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从国外的文献来看,较早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财政分权的程度越高,环境污染越低.近些年来,国外关于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结论不一.有的认为,财政分权使得环境质量提高,而有些学者认为,财政分权使得环境质量降低.国外文献基本是针对财政联邦制下,地方政府具有独立的税率决定权的财政分权行为进行研究的,而我国地方政府并不具备独立的税率决定权.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中国的财政分权伴随着政治集权,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有非常强的（政治）动力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从国内文献的研究来看,基本上还是认为,财政分权加大了地方环境污染.但是,研究越来越细致.如把环境污染的种类再细分,发现财政分权对不同污染物的影响是不同的.又如,采用不同的财政分权度量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此外,针对我国各省区的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环境污染倒U型曲线的新检测说.
关 键 词 ：财政分权 地方财政 环境质量
一、 从国外的文献来看,较早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财政分权的程度越高,环境污染越低.Tiebout（1956）利用“用脚”理论解释了较高的财政分权体制可以激励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怎么写作来满足居民的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居民来该辖区居住,其中就包括提供较低的环境污染程度.
近些年来,国外关于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结论不一.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使得环境质量提高,而有些学者认为,财政分权使得环境质量降低.从理论研究角度,Kunce and Shogren（2007）认为,分权监管环境会产生“竞次”现象,为了吸引新的商业和创造就业机会,地方政府可能会通过放松环境监管来降低所引进的商业企业的社会成本,促使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监管标准,导致环境质量下降.Fredriksson et al（2003）认为,地方政府降低环境标准或以其他地区为标杆制定标准是为了吸引投资,增加就业机会或税收等,而环境作为具有显著外部性的公共物品,地方政府很少有动力去关注他们的不作为给周边区域强加的污染成本问题
从实证研究角度看, Potoski（2001）考察了美国《清洁空气法案》颁布前后大气污染状况.在检测定地方政府以辖区居民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时,发现各州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税收趋劣竞争现象,甚至有的州环境标准设置在国家水平之上,即表现出“趋优竞争”. Chirinko and Wilson（2007）认为地方政府针对不同类型的污染会采取不同的污染治理策略,即类似“骑跷跷板”
二、 国外文献基本是针对财政联邦制下,地方政府具有独立的税率决定权的财政分权行为进行研究的,而我国地方政府并不具备独立的税率决定权.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中国的财政分权伴随着政治集权,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有非常强的（政治）动力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是“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即地方政府更多的只需要对政府负责,政府通过以GDP为主导的考核机制对地方政府进行考评.在中国,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威任命地方官员,因而有能力奖惩地方官员的行为,那么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国内专门作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环境影响的研究主要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对于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几乎国内外所有学者都主要从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的影响这一角度进行理论分析.而以钱颖一（1997）为代表学者则指出传统理论中对于政府官员的检测设是存在问题的,政府官员也会为了寻求自身的利益而做出与辖区居民的愿望相违背的决策.就环境质量来说,如果缺乏一套激励相容的制度,地方政府政府官员就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为辖区内的居民提供最低标准的环境质量.因此,从理论分析而言,地方政府对于环境治理与污染控制的动机是存在不足的.蔡昉,都阳,王美艳；（2008）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是由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而这种发展模式又源于“中国式分权”下的政府行为.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激励,牺牲短期的增长以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地方政府追求GDP及其带来的财政收入推动的,节能减排要求是否与地方政府的动机激励相容,是任何有关政策能否有效的关键.周业安等（2004）认为,中国式分权和基于经济增长的政绩考核体制导致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部资源展开互攀式竞争,虽然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却使得地方政府对改善环境的偏好不断降低,带来的是环境质量的不断下降.张凌云,齐晔（2010）分析了作为“理性人”的政府,在面临政治激励（政绩考核下的经济发展动力）和财政约束（地方政府财税压力大）下的环境监管困境,只是没有对相应的理论进行实证检验.
总之,从理论上分析,大多数研究结论都认为财政分权与污染量排放存在负激励.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李永友、沈坤荣（2008）对我国污染控制政策的减排效果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同时考察了公众环保诉求、邻近辖区污染控制策略以及政府的污染控制行为等因素的效应,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杨海生等（2008）则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地方政府间环境政策竞争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地方政府间环境政策存在明显的相互攀比式竞争,即周边省份环境治理投入多,本辖区投入也多；周边省份监管弱,本辖区环境监管也弱的结论.杨瑞龙、章泉（2007）实证检验了中国的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得出财政分权度越高,环境质量越差,验证了财政分权可能导致地方政府降低环境保护的努力.张克中,王娟,崔小勇（2011）从碳排放的角度,利用1998—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碳排放存在正相关关系,分权度的提高不利于碳排放量的减少,这说明财政分权可能会降低地方政府对碳排放管制的努力,财政分权导致碳排放增加的影响途径主要是第二,第三产业.洪璐,彭川宇（2009）从政府与地方政府总收益函数分析出发,指出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财政支出比例选择上存在的差异；运用混合战略博弈模型对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行为进行分析,得出地方政府执行环境政策的最优概率及政府对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的最优概率. 总之,从国内文献的研究来看,基本上还是认为,财政分权加大了地方环境污染.但是,研究越来越细致.如把环境污染的种类再细分,发现财政分权对不同污染物的影响是不同的.闫文娟,钟茂初（2012）利用1999——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式财政分权确实增加了外溢性公共物品（如废水）以及覆盖全国的纯污染公共物品（如二氧化硫）的污染排放强度,但并没有增加地方污染公共物品（如固体废弃物）的污染排放强度.由此得出结论,财政分权对不同性质的污染公共品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又如,采用不同的财政分权度量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薛刚,潘孝珍（2012）发现,以支出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与污染物排放规模负相关,且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以收入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与污染物排放规模的关系从实证的角度来讲不确定.此外,针对我国各省区的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学者提出了新的检测说.李猛（2009）考察了财税收入对地方政府环境监管行为的影响,在环境库兹涅茨检测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环境污染的新检测说, 环境污染程度随着人均地方财政能力水平的提高而持续上升,当人均地方财政能力水平超过倒U型曲线拐点值后,环境污染程度趋于下降,并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验证.研究表明,中国环境污染程度与人均地方财政能力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现阶段几乎所有省份的人均财政能力与倒U型曲线拐点值相去甚远.面对这种情况,需要政府改善财税激励以优化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行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