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幸福之源》◎ ［德］斯特凡克莱因 著 ◎ 方霞 译
我们拥有的清闲和金钱越多,就越希望有天堂.在德国,调查人员请人们列出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概念,结果“幸福”、“爱情”和“友谊”三项赫然排在榜首――遥遥领先于“性”、“独立”或“职业成就”.
我们寻寻觅觅,但没能找到幸福.虽然我们的收入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但与15年前相比,生活满意度却没有提高.与那时相比,生活供给丰富了很多,那些曾经的奢侈品,今天几乎人人都写得起；为了一套西服,人们居然飞到南非.空闲时间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再是可有可无,而是有无数的方式去消遣.谁想学习制陶、中文或者异国的按摩术,就可以从无数的业余大学中选择一所去上课；谁想实现飞翔的梦想,只要去飞行学校注册.这样舒服的生活在中欧富裕社会中早已不是新鲜事,只是对于幸福没有明显的促进.
经济是决定幸福的因素之一
说到生活的满意度,德国人正好处在平均线上,在工业国家中处于中等位置,大概与奥地利在同一水平上,排在西班牙之前、意大利之后.瑞士人、荷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自称是最幸福的.那些宪法就保障人们追求幸福权利的人则位于最高水平的国家和德国之间.
同样,人们不论关注那些对不同国家进行的比较研究,还是那些反映过去10年发展的研究,得出的结论都是：在工业国中,市民的满意度并非与他们的生活水平同步增长.在富裕和幸福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如果人们像启蒙哲学家要求的那样,把提高人民的生活幸福感当做政府的任务,那么,过去10年间的西方政治家会毫无例外地失败.
今天,所有国家的政府首先追求经济发展,继而才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那么只有当富裕直接导致幸福时,政府的这种做法才能对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起作用――统计结果显示,在工业国显然不是这样的.如果人们和机器的工作会产生幸福,那么我们的经济体系就会以极其怪诞和低效的方式创造巨大的价值.
在发展中的国家情形就不同了.在那里每个美元都像是一次真正的中彩.从最贫穷的国家如摩尔多瓦到迅速发展的国家韩国,人们的满意曲线强烈上升,原因在于最贫穷的地方,幸福就很少露面.尼泊尔的一个农民,他家的田地刚够一家人的口粮,这个农民始终有压力,来年的收成还够糊口吗?小房子的屋顶能否挨得过雨季?一直咳嗽的孩子病情会不会严重起来?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收入增加也会对这个家庭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生活改善：可以带孩子去看医生,也许,甚至还可以让孩子去读书.
但是,即使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经济也只是决定幸福的诸多因素之一.有些国家甚至做到了在经济不富裕的情况下,却创造了诸多的幸福.
其中有一个地方叫喀拉拉,位于印度南部最闷热的联邦州.那里有3000万人口,挤在狭窄的空间里,每一块土地上都长满了可可树、香蕉和调味植物.尽管这些植物生长很茂盛,收成也不差,但是只靠农业和渔业为生的人们每月的平均收入还不到40欧元.
当然,这个国家在许多方面是高度发达的.在印度的其他联邦州,每两个男人中就有一个文盲,而女性的文盲比例则更高,可在喀拉拉,每个男人、女人都会读书写字,大多数人都读过高中.喀拉拉有个千年的传统：格斗、医学和舞剧,这些传统用马来语拍成电影很受欢迎.
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地方,农民耕种地主的田地,而得到的工钱却不够糊口；而在喀拉拉,每个农民都有一块养家糊口的土地.今天谁要是出生在喀拉拉,就有机会长寿.平均寿命74岁――对于一个如此贫穷的地方,简直是轰动事件.巴西比这个地方富裕6倍,可平均寿命为66岁,即使富到不能再富的瑞士女性和美国男性,他们的平均寿命也不如喀拉拉人的寿命长.
健康与幸福
寿命对于幸福而言又能意味着什么呢?健康对感觉有好处,同时,消除愤怒和压力就能促进健康.
与处在同样条件下的其他地区的人相比,喀拉拉人的寿命要高出许多,当然,这要归功于当地良好的医药供给和卫生条件.因为喀拉拉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投资于钢铁工业和飞机场,而是投资于医院和学校.同样,在喀拉拉要比其他地方生活得更好,这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拥有自己的土地、稳定的收入,生活在一个正常运行的村镇上,比较冷静地期待未来――比起那些住在门前立着推土机、限时拆除的贫民区的人们来说,喀拉拉人遭受的压力小得多.
人们得到的医疗供给越好,受教育程度越高,身体和精神之间的互相作用就越重要.在欠发达的地区,传染病迅速夺去了人的生命,当然,一旦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改善,几乎没有人会死于肺结核、痢疾、霍乱.现在高龄人又成为其他疾病的牺牲者.年龄越高,则更多的人死于由压力引发的疾患――心血管疾病和脑中风,这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人们的主要死因.
在较好的情绪、没有压力和预期寿命之间存在着直接关联,许多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
关于金钱和幸福的谬论
生活的满意度和预期寿命的长度伴随着社会的公平而来.贫穷的喀拉拉在发展中国家里力拔头筹.哪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距离越大,哪里的人们就死得越早,巴西就是一个例子――虽然一个较穷的巴西人要比一个喀拉拉的中产阶级挣的钱要多得多.
赐予人们长寿的不是绝对的富裕程度,而是财富的均匀分配.同样,工业国的收入差异也显示了这一点.在瑞典和日本,收入的差异最小,虽然两国的社会和健康体制不同,但两国人民活得最长.相反,统计显示,伴随着财富分配不公正的不断增长,预期寿命也就越短.另外,德国在这两个范畴中均处于工业国家的中间地位.
在国际比较中,国民感觉最满意的国家同时也是收入分配最均衡的国家.这不是偶然的.在斯堪的纳维亚、在荷兰,就连在瑞士,贫富差距也比德国或意大利要明显地小.
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美国联邦州之间的一次比较.虽然美国优秀的医院均匀地分布,但是在同一联邦州里的平均寿命却不同,差距多达4年.北达科他是美国西北部的一个州,那里的人们可期望活到77岁,相反,西南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州民平均年龄则在73岁.这种差距既不是绝对的富裕程度,也不是移民的来源,既不是贫困率,也不是的消费量可以解释得了的；而且,因癌症而死亡的人数与因基因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基本没有区别.谜底在于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别,而这种差别在路易斯安那州要比北达科他州高出50％.收入分配不公平州的公民较早死亡的原因可能是压力所致,是那种人们在对手林立的社会中所要承受的压力.
在金钱和幸福之间存在着一种荒谬的关系,虽然在某一门槛的一边,富裕几乎可以提升幸福,但是从更高层次的意义上来说,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才是决定幸福的因素.
过去30年间,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收入差距扩大,而最大的差距是在变革中的东欧.最痛楚的要算来自俄罗斯和立陶宛的数字.在那里自1989年以来,死亡率提高了1／3,男性的预期寿命还不到60岁.匈牙利1970～1990年之间死亡率提高了1／5.这一时期的匈牙利绝对不再贫穷,这些年来,它的国民收入翻了三番,但是,当大多数人拥有的财富还停留在1970年的水平时,富裕带来的好处也就太有限了.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只要不富裕的人的收入不下降,而富人更加富有,就伤害不到任何人.如果人们将存款数量作为惟一标准,那么该论点无疑是对的；如果人们关注幸福和健康的结果,那么这个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只要社会上的对立面不断增加,无论是对富人还是穷人就都有伤害.
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市民意识
一个热闹的活动,比如在合唱队齐唱要比单单提高演员的声音作用大.哈佛大学的一位学者罗伯特普特南在意大利调查一个好的政府决定什么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有些省级政府,如北部地区艾米利亚―罗马涅发挥典范的作用时,意大利的其他地区却充斥着腐败、经济不景气和混乱.对于一个政府的成就和另一个政府的失败,学者则从城市和乡村的结构上找到了解释.在人们愿意为达到共同的目标联合起来的地方,大多数有幸有一个好政府――虽然市民的大多数协会是非政府性的,比如足球俱乐部和合唱团.
普特南指出,通过自愿参与,人们的兴趣会互相影响.一个活跃、公开的生活共同体中很难隐藏什么,因此政治家的行为一开始就比较真诚――他们知道人们不允许他们滥用权力.
相反,在一个社会网络不十分畅通的团体中,裙带关系比较盛行,因为相对于苏格兰人和同系一根绳索的登山小组,个体会感到无主、沮丧.为了不陷入困境,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撒谎――只要能加强权力,中饱私囊.
经营不善和专制盛行地方的人们必须忍受不,因为他们不能成为政府的对立面.市民意识是以信任为前提的,反之亦然.人们越乐意助人,那么就越能更好地阻止滥用信任.正直的顶尖人物、强有力的法律和研究院很重要,但如果没有一个广阔、公开的生活空间,他们发挥的作用是极有限的,市民意识就是的基础.
相比较而言,市民意识很强的地方收入差异就小一点,不是很团结的地方收入差异就较大.普特南在美国找到了同样的例子：在财富分配较公平的联邦州,人们很欣喜地看到由协会、俱乐部组成的一个较好的社会网络,这些地区不仅仅选举的参与程度高出平均值,市民之间互相信赖,而且有更多的人长寿.公平、市民意识和预期寿命三者互相关联,只有在社会组织运营良好的地方,人们才会生活得比较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