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专家团队
周天勇 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
汪玉凯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张军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
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刚刚闭幕的第十七届五中全会对未来改革方向进行了阐述,一面强调有必要“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另一面也表明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鉴于此,体制改革开始被看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最充满想象空间的因素,特别是在“人口红利”的牛市逐渐退去之时,“制度红利”是否会成为未来发展决定因素?
记者：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要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未来五年的各领域的改革重点会在哪些方面?
周天勇:从经济体制改革来看,还有非常关键的一些改革,比如说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另外是资源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体制、国有垄断体制,还有土地体制都不顺,都要改革,不改革的话就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行政体制改革方面,一方面要继续减少大量行政审批、行政监管,要把束缚老百姓发展、束缚各地发展的体制变成促进老百姓创业、地方大胆推进发展的体制；而且行政体制里面还要建设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不要大量的钱都政府自己花了.
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要加大老百姓的监督力度和权利,要完善人民当家做主的体制、建设公民社会,总的来说就是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让大家心情都舒畅了,老百姓理解政府、政府理解老百姓,建设一个善治的社会.如果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张军扩：除了上述的改革重点外,我认为还应加强公共怎么写作和社会保障相关体制建设.这些年经济发展总体较快,但是公共怎么写作、社会保障这方面还是相对滞后,特别是公共怎么写作的均等化.政府提这个口号,我认为非常好,比如说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等,如果政府把这些界定为基本公共怎么写作,公民就应该享受到这些怎么写作.这个对于解决居民收入差距太大、城乡不平衡都有益处.因此一个是基本公共怎么写作的均等化,一个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标准的提高,我们都需要做很多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和我们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安排有比较大的关系,例如知识产权,与环境、质量、安全等监督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的建设,实际上就是市场秩序.这些制度在经济发展初期的确不是很重要,但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的安排,国民经济的质量就提高不了,发展方式就转不过去.
记者：我们注意到,“十二五”规划里没有再直接提到GDP,对此该怎么看?如果这种考核方式没有了,那么对地方经济发展怎么准确衡量?
张文魁:实际上“十二五”规划正式出台时,还是有GDP指标的,但相对过去几个五年计划,这一次有关GDP增速的指标显然有所淡化.第一,GDP正常增长速度已经很快,“保八”比较容易了,不需要特别使劲了.第二,也是有意强化结构调整的意义,弱化GDP增长本身的意义.结构调整是一个首要的战略性任务,相比之下,GDP增长只要维持稳定的水平就行了.
其实在四川等地已经明确提出不考核GDP了,至于地方官员政绩如何考核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要看看能不能采用新的标准,比如社会发展水平、入学率等等.我认为靠GDP指标来考核官员,本身就是很可笑的.国外都是看选票,官员获选上台要公布一个施政纲领,到任期届满时,百姓看你做没做到当时的承诺,做到了再给你选票连任,没做到就选下去.GDP只是一个简单的指标,国家淡化这一指标的意义,并非把这个指标取消了,只是以后可能不再只有单一的GDP指标,还有别的指标.
记者：“十二五”规划提出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明确目标,但如何实施似乎还没有清晰的路径,应该采取哪些具体方法和措施?
张文魁:常言道“规划规划,墙上挂挂”,规划目标怎么落地,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比如说,提高消费需求要作为经济结构调整主要的切入点,这就涉及最大的问题：钱从哪里来?提高普通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实际该如何操作?到现在为止,我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可行的政策措施.公务员加工资当然没问题,事业单位加工资也没问题,国家都可以发,但大多数企业员工的收入怎么提高?提高的话,市场能不能接受?这都不能不考虑.否则最后还是投资和外需起主要拉动作用,消费需求并没有成为最主要的经济支撑.
产业结构调整也一样,战略新兴产业可能规模上去了,但并不一定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水平的差距.一些“硬件”像GDP增长等相对容易实现,但“软件”如收入分配等仍是难题.我认为,只要政府真正去干,还是大有可为的.老百姓之所以存钱,就因为对未来养老、医疗、教育等不确定性支出的担忧.增加基本公共怎么写作,减少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他们的消费意欲就会提高,购写力就会增强,而且这样扩大公共怎么写作覆盖面,更能体现社会公平.以我们国家目前的经济实力,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是肯不肯做的问题.
记者：这次会议以后,体制改革开始被看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最充满想象空间的因素.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社会领域很多发展都得益于制度的变革,随后又进入到人口红利时代,这次提出诸多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将从“人口红利”时代回归到“制度红利”时代?
张军扩：过去我们压抑了很多生产力,通过制度改革,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释放.不过现在不是生产力被压抑的问题,而是说这一套制度能否为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有效的支撑,我更愿意用“制度保障”来形容,因为如果弄不好,经济就有可能上不去.
要注意的是,下一阶段,我们面临的问题和过去是不一样的.例如现在讨论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过去支撑我们从低收入走向高收入的制度安排和发展战略已经不足以支撑我们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就需要一些制度性的变革.如果没有这些制度变化,过去3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就很难持续.不仅这些势头很难持续,而且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和矛盾都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和尖锐,社会的和谐稳定很难保持.
所以现在很难讲这个就叫做红利.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为我们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一个好的基础.因此我觉得称之为根本保障会好一些.
周天勇：下一步的体制改革可能和上次有些不一样.上一次我们讲“制度红利”,是因为体制改革给每个人都带来利益.我觉得那个时代过去了,而且不会再重复了.
如果要讲下一次“制度红利”,我认为不会像以前,制度变革以后基本上谁的利益都不受影响,所有人都得利益,而新的“制度红利”可能带来利益重新分配的结果.比如说国有、金融垄断行业的改革,如果改革能够推动,收入就会更加公平,低收入的人就会得益,但是国有垄断这块儿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
汪玉凯:这种说法我只同意一半,因为“制度红利”是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存在的,它和“人口红利”不一样.“人口红利”只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存在,“制度红利”只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创造好的制度环境,什么时候都有可能.
我们过去也经历过“制度红利”的时代.过去我们大胆的放弃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并建立起一整套制度,从建立到逐步完善,我认为我们都处于“制度红利”时代.
现在的问题就是仅仅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是不够的,一方面市场经济制度本身需要进一步完善；另外一方面约束市场经济制度的其它因素,诸如行政、政治制度还远远不到位,所以从这点来看,上述我不能完全同意.未来如果与市场经济相关的行政、政治体制改革能有比较大的推动,“制度红利”重启的日子指日可待；但是未来如果这方面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这种扭曲的状态还一直存在的话,我认为不仅期望不到“制度红利”的到来,反而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
记者：这次会议的提法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怎么看待这种表述?
汪玉凯:这次全会对政治体制改革在提法上与以往并没有大的区别,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不是如何说,关键是如何去做.说的方面我认为我们在十七大报告里面已经讲得很明确了,政治改革主要讲到四个,叫选举、决策、管理、监督,还讲到保障老百姓四种权利,叫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等.这些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和方向说得已经比较清楚了,但是这方面推进的度还是有限的.
因此现在关键是实践的问题,例如哪些领域可以进行选举,程序是什么,需要示范、然后推广,把说的兑现,哪怕是把其中一部分兑现,这是给大家信心的最重要体现.
记者：未来五年我们最有可能看到政治领域里哪些改革呢?
汪玉凯:我认为可能会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人大、政协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国家决策的公正、公平和正义；再就是加大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加强依法执政,加大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我认为这些是未来有可能见到的或者是可操作的,其中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可以适度扩大一些.
（综合《经济观察报》和《中国经营报》,作者分别为两报记者及实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