲民意识,为民抗争的思想,无意间挖掘出了文学作品的商品价值,使文学走向民间,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他一生创作杂剧六十多种,现存的有《窦娥冤》《救风尘》《拜月亭》《望江亭》等十三种,有12本是以妇女为主角的“旦本戏”,如《窦娥冤》《蝴蝶梦》《望江亭》《调风月》等,这中间有遭受奇冤的寡妇,有富于牺牲精神的老婆婆,有被弃的婢女,他把地位低微的妇女作为主角带到了舞台.其中还有三部以为主角的影响很大的剧作,即《钱大尹智宠谢天香》《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和《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它们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具特色的艺术格局令人耳目一新.正如章培恒、骆玉明所说,关汉卿的剧作融汇和发展了传统的文人和市民文学中最富有生气的成分,展开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新面目.
从他的作品中,我们确实有理由相信,对于关汉卿,虽然“学而优则仕”的理想的报国之路已经不可能,但深入士人骨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仍在他身上闪烁,在他看似叛逆的浪子名号的身后,是肩负着使命的一个文学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第五,关注民生――文人历史使命和社会价值的自觉实现.古代文人的创作大多居于塔,只在文人之间流传,文学似乎成为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文学作品缺乏广泛的观众群.众多文人在作品中吟咏性情,抒发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然往往又因较多的用典、生涩的语言使其失去广大的读者.
而柳永和关汉卿,虽有长期游迹秦楼楚馆的经历,却并未忘记自己身为文人的使命和责任――关注民生,唤醒社会民众意识、表达社会民众情感.他们不掩饰、不避讳,保持了明确的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面向生活,面向生活的都市,亲近下层百姓,尤其着力表现弱势群体中的弱势女子的生活,关注他们的不幸,表现他们的愿望,而不是如许多所谓的文人一般只能挟册.
他们的作品得到了下层百姓广泛的共鸣.文人有石破天惊者,有涓涓细流者,但他们都要在各自的历史长河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柳永、关汉卿向我们证明了,最能融入生活的作品是平民型的.当无赖在作品中为自己的无赖汗颜,当弱小受欺者在作品中为自己的心声有人吐露而欣然,这些作品就能达到美刺“厚人伦,美风化”的目的.反观大多数文人,或过于重文学作品的商品价值,或过于为文学而文学,因此只能成为一现的昙花.
柳永与关汉卿,正因为实现了文人伟大的历史使命和社会价值,关注了民生,才能使作品具有商品价值的同时,又具有文学价值的内核,从而使他们的作品获得了永生.
（作者简介：莫军苗,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