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务员队伍庞大,现阶段追求公务员工资收入的透明化,取决于监管机制的设定及成本.
自阿忆在博客上“晒”了自己当北大副教授的工资后,“晒工资”成了一个流行词.有人在Google上“咕(gu)”了一下,说看到了近30万条相关记录.以至于3月深圳“”,一应邀旁听的市民代表,受陈至立和徐冠华“晒工资”的启发,要求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华楠“晒”一下工资,结果“晒”出该领导月入不足万元的新闻.
有媒体发表评论认为,“晒工资”表达了人们从自身低工资出发,对高收入的质疑,揭示了当今分配领域存在的差距与不公.于是“晒”的对象也在扩大,已波及到垄断行业一些人的头上.可见这里面承载着愤怒、不满和思考,寄托着对败、社会公平正义、和谐效率的期待.因为,如今通过“改革”,一些特殊人群已经演化成了利益集团,他们正在利用“制度化的方式”扭曲分配关系,与民争利,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与强加在大多数民众身上.“晒工资”这个看似很情绪化的现象,实际反应了深刻的社会心理.
其实站在客观一点的角度看,人均GDP已经达到8619美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的深圳市,一个副市长级干部月工资不足万元(人民币,下同),不见得就不合理.与贵州比,2006年深圳市GDP为5684亿元人民币,地方财政收入突破600亿,上交财政突破1000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567.08元.而同期贵州省GDP大约为2260亿,财政收入约448.66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9000元.深圳各种人口不足1500万,是贵州近4000万人口的负2倍半,但GDP却是贵州的2倍半.理论上讲,深圳人的收入可以是贵州人的5倍,而实际深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接近贵州的2倍半.而与香港相比,深圳一个副市长级公务员月工资,可能只有香港同级政务官的1/10.高与低,其实都只是相对的.
但在今天地区差异、行业职业差异、收入存在较大差异的背景下,为什么人们还对“晒”官员与特殊群体的工资产生这么大兴趣?
据报道,深圳“”席上旁听的市民刘兆祥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让公务员、让领导干部的工资透明化?他说,现在揪出一个就是数千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连公务员家的小孩都敢在同学面前显摆“我家有的是钱”.市民宋成柱说,随便一个社区民警都有钱写几套住房,这钱是哪来的?可见,人们敏感的是“晒”工资之外的另一“收入”面:非阳光领域――信息绝对不对称的“灰色地带”.
我国公务员队伍庞大,现阶段追求公务员工资收入的透明化,取决于监管机制的设定及成本.有没有与激励和约束同在的透明机制,是问题的关键.比如当有公民想了解某一公务员的合法收入时,可以到哪里去查?是否随时可查?舆论界认为,无论怎样强调收入是一个人的隐私,但公务员的合法收入来自于税收,公共财政条件下,纳税人尽了纳税义务,便有权了解税款的去向.也只有知情充分的条件下,公民才有可能实现监督权.比如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为在加税前写车而下野,因此他不是在廉政公署介入下才下课的,透明机制成了“占便宜”过不去的“高压线”.
相形之下,当制度与机制缺失,处于信息不对称的一方是弱势的.比如,对官员的工资收入,人们是否只能每年在“”期间,才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知情权诉求和行使监督的权力?这使我想起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给了三位在信息经济学领域取得成就的美国经济学家.他们的贡献,在于揭示了信息在经济行为中的前置作用,人们在信息上所处于的优势与劣势的不同地位,可能会造成机会的不平等,从而给出了制度创新的新空间.
理论上讲,员偏离工资性合法收入,而进入灰色地带的时候,会表现出一种特征:他是把“官”(职业),当“生意”(交易)来理解并在强烈的心理暗示、利益的诱引驱动下,不惜监守自盗,铤而走险的.这就自然进入了信息经济理论揭示的“充满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的市场领域.信息经济学理论还认为,当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经济行为人有故意的“隐藏行动”,会引起“逆向选择”,导致“权力不对称”,创造垄断暴利,使“信息劣势方”在不知不觉时即“受损”,从而引发“道德风险”.
以此可见,与其对“杀无赦”,还不如最大限度压缩“信息不对称”活跃的地带.因为杀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一个人做到有职有权的高位,国家、社会、家庭、自己都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精力、时间,杀掉了,满盘皆输.不如“有教无类”教为先.前置高压线,用透明机制来消灭“权贵资本主义”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