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人民网最近有篇帖文非常吸引人们的眼球,叫《中国政府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作者是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文章说：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或者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
在中国,各级政府部门的设置和人数之巨大,恐怕是“走遍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个的.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哪一位官员的一时疏忽造成的,也不是哪一任政府想精简就能精简得了的.记得朱总理上任之初曾表示要将政府规模削减50%,但后来的结果好像并不令人满意.在上上下下“婆婆式”管理理念的支配下,经过“数代”政府的共同“努力”,才不断膨胀,形成今天如此庞大的规模.为说清楚这一问题,让我们先用李昌平曾经作过的一项调查来举例吧.
当初洞庭湖的渔业由渔民们实行自治管理,渔民们推选一位德高望重者当会长,每年每条船交一点费用,年终集中起来购写小鱼苗投放.另外,对网眼的大小也有严格的规定,渔民们相互监督,谁缩小网眼立刻就会被逐出湖区.这样千百年来,洞庭湖一直鱼虾丰茂,从未出现过打不到鱼的现象.可自从有了《渔业法》,洞庭湖边上多了个官家办的“渔政管理委员会”.起初,管委会还只有8个人,每年虽然要从每条渔船上收“管理费”,但因为人数不多,渔民们的负担还不算太重.只是管委会对新加入的渔船的控制比自治协会时要松得多,有些人给管委会的人送点东西,一个捕鱼证就批下去了.既有“费”可收,又有人送东西,还能吃到好鱼好虾,管委会的编制很快被突破,地方上许多官员的七大姑八大姨纷纷进入管委会.由于编制控制,这些新入人员的工资待遇皆从渔民头上收取.随着交费的逐年增多,渔民们使用的网眼也越来越小,最后发展到用电捕鱼.此时的渔管会已养了80多人,一边对上级嚷嚷着人手不够,管不过来,要求上级拨发费用；一边对渔民继续提高缴费额,从而使滥捕现象愈演愈烈.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到2000年初,被暗中批准的电捕船就已达20多条.很快,洞庭湖渔业资源陷入枯竭.有趣的是,当初成立“渔管会”的理由就是“保护渔业资源”.与此类似的还有环保局的“保护环境资源”、矿监局的“保护矿产资源”.由于他们的存在,不但渔业、环境、矿产资源没保护住,相反,渔业枯竭、环境恶化、矿产滥采的现状却有目共睹！
中国官多衙门多,形成的因素也很多,像上述例子所说的就是典型.从这个例子中,我们至少能分析出导致政府规模膨胀的其中几条原因.
中国的官真有权.他们要想往哪个民间领域伸手了,随便立个“法”或下个红头文件就能立刻动手.只要是扛着政府管理的幌子,谁也不敢说个“不”字.想当初,洞庭湖的那个什么“管委会”不就是这样建起来的吗?现在考公务员的行情是数千人争一个职位,而且还都是本科生、硕士生.如果公务员的待遇和能够行使的权力真的只跟社会上保姆一样（不是说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吗）,行情还会像这样火爆吗?既然有权,那么,在他的地盘上,在他可控范围内,他就可以搞“网开一面、高抬贵手、下不为例”的事,而这些事无不是以违法违规违纪为特征.这样的事有一就有二、有二而生三,有人做出样子,跟着有人效仿,效仿就会传播,传播就会扩散,扩散就会泛滥,泛滥就会成灾,成灾就得人管.这一管,人手编制不又要增加了吗
一个衙门本来只需要5只猫,就可捉尽管区内的老鼠.可偏偏这些猫爱与老鼠睡一块儿,尽情享受鼠辈们的效劳.上级发的待遇还不够他们洗桑拿的,要想活得好,只有向鼠要,上级追责任,全是一个调:老鼠太多,猫手太少！于是,上级只有再派猫,编制超了就将猫头鹰也派来当做“协猫”.这样一群猫,成天扛着打击、取缔、禁止、整顿、处罚的大旗,队伍越庞大,鼠患越升级.因为这群猫爷天天要孝敬啊,不去偷、抢、骗,行吗洞庭湖的渔船数量猛增,不但网眼越来越小,到最后连电捕船也批了就是最好的讽刺.
让我们再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婆婆式”上.一个社会,事情千头万绪,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适合建衙门来解决.洞庭湖的渔业,如果当年仍由渔民们搞自治,想必不会出现后来的电捕船,渔业资源也不会这么快地大面积枯竭.有句戏文至今被许多官人当成座右铭：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实际上,民们最大的愿望不是要你来做主,而是要自己做自己的主!拆掉那些只为“做主”而设立的千奇百怪的“衙门”吧!只有这样,政府的“规模”才会有效地“消肿”,百姓的负担才会有效地减轻.而百姓如果负担轻了,“鼠患”也就相应会减少,良性循环就会出现.
不为民做仆,早点回家卖.希望有志于真心为百姓做点事的官员们以此为座右铭吧.做到了这一点,就不愁政府不精干、不高效.老百姓才算真正有了盼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