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改革近三十年来,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已经从项目、行业的开放向建立制度性的有序的市场过渡,从上到下达成的共识就是规则诚信与法治意识在市场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
我国进入前所未有的大立法时期,就是政府与民间共同努力建立规则的佐证,而对于行政透明的要求,则是在我国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下,约束政府行为使之符合三公原则.正因为我国是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政府权力在资源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我国在规则建立中的焦点问题在于：第一,在立法之后如何在执法层面做到一视同仁?第二,如何防范在市场效率的名义下对于政策手段的泛用?
以此次上调印花税而论,就集中体现了上述两个方面未尽人意的一面.
虽然调整印花税的出发点是让股市恢复理性这一初衷,但在具体的手段以及行政的透明度方面均存在可议之处.税收政策在我国属于行政手段还是财政手段,各方意见不一.总体而言,如果设立新的税种或者改变税率经过了人大审核、公开听证等一系列程序,那么这样的政策就是在合法性支撑下的公开而透明的财政政策,否则,就带上了强烈的封闭的行政色彩.此次印花税上调后,反对者指责最多的就是个别官员此前含糊否认印花税上调有误导投资者之嫌.这样的指责辅之以市场的变化调整,隐含了对于市场规则公开、透明及诚信度的不满.仅仅上调印花税不至于引发这样的恐慌,股市数次相似的恐慌,无不起源于投资者建立规则诚信的信念受到伤害.政府的行政手段的改革显然没有跟上市场的步伐.
建立规则应该允许有试错的过程,但试错的结果是为了减少政策成本,以最终符合市场所需.引用刘煜辉先生的话,“在市场经济中,选择最好的规则,而不是选择最优的政策才是政府政策实践的常道.通过‘前后一致的政策’以及‘一视同仁的赏罚’所彰显出的政府诚信,才是市场经济的根本.”
从这个角度出发,加大决策透明度,提高政策的公信力,应该是建立规则的目标.理性的政府应从市场反应找到政策决策程序的坐标.透明与公正只会让市场明确预期,让投资者的理性在政策信号之下被唤醒,更重要的是,规则诚信才能降低社会运作成本,将利益博弈控制在良性互动的轨道上.就税收政策而言,民众有公开参与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有关决策者基于大局考虑对此妥加反馈,至关重要.
如果能建立起政策的制度性沟通平台,投资者对税收变化不至于反应过激,股市的政策信心甚至民众建立市场经济的信心才能恢复,这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大计――以接受教训的方式来回应市场的呼声,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摘自2007年6月3日《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