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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宰相王旦年已六旬,他再一次恳请真宗皇帝,允许自己辞官回乡,安享晚年.皇帝赵恒决心为这位两朝老臣提供一项优厚的退休待遇,以表达对功臣的嘉赏和体恤.
宋真宗始料未及的是,这一项本来是破格优待的制度,将迅速成为理所当然的惯例,并且越来越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使得北宋无法革除的冗官之弊雪上加霜. 宰相王旦的特殊待遇
天禧元年,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淮南、江、浙等地皆受蝗虫、旱灾,地方政府先发放酒糟赈济灾民,到二月,打开常平仓,将粮食按本钱出售,又施粥给灾民.此时,北宋立国才三代,虽然收复幽燕故土仍遥遥无期,但是宋辽已经在檀渊之盟中约为兄弟之国,和平将在百余年内长久维持.兵革不用,海内富实,整个国家的运行依然算得上井然有序.
从23岁中进士,任大理评事,然后出任湖南平江知县以来,王旦这位北宋名臣已经为国家效力37年.朝中官员,多由他提拔举荐,包括名动天下的宰相寇准.王旦从不以此居功自傲.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真宗皇帝下令修建的玉清昭应宫将在三年后建成.这座道观在皇城西北的天波门外.它耗费了北宋两年的税收,建筑之庄严奢华,令时人惊叹“不可名状”,同时也痛惜这一番工程“竭天下之才,伤生民之命”.
宰相王旦被任命为玉清昭应宫使,负责管理这座宏大的皇家道观,主持祭祀和教务.玉清昭应宫使是“宫观官”,即管理皇家道观的官职.真宗皇帝崇信道教,被封为宫观官,对臣子来说意味着帝王格外的信任和恩赏.
只是如今王旦年老体衰,再无法继续为政事忧心劳力.他在去年就多次提出辞职,甚至做出了哀求的姿态.但皇帝认为朝政离不开这位老臣,不予批准,特许他五日一上朝,凡遇大事,则入朝参议.
到了天禧元年,老臣王旦实在坚持不住了.这一年年初,他又被加封为兖州太极观奉上宝册使,复加太尉兼侍中.但是当王旦戴着这诸多头衔去面见皇帝时,已经要左右搀扶上殿.赵恒只好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说：“朕刚要将大事托付给你,而你病成了这样,如之奈何?”
为了优恤老臣,赵恒决定给他一个特殊待遇.虽然王旦辞去了宰相之职,但太尉和玉清昭应宫使的职位仍然保留,他不必管理具体事务,只是挂名,可以每年领取相当于宰相规格一半的俸禄.
北宋文官待遇之高,远超前代.北宋从晚唐五代的混乱局面中开辟出来,统治者与知识分子都深知军人掌握权力的危害,于是努力提高文官的待遇,将骄兵悍将之风,转化为文治之世.
开国以来,北宋文官的俸禄不断增加.根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宰相、枢密使这样的高官,每月正俸三百贯,春冬服装各有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每月一百石；而地方小官如县令,每月俸钱也有十二到二十贯,米三至五石.
除此之外,国家还发给家属衣粮、冬春服装,甚至茶叶、米面、酒、作料、柴禾、木炭、马料等几乎完全包揽了生活所需.官员还有职田,即按官阶授予土地,少则数顷,多则四十顷,收入皆归官员.京官出外,还给公用钱.如果官做得大,譬如做到节度使,那这笔招待费就上不封顶,不限年月.
当时有人感叹说,国家恩赐给百官的,惟恐不足；而从百姓万民中搜刮钱财,不留有余.如此优厚的待遇,官员自然不愿随便放弃.于是许多官员虽然年迈体弱、神志不清,依然强撑着“服朱持笏”,不肯退休,有的甚至虚报年龄.
北宋初年,沿用的是唐代的官员退休政策,即年到七十,便可退休回家.不再为国家怎么写作的官员,除非有皇帝特别的命令,也按例不再由国家发给俸禄.
但是宋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对待国家所依仗的文官阶层自然别有不同.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五月,宋太宗曾下诏说,曾经担任文武官职、恩许退休的官员,由所在州县支给为官时一半的俸禄,用以养老.而到真宗让王旦退休之后仍为玉清昭应宫使,遂确定“祠禄”制度,即高官退休,可挂名管理皇家道观的虚职,领取俸禄,所谓“佚老优贤”.他们并不需要管理道教事务,甚至可以远离职位所在,自由居住生活.
王旦退休的当年九月初十,便病逝家中.真宗赵恒亲临祭奠,宣布三日不上朝,京城十日不许奏乐.王旦被追赠为太师、尚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他的子、弟、侄、外孙、门客、学生十多人被授官,丧期满后诸子又各进一官.
这是宋朝优待官员的恩荫制度,即官员致仕,可以恩荫子弟门客,授给他们低级的官衔.有的官员没有子弟,便将“子弟门客”的身份标价出售.
北宋官员们的好运气没有到此为止.
宋真宗咸平以后,文武官员告老还乡,往往还要再升一级官阶,以享受更高的退休待遇.而皇帝特别下旨嘉赏的,则可以转升两级,甚至更多.仁宗时的宰相张士逊退休时是兵部尚书,皇帝特别下旨,让他的官阶升了七级,升到太傅.如果官员退休时已经是最高的官阶,无法再升官,则加封王爵. 神宗改革,事与愿违
官员老迈而不肯退休,退休之后,子弟又可以享受恩荫,官员于是越来越多,冗官成为北宋国家的沉重负担. 真宗景德年间,天下官员只有一万多人,过了40年,到仁宗皇时,官员总数已超过两万,到宋英宗时,更是达到两万四千之多.耗费在官员俸禄上的财富也越发惊人.
北宋初年,国家岁入钱粮绢布两千多万,可以结余大半；而到了宋真宗天禧岁末,也就是公元九世纪二十年代,国库每年收入一亿五千万,支出则高达一亿二千万,结余有三千万；再过数十年,到宋仁宗在位时,国库收入支出相抵,财政已经没有丝毫富余.
北宋的人口和疆土,都远不如汉唐两代,但是为了支撑庞大的财政支出,国家税赋收入已经是唐朝时的七倍.民间因国家搜刮而贫弱,而国家聚敛的庞大财富则消耗在冗官与冗兵两个无底洞中,也不能富强.
真宗皇帝之后四十余年,宋神宗即位,戮力改革.他想要整顿冗官,革除弊政.他下旨宣布,今后文武官员致仕,有功绩、成绩显著的,可以全额支取钱粮衣服赏赐；没有显著功绩,但任期内也无贪污渎职等罪过的,退休待遇减半；有过错犯罪的,便不给俸禄.
对于不肯退休的官员,神宗改革了真宗赵恒恩养老臣的祠禄制度.他认为,年老的官员虽然不能任事,但“罢之则伤恩”,于是将他们安置在道教宫观之中,给予俸禄,令其安享晚年.一面为新晋官员腾出位置,一面也显示皇家恩义厚重.
神宗皇帝的本意,是让年老的官员给年轻人让路,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宫观官这种挂空衔而享受俸禄的优待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官员争逐其位.而皇家设立的宫观官位,也越来越多.
到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有官员上书说宫观官的弊端：“近年以来,朝廷优待资格稍高的官员,在他们年老不能为国任事时,安置在宫观官职,优与俸禄,以显示朝廷的恩意厚重.由于人数不限,臣僚冒昧无耻,追逐安闲,贪恋厚禄,有的精神未衰,年富力强,便游手好闲,求此职位等到今日,内外宫观百余员,无丝毫实际事务可做,而每年耗费国库数万缗.”
然而,即便内外都深知其害,官员养老的政策还是成为北宋最根深蒂固的弊政之一.真宗时,内外宫观所有的宫观官只有几十个；百年之后,到徽宗时,宫观官的数量已经猛增到500以上,每年耗费的财富更难以计数.
北宋有规定,失职或者犯罪的官员不能享受退休后的恩养,但是这种限制很快形同废纸.官员的贪渎成为常事,作风不检点也无从查证.由于官员无论如何都能享受退休后的俸禄,北宋的吏治和官场风气都越发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