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1830—1856年,货币供给严重不足及银贵钱贱的双重危机迅速导致中国经济严重萧条,政府税收因而大受影响,国家财政危机紧逼而至,社会危机重重.外国侵略者趁虚而入,中国日益陷入重重险境,民不聊生,纷纷起义.中国经济和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
关 键 词 ：“银荒”危机；传染路径；经济危机；财政危机；社会危机
中图分类号：K248；F8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4-0077-03
在19世纪上半叶全球金、银减产与世界经济萧条的国际大背景下,英国为争夺白银财富将大量输入中国,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中国发生“银荒”危机.白银外流不仅造成中国白银通货严重紧缩,也导致铜钱供给增加率下降,从而使中国货币供给不足的危机严重恶化.1830—1856年,货币供给严重不足及银贵钱贱的双重危机导致中国经济严重萧条,政府税收因而大受影响,国家财政危机紧逼而至,社会危机重重.
一、中国经济严重恶化
(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受到严重的损害
1830 —1856年,货币（尤其是白银）供给严重不足,导致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不断下降,从而使得国民经济最基本的两个生产部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受到严重的损害.
1831—1860年,每公石米之银价由90.19公分银下降至63.72公分银,下降幅度高达29.35%；1841—1850年,相对于前一个10年（1831—1840年）,每公石米合制钱数增加了323文,但在接下来的10年（1851—1860年）,每公石米合制钱数减少至2 914文（较前一个10年减少了957文）；而1831—1860年,每公石米之钱价（由3 548文降至2 914文）的下降幅度只有17.87%.[1]由此可见,1831—1860年,清代米价,无论是用白银计算,还是用制钱衡量,都呈现出明显的下跌趋势（在苏州府常熟县,1814年的米价为400文/斗,1823—1843年,米价跌至每斗320文～330文铜钱或0.206两～0.253两白银,1850 —1855年,米价继续下跌为每斗220文～230文铜钱或0.111两白银[2]）,粮食生产必然受挫；米之钱价相对于米之银价的下跌幅度较小,愈发突显白银货币供给严重不足的巨大杀伤力.
谷贱伤农的危害,不仅体现为农民每岁所得不敷工本,还表现为农民要承受银贵钱贱带来的雪上添霜的沉重盘剥,因为农民上交的赋税是以白银计算,而农产品零售所得则多为铜钱.如果银价对铜钱上涨五成,即意味着农民的租税负担要增加二分之一.嘉庆末至咸丰初年,东南的产米区,“大率石米卖钱三千,自古迄今不甚悬远.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3].如此一来,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其购写力的微弱程度自不待言.农民的购写力指数在1840—1850年这10年中下降了将近三分之一.[4]广大农民的日益贫困势必影响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进而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稳定.
在商品经济较发达的江南地区,“银币耗,农夫织妇,毕岁勤动,低估以售之,所得之钱,不可输赋”[5]；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小生产者,甚至“蚕棉得丰岁,而皆不偿本”[6].“盖自谷帛贱于银,而农之利夺矣”,故“耕织之人少,而谷帛之所出亦少矣”[7].1845年,湖南有些地区,因“银价日昂,银复艰得,农者以庸钱粪直为苦”[8].道光末年,四川有些地区“连年丰稔,谷贱伤农,每岁所得,不敷工本”[9].可见,“农夫织妇”等小生产者很难维持农业及手工业的简单再生产,必然促使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日趋萎缩.原本经济基础非常单薄的“农夫织妇”等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更加不稳定,一旦“饥年偶遇,则逃亡失业之患生”[10].这样就益发加速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和贫困,农业和手工业的严重受损程度便日益加深.
(二)商业和信用的危机层出不穷
农业和手工业的严重受损,必然导致商业的萎缩和衰落.如前所述,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日益贫困甚至破产,其购写力极其微弱,这显然是导致商业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时人所云,“银贵钱贱,民之生计既艰,商之货物不售”[11].再者,“民间各种贸易,往往顿置论银,而零卖论钱.银贵以来,论银者不加而暗加,论钱者明加而实减.以是商贾利薄,裹足不前”[12].当时中国国内商业数号称盐、典、茶、木四业当中的盐业为最盛,“盐务纳课论银,而卖盐论钱,银贵以来,课项倍于盐价”[13].在“银荒”危机期间,“各省盐务滞销”,“商力疲困”[14]实为普遍现象.
在“银荒”危机期间,商人从事正常的商业经营,大多亏本.而银贵钱贱问题愈益恶化,并不断引起市场的剧烈波动.于是,商人们从事商品、货币写卖的投机活动日益加剧.当时商人和钱铺、钱庄因进行投机活动失利的结局,通常是不能维持信用,最后“关门逃匿”.当时的北京,在“银荒”危机发生之前,“万方辐辏,商贾云集,行使钱票,尤属浩繁”.京城内外,钱铺不下千余家.“银荒”危机发生后,因投机亏空而“关闭十有二三”,存票“大半无从追讨”,“其存票之家,若系宽裕,遭其暗算,已属气无可伸；而寒苦旗、民,身家所靠,一遇此事,性命随之,惟持票对铺泣望,无以为计”[15].1845年,“半年之间,银价自一千五百文骤长至二千文有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市侩串抬”的结果[16].咸丰三年（1853年）,因各种危机严重恶化,持票者恐慌不已,争往钱铺取钱,北京的银号钱铺,在二月十六日“一日之间,关闭者几二百余家”[17].不难看出,“银荒”危机期间,商业和信用的危机层出不穷,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可言.
由此可见,“银荒”危机期间,中国经济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和信用,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并呈现出日益恶化的危机状态.实体经济的严重受损甚至破产,直接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故清政府的税收财政危机紧逼而至. 二、清政府的税收财政危机紧逼而至
道光年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大致可分为田赋、盐课、关税及杂税四项,其中前三项为国帑大宗,田赋收入所占比重最大,盐税次之,关税又次之.“银荒”危机发生后,农业受损严重,农民纷纷破产,日益贫困.“民既日贫,赋益难办.逋欠则年多一年,缺短则任多一任,而地丁之入绌”[18].1836—1851年,江苏漕粮“岁岁报歉,年年蠲缓”,“不独官民交困,国家亦受其害”[19].商业呈现出萧条景象,危机四伏.“富商大贾倒罢一空,几百贸易,十减五六,而关税之入绌”[20].“关税之多莫如江、浙,而江浙之税尤莫多于苏州.浒墅关为众商辐辏之处”,“银荒”危机发生后,该关榷税亦有绌无盈[21].至于盐税,因各省盐务滞销,“私盐充斥,而盐课之入绌”[22].“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商倒引悬,河南则二十州县,直隶二十四州县,未运积引至一百余万道,未完积欠至二千余万两,若不改弦更张,立见全纲倾败矣”[23].
正因为田赋、盐课等重要税收日益短绌,清政府的财政收支盈余大幅减少,财政危机出现并日益恶化.据载,户部库存银数,1781年为七千万余两,1789年为六千万余两,1814年为一千二百四十万余两,至1850年仅剩八百万余两[24].户部银库在清朝财政上的地位,犹如今之国库.“各省岁输田赋、盐课、关税、杂赋,除存留本省支用外,凡起运至京者咸入焉”[25].清政府的各项财用,亦均经由银库支放.故,户部银库银钱入不敷出的情况足以证实：“银荒”危机发生后,清政府的财政日益紧张,危机重重.
由上所述,不难发现,“银荒”危机发生后,中国经济迅速恶化,国家财政出现危机并日益恶化.国穷民困,再加上西方列强的入侵,腐朽的清王朝一时摸不着头脑,只知白银难求,却除了从民众手中搜刮白银之外,束手无策.殊不知,“中国之银,止有此数,不过相流转于上下之间.开捐助饷无非挹彼注兹之法.今则无可挹,何有注”[26]?在这种情况下,晚清社会各种矛盾急速加剧.
三、晚清社会各种矛盾急速加剧
“银荒”危机发生后,清廷的财政收入明显减少,而各项支出不仅很难缩减,军费支出反而常有增加.为了维持其政权,力图巩固其统治的经济基础,清王朝统治阶级千方百计搜刮和榨取广大民众.当时各省州县封建官吏利用税收政策,向人民强征甚至预征白银赋税.清王朝统治阶级还采取鬻官卖爵的“捐监”制度,吸取富有的商人、知识分子和官吏们手中的白银来弥补国库的空虚.这些写官者一旦上任,便是挖空心思搜刮民脂民膏.
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封建地主,在缴纳白银赋税的过程中,纵然名义赋税率没有增加,其实际负担已明显增加.当时的地主阶级往往采取间接转嫁赋税,或直接用增加进庄预缴押租、提高折价收租和征收白银货币地租等方式,加倍剥削、榨取广大佃农,以补偿其自身收益的不足.于是,广大佃农无处容身；许许多多的自耕农民和小土地出租者加速破产；一般中小地主则不可避免地日趋破落；豪绅大地主的实力却不断增强.土地集中的速度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很明显,封建地主阶级内部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和分裂.
原本生活艰难的广大农民,因为无法承受银贵钱贱带来的成倍加增的赋税负担,纷纷抗租抗粮.各省抗租抗粮“拒捕伤官之案,层见叠出”.当时广大的破产农民,虽然仍有极少部分留在土地上,作为新地主的佃农,耕田种地,但大部分破产农民不得不忍受长期失业流亡的痛苦,最后不得不“去为盗贼”,参加起义.
散布于各个城镇的小商小贩,经营规模小,资金少,主要依靠薄利多销维持生计.“银荒”危机发生后,人民购写力萎缩,商品销售数量大幅减少；一般商品的批发价与零售价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小,甚至因为钱价在进货与出手的时间差内迅速贬值,小商小贩往往亏本经营,直至破产失业.同样分布在广大城镇的手工业者的处境也相当困难.他们出售产品所获得的往往是铜钱收入,却要用银两支付较大宗的生产资料费用.由于当时的市场不断发生变化,他们即使依据成本提高产品的出售,也总是赶不上银钱比价上升的幅度,因此亏损失业在所难免.
“银荒”危机发生后,银贵钱贱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却给资本以广泛的活动场所,使者得以通过银货投机和重利盘剥起家.在商业资本遭受不利影响而趋于衰落的同时,一部分商业资本转入农村吸收土地,导致土地集中的进程急剧加快,广大贫苦农民的苦难更是无以复加；另一部分商业资本迅速转化为资本,导致当时的典当活动更加猖獗,城乡居民倍受其害.原本相当严重的“银荒”危机愈来愈难以收拾,恶性循环不可避免.
“银荒”危机发生后,全国18省1 500多个州县,都普遍存在严重的农民失业流亡的社会问题.成千上万的流民,居无定所,生活赤贫,以各种方式和手段求生存,打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造成了社会的急剧动荡.1851年,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在短短几年内就席卷大江南北,定都“天京”,强烈地震撼了大清王朝,并几乎将其推翻.
面对外忧内患的严重局势,腐朽的清王朝不得不考虑尝试各种解救措施.但是,当时的清政府既没有正视当时的严峻局势,又没有认清“银荒”危机的深刻根源——货币金融体系的落后性无法满足日益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的需求,更未意识到改革货币及信用制度的必要性,因而无法针对当时国际背景的变动和中外贸易结构的变化做出正确的对策.中国日益陷入重重险境,民不聊生,纷纷起义.当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清政府试图通过实行铸造大钱、发行票钞的通货膨胀政策,暂时弥补其财政赤字,却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危机发生,“银荒”、“钱荒”危机严重恶化,中国经济和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