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国内学者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却得出了具有争议性的结论.经研究发现,指标选择及其处理不统一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在关于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其指标选择主要与财政分权概念有关.其中,对财政分权度量指标的分析从边际分成率和平均分成率,财政收支比重指标,预算内指标、预算外指标及体制外指标三个方面进行.
财政分权 中国经济增长 度量指标在Oates等人发展的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和Qian和Weingast等人发展的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证研究,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经研究发现,指标选择及其处理不统一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一、文献综述国内学者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得出了四种具有争议性结论：一是认为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为正,从而认可财政联邦主义关于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适用于中国.如Ma（1997）、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以及肖文和周明海（2008）等发现财政分权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二是认为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为负,从而否定了财政联邦主义关于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如Zhang和Zou（1998）认为,省级财政分权与中国各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这在过渡时期（1985-1989）显得特别明显,周培奇（2011）也得出了相似结论；三是认为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但对此仍存在不同的结论.如张晏和龚六堂（2005）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个分界点,之前的财政分权抑制了经济增长,而之后则促进了经济增长,另外,他们还在划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基础上发现了不同地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差异.但是,同样基于分段回归,沈坤荣和付文林（2005）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1994年前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两者之间却呈现显著地负相关.周业安和章泉（2008）发现从1986―2004年的整个时间跨度来说,财政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而1994年前财政分权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1994年后它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四是认为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无直接相关关系.如胡书东（2001）、李文星等（2009）认为一般的财政分权与国民经济绩效之间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
二、对财政分权的度量指标的再思考在关于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其指标选择主要与财政分权概念有关.下面对相关的指标选择进行简要分析.（一）边际分成率和平均分成率.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使用边际分成率来度量财政分权,其含义是指地方政府从财政收入增加额中所提留的比例,该指标也被成为自有收入的边际增量.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处在不断的调整之中,为了反映这一变化,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对不同时期和省之间的财政关系进行了分类,其中,在1985到1987年之间共涉及到四种类型,而在1988到1993年之间则涉及到五种类型.按照他们的研究,在1985到1987年间有14个省可以从财政收入增量中保留一定的份额归自己支配,在1988年到1993年间还有5个省这样做,其余省份在所有时期获得了100%的边际分成率.对于财政制度改革前即1985年之前不存在财政分权,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将其标记为0.在他们的方法下,我们可以发现,像广东和江苏这样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雄厚的省份竟然与四川、宁夏等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较穷的省份具有同样的财政分权度,这显然很难令人信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当使用边际分成率来度量财政分权时,那些将财政收入中的固定比例上交给财政的富裕省份和那些从获得财政补贴的省份是一样的.张晏和龚六堂（2005）曾指出了这一点.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由于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收入划分是按照税种、地方税种和与地方共享税种来进行的,这就进一步制约了边际分成率方法的应用.也承认,边际分成率指标确实不足以反映财政关系的复杂变化.Ma（1997）使用了平均分成率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其含义是指省级政府在预算收入中保留的平均份额.但正如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所指出的,这一方法面临一个内在矛盾,即一些省份在改革开放前就一直对财政有净贡献,按按照Ma（1997）的方法,此时就已经存在财政分权,但在统收统支制度下,这些省的支出仍需要政府批准.这样一来,平均分成率就无法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与地方财政关系所经历的重大改革,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的新格局.虽然肖文和周明海（2008）结合使用了这两个指标,但由于这两个指标在度量财政分权程度时分别面临困境,并不会因为合并使用而消失.因此,他们方法的合理性也是值得商榷的.（二）财政收支比重指标胡书东（2001）使用了人均地方财政支出比重和地方经济建设支出比重来度量财政分权,周业安和章泉（2008）使用了人均各省本级财政支出比重来衡量财政分权,李文星等（2009）采用了各地区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来度量财政分权,应该说这种基于财政收支比重的指标选择方法沿袭了Oates从财政收支度量财政分权的传统.但这一方法的有效性仍然面临潜在的问题,比如我们需要考虑,在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转移支付的情况下,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是否能够反映财政分权的实际情况,特别是转移支付在分为有条件转移支付和无条件转移支付时,它们对财政分权的影响是一样的吗?在中国长期以来存在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不对等,尽管分税制改革在某些方面有所调整,但是由于1994年的改革方案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财政收入占全国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因此,这种不对等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集中了大部分的财政收入,但又通过税收返还、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等形式将财政支出转移给地方.马拴友和于红霞（2003）的研究表明,在1998年到2001年间,税收返还在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其比重高达62.1%,其次是专项转移支付比重为20.1%.这样一来,非条件性转移支付就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了相当高的比重.由于税收返还建立在一定的基数基础上,在制度设计上为了保证地方原有利益,并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采用了“ 存量不动, 增量调节” 的办法,并确定各省税收返还额的递增率,系数为各省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的10.3.这样一来,如果一个省增值税和消费税平均增长率高,其获得的税收返还额也大.所以对于经济发达省份而言,包含了税收返还的地方财政支出比重可以比较好地反映财政分权的情况.但是,对于经济欠发达的省份而言,由于其地方财政收支存在较大缺口,的转移支付主要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这样用其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财政分权则可能拉高其指标数值.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缺乏明确的规范和统一的标准,转移的具体数额往往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和“跑部钱进”的能力密切相关,这样就使得利用财政支出比重来准确衡量财政分权程度面临更多的困境.另外,由于地方政府之间在进行竞争时往往使用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甚至是简单的通过承诺对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按照一定的比例给予返还来“招商引税”,这样就带来税收在地方政府之间的重新分配,这种重新分配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一个地方因招商引税导致财政收支比重的增加会高估其财政分权程度,而一个地方因其他地方招商引税而导致财政收支比重的降低也不能反映其实际财政分权程度.此外,如果考虑到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财政支出比重也不能很好的反映财政分权情况,即使像胡书东（2001）、周业安和章泉（2008）那样采用人均指标,仍然不能避免因为经济规模差异而产生的影响.正如张晏和龚六堂（2005）举例指出的,四川省的财政支出最高, 但这并不反映四川省就比支出较小的广西拥有更多的财政自主权.同样,上海财政支出高于天津, 但上海市的财政自由度并不比天津更多.（三）预算内指标、预算外指标及体制外指标由于中国财政收支的不规范、不统一,学界通常采用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和体制外资金来描述政府实际财政收支的分布.这样,对财政分权的度量就必须对此进行综合考虑.因此,很多学者在关于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关注到了这一特殊事实,如张晏和龚六堂（2005）、沈坤荣和付文林（2005）采用了预算内外的财政收支比重指标衡量财政分权,特别的,张晏和龚六堂（2005）还考察了体制外收支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重要影响.但是,从1990年始,于1993年至1995年、1996年和1997年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制度进行了多次调整.这导致了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概念的变化,进而导致难以对相关的统计数据进行统一处理,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导致基层政府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程度加剧,结果是地方政府进一步通过多种途径扩大了预算外收支的比重.从不同角度可能对此作出不同的判断,如从地方实际支配财力的角度,可能得出财政分权程度加大,但如果从预算外收支特别是制度外收支缺乏规范性和统一性的角度来看,也可能得出财政分权过度的结论. 三、结语国内学者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出现了四种主要的争议性结论.在关于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其指标选择主要与财政分权概念有关.其中,对财政分权度量指标的分析从边际分成率和平均分成率,财政收支比重指标,预算内指标、预算外指标及体制外指标三个方面进行.因此,本文认为,度量指标的选择和处理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在选择指标的时候经常会面临的困境是指标要么不符合现实,要么不易于处理.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感兴趣的学者不应该理所当然地认为相应的度量方法和指标都是有效的,大量的度量缺陷可能会导致从那些数据中得出不合理的推论.
发展中的与地方关系―中国财政制度变迁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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