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资源诅咒论和初级产品论分别给出了不同的回答.根据对19世纪农牧产品出口国的案例研究,初级产品论声称在联系效应带动下资源开发可以帮助国家脱贫致富.资源诅咒论则根据二战结束以来矿产出口国经济数据的计量分析,得出资源丰裕更多的是诅咒而非福音的结论,其核心逻辑是挤出效应.比较研究说明：资源是福还是祸关键要看开发战略是否正确,我国资源富集区应实行资源就地转化战略,以科技创新带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并且要通过改革实现对资源价值的完全补偿和资源收益分配的公平合理.
[关 键 词 ]自然资源开发；资源诅咒论；初级产品论；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4）02-0029-04
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但经济学家对其最终效应的看法却存在严重分歧,初级产品理论巩固了古典经济学资源是福的传统看法,资源诅咒论却给出了相反的结论.出于“比较启智慧、比较出真理”的理念,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两种理论的比较研究,为我国资源富集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一、两种理论的发展轨迹
(一)初级产品论的发展轨迹
初级产品出口论（Staple Theory）形成于20世纪早期,主要由加拿大经济学家W.A.Mackintosh、Harold Innis、M.H.Watkins等人提出和完成,被看作加拿大经济学界对发展经济学的独特贡献.该理论最初用来解释加拿大的经济成长史,“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加拿大经济增长的步伐是由是否具有可供出口的初级产品而决定的”,后来也扩展到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阿根廷等白人移民国家的经济增长分析.所谓初级产品,是指包括农林牧渔矿等在内的未经加工或略作加工的产品.加拿大在19世纪先后向欧洲出口鱼、毛皮、木材、小麦以及矿产品,以此成功带动了其经济发展.根据这种历史观察,经济学家认为,人口稀少、人均资本稀缺而自然资源丰裕的新拓殖地区具有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通过向工业化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可以带动经济发展.一方面,借助初级产品出口带来的收入可以吸引移民和外国投资,进而弥补本国劳动力和资本短缺的不足；另一方面,初级产品出口还可以带动交通运输、关联制造业和怎么写作业的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多元化.加拿大通过初级产品出口实现工业化并非个例,阿根廷依靠牛肉出口在20世纪初成为当时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先向英国出口羊毛后向海外出口矿产品实现了脱贫致富.初级产品出口国在19世纪优异的经济表现增强了这种发展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
(二)资源诅咒论的发展轨迹
二战结束后,初级产品理论开始受到人们的诟病,发展经济学家R.Prebisch（1950）最早观察到拉美初级产品出口对发达国家贸易条件出现不断恶化的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起,“资源诅咒”论（Resource Curse Thesis）开始流行.Auty（1993）发现,资源丰裕国家不仅有可能无法从有利的资源禀赋中获益,而且实际上它们比资源匮乏的国家表现更糟糕.美国经济学家Sachs&Warner（1995）对该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对1971-1989年97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数据的回归分析表明,经济增长率与资源丰裕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资源诅咒检测说由此被认为获得验证.这一反直觉的结论再加上Sachs&Warner较高的国际知名度,吸引了大批学者加入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大量文献层出不穷,研究内容涉及资源诅咒的表现形式、传导机制和规避手段等多方面,研究视角也从纯粹的经济学分析扩展到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分析.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陆续加入讨论中,但探讨的重点是我国各地区之间尤其是省级层面是否存在资源诅咒及其传导机制如何的问题.围绕资源诅咒论展开的争论和相关研究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学界最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
二、两种理论的相似之处和主要差异
两种理论都把通常被经济学忽视的自然资源作为研究对象,也都大致以经济发展历史作为基本依据,在研究思路上也都与比较优势学说相关,而且也都强调市场机制、工业化、经济活动多元化的重要性,这些是它们的相同点.尽管如此,两种理论之间还是存在很大区别.
(一)时代背景发生变化
初级产品理论考察的大多是19世纪的农牧产品出口国,而资源诅咒论考察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矿产品出口国.一方面,农牧产品与矿产品属于不同的初级产品类型,在一般情况下,矿产在地理分布上更为集中,采矿业需要更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更高的技术水平,采矿业的发展对当地劳动力的吸纳、对关联产业的带动都比较有限,这些技术经济特点使得采矿业的“经济飞地”属性比农牧业表现得更为明显.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技术进步降低了初级原料在最终产品价值构成中的比重,运输成本的下降使得资源产地国的生产成本优势大大降低,自由贸易和FDI的扩张使国内资源与国内工业的联系被严重削弱,世界资源生产日益被少数跨国巨头所垄断,资源产品也被少数发达国家所操纵并日益金融化,这些导致资源品相对于工业产品的日益走低和资源的剧烈波动.矿产品与农牧产品的不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最终使得二战结束以来的资源丰裕型发展中国家无法像19世纪的加拿大等国那样通过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而享受“资源型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1870-1913）”,反而陷入经济低增长的“资源诅咒”陷阱.
(二)研究方法各有特点
初级产品论以历史案例研究法为主,资源诅咒论则以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为主.初级产品论的贡献者几乎都是经济史学家,他们在对19世纪加拿大经济成长史的历史个案考察中总结出了该理论,并通过对澳大利亚等国的拓展研究对理论进行了验证.正鉴于此,Watkins指出,初级产品出口论只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发展理论,它的适用需要一些基本前提：（1）该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人口相对稀少；（2）初级产品的大量出口可以构成当地经济发展的先导部门；（3）经济体一开始就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根据市场变化进行自我调整的能力.资源诅咒论虽然也以经济史为依据,但大部分研究都是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标准的计量分析作为基本方法,试图通过对各国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发展成效的回归分析来揭示一般规律,资源诅咒论的研究者也因此常声称其结论具有普遍性. （三）解释机制针锋相对
初级产品论以“联系效应”作为理论核心,资源诅咒论则以“挤出效应”作为主要的经济学逻辑,这种针锋相对的解释机制构成了两种理论最根本的区别.
所谓联系效应,是指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可以带动与之相关的经济部门,最终带动国家的投资增加、生产提高和经济增长.联系效应最早由发展经济学大师Hirsehman提出,后被初级产品理论细化为包括前向联系、后向联系、最终需求联系、基础设施联系、人力资本联系和财政联系等在内的一套完整体系.具体而言,前向联系,是指初级产品出口的扩大可以带动以该初级产品为原材料的加工部门的发展,比如木材生产可以带动家具制造业和造纸业的发展；后向联系,是指为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提供条件的部门的兴起,比如农产品出口会刺激农业机械制造业的发展；最终需求联系,是指初级产品出口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会提高国内需求水平,当这种需求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将使得以往依靠进口的商品在国内生产变得有利可图；基础设施联系,是指初级产品出口将刺激公路、铁路、电力、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联系,是指初级产品生产可以鼓励当地企业家精神的培养和熟练劳动力的成长；财政联系,是指政府以税收或红利形式占有出口收入,并将这些收入用于教育或新的投资项目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联系效应实际上构成了资本形成过程,初级产品理论也就变成以投资驱动增长的经济发展理论.按照初级产品论的看法,随着联系效应带来的投资繁荣和经济活动日趋多元化,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比例关系将发生转变,当制造业、怎么写作业等非初级产品部门开始成为经济主导部门时,国家将会完成工业化并不再是初级产品生产国.
资源诅咒论的解释机制意在说明资源丰裕成为经济增长障碍的传导渠道,核心是挤出效应.基本含义是说,经济的正常发展需要x,而资源丰裕却挤出了x,这里的x,包括制造业、投资、教育、创新、良治等多方面内容.第一,挤出制造业,是指经济体会由于初级产品部门的异常繁荣导致本地制造业衰落和“去工业化”.这是因为资源部门的经济繁荣会把原本投在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和资本吸引过来,资源出口剧增带来的外汇收入增加也会使本同货币升值进而打击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而来自资源出口部门的收入将会扩大对不可贸易的怎么写作业的消费需求,从而刺激怎么写作业而抑制制造业.制造业因具有正外部性和“千中学”特征而被看作经济增长的基本载体,资源繁荣引起的制造业衰退必然会带来经济增长停滞,挤出制造业的解释也被称为“荷兰病效应”.第二,挤出投资,是指自然资源开发会通过提供一个貌似持续的收人流,使人们产生财富错觉而满足于增加当前消费,这将降低储蓄和投资水平.第三,挤出教育,是指资源密集型产业往往只需要低技能的生产者,这将抑制人们对教育的投入.第四,挤出创新,是指资源富集地区由于存在较高的资源租金而把潜在的创新者和企业家吸引到资源部门去,资金也将从R&D部门转移到初级产品部门,企业家行为和技术创新活动被排挤出去.第五,挤出良治,是指自然资源提供了一种收取租金的简单方法,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更倾向于寻租而非生产,各利益集团为争夺对资源的控制而陷入权力争斗,得势后则横征暴敛,导致国家秩序混乱、社会动荡.尽管资源诅咒论也提到了资源波动、政府治理不当等因素,但构成其经济逻辑根本的却是对挤出效应的阐释.
(四)政策结论大相径庭
初级产品论虽然也提醒存在初级产品陷阱,但整体上认为资源丰裕是福,肯定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认同以初级产品出口带动区域增长的发展模式.从实际效果看,即使在资源诅咒论所考察的20世纪末,智利、马来西亚、博茨瓦纳等国也依靠初级产品出口实现了经济发展.相反,资源诅咒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源丰裕更多的是祸不是福.为规避诅咒,资源丰裕型国家应当采取将自然资源留在地下,建立资源平准基金,实现经济多样化,推动政治经济改革等措施.
三、对我国资源富集区经济发展的启示
我国是一个人均自然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整体上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但我国的资源分布极不平衡,资源分布上的“西多东少”与经济发展水平上的“西穷东富”形成鲜明对比.西部资源富集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应从两种理论的比较中获得启示.
第一,自然资源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也并非注定就是发展的“诅咒”,关键是看资源开发战略正确与否.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不同的资源类型也具有不同的经济技术特征.此外,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也构成资源开发的重要约束,这些都是资源丰裕地区制定发展战略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加拿大等国根据本地资源丰裕的比较优势,抓住国际市场对资源产品需求旺盛的有利时机,以资源开发和出口为引擎,借助资源开发对相关部门的联系效应,最终完成工业化；反之,如果固守并过度依赖资源优势,小富即安,不进行产业和技术升级,丰裕自然资源就成为发展之祸害,这正是二战结束以来陷入资源诅咒陷阱中的非洲国家的教训.我国资源富集地区既不能因近十年来资源大开发带来的经济快速增长而盲目乐观,也不应陷入对“资源诅咒”的恐慌之中,而应当冷静分析地区发展优势和劣势,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资源开发战略,并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进行灵活调整.
第二,我国资源富集地区应实行就近工业化战略,不断提高资源就地转化率.理论和历史的比较业已说明,资源开发必须与工业化的推进和制造业的扶植相结合才能成功.我国自然资源大多分布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在国家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影响下,形成了“西部开发并输出资源、东部从事制造业并输出制成品”的垂直分工格局和“不平等的”贸易格局,这种分工和贸易格局同然从“全国一盘棋”的层面上看有其合理性,但由于缺乏合理的补偿,实际上造成了对资源富集地区的变相掠夺.自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国家应在资源富集地就近布局一批资源深加工和应用产业,使资源采掘与高附加值的下游产业相结合,实现资源产业上下游一体化.从长远看,国家应通过财政税收等各种手段鼓励资源所在地就近发展制造业,提高资源从原料向制成品的转化比重,鼓励大型企业以资源开发和深加工项目为龙头,不断延伸产业链,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地方政府也应出台相应配套政策,鼓励资源深加工、产业链条延长、关联产业拓展和资源加工业簇群. 第三,我国资源富集地区应实现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经济的转变.在技术创新日新月异的今天,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资源型地区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推动经济转型.首先,国家要加快建立资源领域技术研究、装备制造、示范工程和技术创新平台“四位一体”的国家级资源科技创新体系,力求在勘探开采、加工转化、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重点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其次,要加快搭建基于资源型产业的区域创新平台,政府和企业要加大向中西部地区研发投入的力度,就近布局与资源能源相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等科研机构,引导资源领域专家和技术人员进驻资源地区进行关键技术的攻关,对资源产业的研发活动应参照高新技术产业相关政策给予税收优惠,央企要优先将其在资源产业下游的技术研发中心设置资源所在地,以此来促进资源下游产业对行业和地区的技术溢出.再次,资源型地区要建立和完善产学研一体化的部门创新体系.政府要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金融支持、政府采购等综合手段来鼓励企业在节能降耗、绿色生产、技术升级等领域的创新行为,要依托重大工程实现技术装备的自主化,鼓励使用国产首台首套技术装备；企业要自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要形成内引外联、多方参与的开放创新格局,在对外技术合作和协同攻关中实现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最后,要高度重视资源体制、政策和管理创新,建立和完善边界清晰的资源产权制度和公开公正的市场交易制度,资源型城市要加快建立衰退产业救助和新兴产业扶持政策体系,加快管理创新.
第四,成立资源平准基金,并实现对资源价值的全补偿.一方面,资源产品波动剧烈,这使得资源型地区的财政收入、投资和经济增长极不稳定,而成立资源平准基金是解决这一难题的较好办法.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从稳定政府预算收支的目的出发设定一个资源,当国际市场上的超过此时,则将上涨部分收入纳入基金所有,以此来防止政府因头脑发热而盲目上新项目；如果低于此,则可以从基金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补充到政府预算中,由此来熨平由波动而带来的经济不稳定.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资源形成机制并不能反映资源的全部价值,我国的资源由国家控制,总体水平过低,而且没有体现出资源的耗竭性、安全成本、资源开采对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负外部性等.因此,要以当前正在开展的资源税改革为契机,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能反映资源开采完全成本和资源稀缺程度的形成机制,完善资源开发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最终实现对资源价值的完全补偿.
第五,建立公平合理的资源收益分配机制.在我国现行的矿产资源法律法规和“产品高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的资源格局下,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的收益分配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矿业企业所得远比政府所得多,和省级政府从资源收益中拿得远比资源所在地多,资源输入地与输出地利益关系不协调,导致资源所在地很难从资源开发中受益,反而要承担环境和生态被破坏代价.因此,必须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矿产资源开发收益分配制度,大幅度提高资源所在地政府和农牧民在收益分配中所占比重,并实行资源输入地向资源输出地直接补偿,以此促进资源开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