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和转型说到底是体制和政策问题,即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的“嵌入”和“脱嵌”.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存在着三个变化着的主要因素.一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国并未显示出越过这个陷阱的能力.二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人口红利的缩减.这是有争议的,但看看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看看赡养率,就可以看出,是不是到了拐点也许还不好确定,但趋势是毋庸置疑的.三是外部需求结构性调整及长期管制的要素难以为继.中国的外部需求在急剧下滑,有人觉得这还是跟美国缓慢复苏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关,但在我看来,它反映了一个结构性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另一个因素是,要素是被管制的,是低估的,比如汇率、利率、工业用地、劳动力、能源,这些也是要发生变化的,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扭曲的体系.
除了经济角度外,从社会的角度看,原有发展模式有着严重的社会、环境代价：腐败滋生、环境破坏、社会公平、公正缺失已日益凸显.
根据这些观察,我的结论是,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已经到达了一个拐点,中国已进入了新一轮改革的关键时期.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应该总结一下当代中国改革历程的经验.第一个经验是,凝聚市场体制导向的共识是推动改革的思想基础.我们需要有思想基础.我们要有一个改革的逻辑,进行一场有逻辑的改革.这个逻辑就是市场机制的建立.如果逻辑混乱了,故事讲不清楚了,就会缺乏改革的共识.
第二个经验是,推进和完善体制的转轨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释放生产力的源泉.现在大家对增长模式争论较多,有人讲要依靠消费、内需,有的说政府要主导经济,还有的说政府应该做的是提供公共产品,这也需要形成共识.
第三个经验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互动是改革的路径.回顾30多年的改革,实际是一个基层创新和顶层创新的互动,市场和政策的相互回应.我很赞同顶层设计,像一些财、税、价问题,必须有顶层设计.但需要提醒的是,不应该忘记基层的创新,还是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
第四个经验是,兼顾短期周期应对与长期结构调整是改革的政策选择.中国经济存在一个所谓的“三元悖论”,就是处理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在就业和通胀之间摆动,结构调整总是被放在后面.我们要处理好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的相互关系.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问题的界定：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和转型说到底是体制和政策问题,即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的“嵌入”和“脱嵌”.
从体制上讲,重点是政府职能的转换:要从主导经济转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从微观层面的干预,转向宏观层面的调控；从对市场的替代转变为对市场的补充和纠正.
从政策上讲,要把财、税、价改革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财政、税收和要素是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经济政策工具运用的集中体现,也是区分市场和非市场体制的主要标志.我个人认为,下轮改革要把财税价启动起来,这样比较容易见效,也比较容易被接受.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我想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总量大,但质量不高；二是,增长速度快,但结构失衡.第一点的主要表现是：资本形成主要依赖要素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单位GDP的能耗、材耗、碳排放过高；创新能力不足,未显示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第二点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和内需不足；长期巨额顺差造成过剩货币流动并导致通胀压力；怎么写作业不发达；城乡、地区间、垄断与竞争性行业、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公共产品供给缺失.
本文系博源基金会理事长、前招商局集团主席秦晓于6月20日在FT青岛国际经济高峰论坛上所做的主题演讲,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