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还是在那间稍显简陋的办公室,还是踏着非常忙碌的工作节奏,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寒暄之后,我们的采访就这样见缝插针地开始了.
2011年3月16日,中国社科院公布了“关于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增选结果的公告”,在新产生的第二批10名学部委员中,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赫然在列.这对于曾经获得诸多荣誉的高培勇来说,又是一次极大肯定.
据权威人士分析,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代表了一种非常权威的学术地位,此次高培勇增选为学部委员,是财政学界的第一人.
“我个人的力量微乎其微,当选为学部委员更多地是对财政学科的肯定和重视.”高培勇谦虚地表示.
财政学的回归
“本来财政学科是所有经济学科中最综合的门类,财政就是宏观调控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现在财政越来越受到重视,应该说是其职能、作用和地位的回归.”高培勇认为.
纵观财政学的发展历程,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也越来越宽.从最初财政学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再到划分为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门,后来财政学等同于公共经济学,研究范围就更宽.公共经济学不仅仅是收支问题,整个政府的经济活动都是其研究的范围.
高培勇认为,这种概念的不断演化,实际上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紧密相连的,财政学也成为一门非常综合的学科.
首先具体表现在政府层面.政府的各种职能都是需要设立各种职能部门来实现的,比如、民政、教育等各个部门.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层级,都会设立财税部门.更重要的是只有财税部门的职能可以覆盖所有其他职能部门,其他部门最多是交叉关系,但不是覆盖关系.
另外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说,市场主体从大的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居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就是政府和企业、居民的关系,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只有政府的财政职能深入、贯穿整个市场主体.也就是说,没有企业和居民能够游离于财政之外.
从世界范围来看,总统的竞选、政府的更迭,都跟财政密切相关,财政问题也是拉拢选票的王牌.
“财政在过去‘统收统支’中,被淹没在计划经济的行政思维、长官意识中,而现在在市场经济的调控中发挥重要了作用.”高培勇认为.
从未离开财政领域
回顾高培勇的整个学术生涯,从大学时始接触财政学,到后来参加工作,高培勇和财政学打了一辈子交道,这在全国财政界来说,也是非常少见的.
谈起当初结缘财政学,高培勇坦言有点误打误撞.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这对于当初还是船厂工人的高培勇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由于当时他只是初中毕业,而准备高考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加上缺乏数理化的基础,所以只有选择文科.在当时高培勇看来,文史哲比较虚,想学点实用的学科,就考虑经济学,但在当时只有政治经济学,他也不大感兴趣.
那时,高培勇留意到政府部门挂着财政局的牌子,知道国家有个财政部,所以认为财政应该比较重要,他也就选择报考财政学.于是,高培勇成为天津财经学院财政学专业的一名学生,也成为我国恢复高考以来第一批学习财政学的人.
30多年来,高培勇从来没有离开财政学的教学和科研.1985年经济学硕士毕业后,就一直执教于天津财经大学,1991年至199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至2003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至今,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
“教学和科研是有很大不同的,加上一方面从事研究工作,一方面从事管理工作,这种角色的不断转换中,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会不一样.”高培勇认为,“一个纯学者研究问题,更多地是考虑‘应当’是什么样,而从管理者角度看问题,则更多是考虑‘事实’上是什么样.”
也有人问过高培勇,如果当初让他再选择一次,是否还会选择财政学?高培勇毫不犹豫的回答：肯定还会选择财政学.因为30多年的经历,让他见证了财政学的发展,也对财政学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和认识.
拉近与现实的距离
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如果他的研究成果能够“研以致用,将思想付诸实践”,那么无疑是幸福的.
在高培勇30多年的研究教学科研生涯中,有几次非常重要的经历,拉近了其研究成果与现实的距离.
第一次是1997年4月16日,高培勇第一次走进中南海,为国务院领导和各部委办负责同志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作专题讲解,这一次他才38岁.
那时,1994年实施的税制改革刚刚过去3年,如何评判新税制实施3年来的效果以及如何看待新税制运行中出现的诸多矛盾,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现实问题.而且当时还没有形成现在这样很成型的领导同志集体学习制度,这些都给高培勇带来了无形的压力.
“高培勇教授讲得很好,他结合我国实际,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使得我们很受启发,讲课中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对于高培勇的课,朱基总理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第二次是2000年1月9日,高培勇在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财税研讨班上作了“市场经济体制与公共财政框架”的讲座,他是被邀请的唯一学者.
第三次是2010年1月8日政治局第18次集体学习,高培勇和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一起讲解了“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和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专题.
第四次是2010年9月29日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高培勇和房宁研究员一起讲解了《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研究》专题.
“政治局的集体学习通常一讲就是几个小时,领导们听得也很认真仔细.”高培勇透露,这些给决策层讲课的经历很少见,也非常难得.能够把理论上升到政策层面,也更加鼓舞了他研以致用的决心和坚持.
财税改革一直是主线
“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财政税收的改革一直是主线之一.”高培勇认为.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由“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不断向“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靠拢和逼近；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是构建并实行了既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又与财政的本质属性相贯通的公共财政制度体系. ,
高培勇认为,30多年来,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一是前15年的“放权让利”阶段.而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能够且真正放出的“权”,主要是财政上的管理权.政府能够且真正让出的“利”,主要是财政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所占份额.这一整体改革思路与财税体制自身的改革任务――由下放财权和财力入手,打破或改变“财权集中过度、分配统收统支,税种过于单一”的传统体制格局相对接.
第二个阶段是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严格来说,应该从1992年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算起“制度创新”必须要有突破口,于是财税体制改革就成为突破口之一.
在改革内容与范围的取舍上,既包含有利益格局的适当调整,更注重于新型财税体制的建立,着重财税运行机制的转换.
“1994年分税制改革不仅仅是中国财税领域一次规模最大的改革,而且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次重点战役.”高培勇评价认为,“正是这样的背景,才会有1997年4月16日为国务院领导和各部位办负责人同志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所做的专题讲座,否则不会有这样的安排,实际上也是对1994年分税制改革实施几年来做一个评估.”
在税制改革启动后,也随即启动了税费改革.“费改税”的目的,显然不是要将本来意义的政府收费统统改为征税,而是以此为途径,将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纳入规范化轨道.
第三阶段是1998年开始,需要把分散于中国财税领域各方面的改革浓缩为一条主线,1998年底,也就提出“建立公共财政体系框架”的初步概念.1998年12月15日举行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决策层做出一个重要决定：构建中国的公共财政基本框架.
“回顾以前的文件,可以发现,之前的财税改革都是局限在局部,而这一次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体系带有整体规划布局的性质,我们觉得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决定.”高培勇认为.
从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财政体系框架”,如何推进这件事情成为关注焦点.中国的改革一直遵循自上而下的方式,层层布置、层层谋划.于是1999年下半年,开始筹划准备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财税研讨班.
高培勇的几次重要讲座都与中国财税体制改革进程密切相关.2000年1月9日的那次讲座,高培勇的主要任务是系统阐述中国公共财政理论体系.
2010年1月8日的那次讲座,据高培勇透露,他接到任务时是2009年1月份,而时间的安排上也独具匠心,以前政治局集体学习一般安排在下半年,只有那一次是安排在年初.后来高培勇得到的解释是,特意将讲课时间安排在年初,也是想突显财政税收的重要性.
而到了2010年9月29日,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高培勇接到的讲课主题是《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研究》,刚接到这任务时,高培勇也有点疑惑：自己对这方面没有系统的研究.
相关领导也给他解释：新时期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表现在收入分配上,而收入分配领域矛盾的解决主要靠政府实施的再分配,再分配的调节都是以财税为主要手段,所以再分配领域的问题没有解决好,责任一定归结于财税工作.
回顾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进程,高培勇几乎经历了每一个阶段,“鸟瞰”这些历程,总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和体悟.
（本文未经审阅）
“财政在过去‘统收统支’中,被淹没在计划经济的行政思维、长官意识中,到现在在市场经济的调控中发挥重要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