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在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中,我国主要依靠投资与出口,这对经济长期增长不利.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消费率持续 降低的原因,指出政府财政收支增长过快且支出结构不平衡,造成我国近些年的“藏富于国”而非“藏富于民”是消费 率低下的关键.因此,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应注意合理安排财政收支增长幅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公共消 费品及农业方面的投入,提高社会整体消费率.
[关 键 词 ] 消费率；财政收支；财政支出结构；居民收入；挤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 F81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10-0105-03
[作者简介] 汪 红,苏州大学商学院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江苏 苏州 215021)
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我国目前仍主要依靠投资与出口,尽管在2006年第三季度显示消费增长开始发力,但相对于高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来说,消费率仍然偏低.我国目前这种主要依靠投资与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有可能导致未来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这主要源于我国入世过渡期结束后,那种主要依靠低廉的来扩大出口的情况将越来越受到抵制,同时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对出口构成压力,而投资也很难长期保持高增长.因此研究造成我国消费率持续低下的深层次原因,探索拉动消费需求的对策,就成为经济领域中值得关注的一个课题.
一、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变动
我国政府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就开始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鼓励居民消费,但事实上我国居民消费迄今为止,总体上仍可以说是“启而不动”,整体居民消费率仍然偏低,且呈逐年下降趋势.下表为我国自1998年以来的居民消费率变动情况：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我国居民消费率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保持在45%左右的水平,且2000年以来该比率下降极为迅速,至2006年已跌至36.5%的历史最低水平.这与发达国家60-70%的消费率相比明显较低,即使与居民消费率最低的东亚国家相比,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仍然要低5-10个百分点.
另外,在居民消费率整体趋于下降的同时,各类主体消费率的变动幅度也不尽相同.下图为各类主体的消费率变动情况.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自1998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明显要大于城镇居民消费率,且下降幅度较大.而政府消费率1998年-2001年呈现总体上的缓慢增长趋势.尽管此后3年有所下降,但结合表1数据可看出,我国政府消费率在2005年迅速增加并达到最高点.
二、我国政府支出失衡对居民消费率变动的影响
从经济学角度看,居民消费水平主要受收入水平及边际消费倾向的制约.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从长期看呈稳定趋势,则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需求的最基本因素,这无论是在早期的凯恩斯消费函数中,还是在现代的诸如莫迪里亚尼的生命周期模型以及弗里德曼等的持久收入模型里,都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收入增长也就成为制约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从1979年到2004年,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的增长率均分别与其消费支出增长率高度正相关.然而根据我国实际,从1998～2004年,我国GDP年均增长8.2%,虽然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了8.4%,与GDP增长基本持平,但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幅度只有4.3%(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况且我国人口中农民占60%以上的比重,这实际上就表明,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明显低于GDP增长率.这两年尽管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长幅度开始加大,但仍慢于GDP增长率.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GDP增长速度为10.7%,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0.4%,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4%,综合计算仍慢于GDP增长率.收入的增长率长期低于GDP增长率,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于合理水平并持续下降的直接原因.因此,要找到中国消费率连年下滑的原因,应当主要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为何相对缓慢方面去寻找突破口.尽管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滞后的原因进行了猜测,但有一个重要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由于财政收入的连年增加导致“藏富于国”,加之政府支出结构的不平衡,由此改变居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并最终导致我国消费率的下降.下表为我国自1998年以来的财政收入与支出增长变动表：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连年增加,2004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1996年已经增加了74%.相应地,财政支出也在逐年增加,但除了1998～2000年外,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要慢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幅度,这也显示出我国“藏富于国”的情况.在国民总收入既定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增加过快,势必会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减少,从而使居民消费的增长落后于经济的发展速度.
上式清楚地表达了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在给定政府预期支出的变化情况下,当θ>0时,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私人消费的减少,产生挤出效应.当θ<0 时,政府支出增加会增加私人消费,产生挤入效应.当θ=0时,政府支出增加对居民消费没有影响.而根据Landau(1986)使用1960-1980年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分析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Barro(1991)以98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1965-1985年的数据,发现相同结果.而根据我国1998-2004年居民消费额与财政支出总额的数据,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995.根据西南财大李伟等人建立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长期具有挤出效应.由此可见,由于我国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增长幅度较快,在挤出效应条件下,导致居民消费率的持续下降.
另外,我国财政支出在增加的同时,其内部支出结构是不平衡的.这主要表现为经济建设费等投资性支出增加,而与居民生活福利等相关的一些公共支出相对投入不足.下表为我国财政支出结构：
从上表可以明显看出,我国自1998年以来尽管财政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在逐年下降,但始终占财政总支出的25%以上,与之相对的就是政府在教育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相对不足,其中教育支出增长幅度不稳定,而且与GDP比较,达不到GDP的 4%,而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支出仅占财政总支出的2%不到,社会保障程度相对很低,由此增加了居民对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的预期.根据预防性储蓄检测说理论,消费行为会随不确定程度的增加而变得更加谨慎.可见,由于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不足导致居民对未来不确定预期的增加,影响了对当期消费的积极性.根据经济学原理,社会保障支出是政府为实现社会公平而采取的一种再分配措施.美国联邦政府2004财政年支出的45%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怎么写作,用于行政公务的费用只占总支出的10%；而在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中很明显行政管理费支出比重连年增高,增长幅度相对较大,而社会保障支出与美国相比差距相当大,在这一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
三、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对策
由于个人收入增长迟缓于国民收入的增长,且政府支出结构的不平衡又加剧了居民对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的预期,导致居民消费率的持续下降.因此,如何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水平,使我国实现由“藏富于国”转为“藏富于民”才是拉动消费的关键.
(一)合理安排财政收支增长幅度
参照国际标准,我国应将政府财政收入(支出)的增长幅度与经济增长幅度挂钩,政府的支出政策必须综合考虑对居民消费和社会总需求的长短期影响,从长期看,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当然,在我国目前经济转轨过程中,为了保证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财政支出可有一定的弹性.具体来讲,当宏观经济处于低谷时,政府可以考虑适当地增加总支出从而刺激社会总需求.而当经济处于高峰期或者长期均衡状态时,此时政府支出增加的正面效应较低甚至有可能存在负面效应,故应考虑减少政府支出以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另外,政府在增加财政收入与支出时也应考虑加强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建立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大体同步的机制,让城乡居民能够充分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消费支出
为降低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有效增加居民消费支出,我国政府应加大措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政府在住房(廉租房与真正的经济适用房)、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适当控制政府投资比重.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程度水平低,要完善社会保障机制,需要耗费相当的财力.为此我国可在市场中出售部分上市国有公司的国有股份,如已上市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对此类企业国家只需保持相对控股即可),将出售的收入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尤其要注意扩大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另外据国资委介绍,今年开始将要求级国有企业分配利润,这固然是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公共消费的一个渠道.但笔者以为我国政府不应将目光仅仅拘泥于利润的分配上.的确,国家同样作为一个投资者,与一般投资者一样,理应获得投资回报,但要求国企业分配利润,这其间会涉及到诸多部门的利益纷争问题,即分配给谁,分配多少,分红如何运用等现实问题,实际操作起来较难.我国更重要的应是采取各种措施降低部分国有企业的垄断性,而不是单纯地要求国企分红.降低国有企业的垄断性,一方面可以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来获利,改善创业环境,进一步增加居民提升收入的机会,实现“藏富于民”,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减少国家投入,提高经营效率,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消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