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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贫富悬殊加大无疑是阻碍继续改革开放的麻烦,在十六大报告中就提出“提低、扩中、调高”的收入分配改革思路,这对于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十分关键,但收入分配改革到今天仍未出台总体性、可行性的具体方案,目前,需要什么样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迟福林：当前,收入分配改革牵动改革发展全局,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第一,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处于重要的历史机遇期,能不能尽快实现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对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具有决定性影响；第二,我国正处于走向共同富裕,的历史拐点,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对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至关重要；第三,今年是十八大召开的重要一年,社会对改革有很大的期待.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对于协调重大利益关系、形成广泛的改革共识、提振社会对改革的信心,意义重大.为此,需要把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作为“十二五”改革的重点,并建议年内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
十六大明确提出“提低、扩中、调高”的收入分配改革思路,但至今仍未有一个总体的改革方案出台.面对改革发展新形势,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不宜再往后拖.改革实践表明,由于利益关系的固化,收入分配改革越往后拖越被动.第一,国务院及其相关部委高度重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出台,进一步明确工作责任和时间表；第二,考虑到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到财政税收、国有垄断行业、公共怎么写作领域等多个部门,建议由国务院领导牵头,组成收入分配改革领导小组,有效地协调改革方案中的部门利益和相关事宜；第三,尽快形成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改革的短期和中长期目标,具体确定改革重点任务和改革路径.
争取在十八大之前出台收入分配改革草案,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在年内,最迟不超过本届政府任期内,出台正式的改革总体方案.
为此,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制定为起点完善改革决策机制：第一,收入分配改革牵动千家万户利益,建议采取开放式、互动式的工作机制,广泛征求社会意见修改和完善改革草案；第二,收入分配改革与其它方面的改革相比更具复杂性,需要科学决策和理性设计,建议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充分利用专家和智库的力量修改和完善改革草案；第三,加强改革调研,综合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争取出台一个既具有广泛民意基础、又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记者：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台时,应该注意哪些相关问题
迟福林：收入分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涉及到多方面深层次和结构性的体制矛盾,并不是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所能够解决的.建议与收入分配总体改革方案相配套,本届政府任期内出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方案：
首先,尽快出台以公益性为目标的国有资本调整方案.在细化“非公经济新36条”,注重通过打破行政垄断、建立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完善初次分配的同时,进一步规范对国有企业的分红收租,把更多的国有资本配置在基本公共怎么写作领域,发挥国有资本在完善再分配中的作用.
其次,尽快出台全国性基本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改革方案.把基本公共怎么写作向农村、落后地区和困难群体倾斜,实现基本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作为完善再分配的重点加快推进落实.
最后,尽快出台财税体制改革方案.注重通过控制过高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和实行结构性减税调整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积极探索开征物业税、遗产税、赠与税等新税种,发挥财税体制在再分配中的杠杆作用.
打破既得利益掣肘
记者：改革的精髓其实很简单,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通过与之相适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让个人和企业有更多的活力和更大的空间,去创造财富、发展经济.但是国有企业往往利用其垄断地位存在很多问题.
迟福林：当前,我国国有资产快速增长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全国国有企业拥有的资产总额从1998年的13.4万亿元提高到2009年的53.5万亿元,11年中翻了两番,每年平均增长3.6万亿元,每年仅增长额就相当于1978年国有资产总额(4488亿元)的8倍多.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在国有资本运营上缺乏应有的公益性,盈利性国有资本的分红收租机制还不健全,一些央企甚至进入房地产领域与民争利,充当“地王”的角色,不仅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方向相悖,还引发了社会的质疑.
记者：如今,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高福利待遇、不上交红利等问题遭到人们的质疑,国有企业今后应该如何改革
迟福林：未来5年,消费主导的经济社会转型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从我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基本国情出发,应该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本配置.
应将盈利性和公益性国有资产管理分开.当前,我国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过多与公共产品短缺并存,很大程度上在于庞大的国有资本并未真正用于最急需的公共怎么写作领域,使得公共怎么写作型政府的建设目标难以实现.对此,建议对公益性和非公益性国有资本进行分类管理.由国家国资委统一管理非公益性国有资产,由国家财政部统一管理公益性国有资产.
要严格限制盈利性国有资本投资范围.国有资本属全民资产,原则上不应与民争利,而应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与民营经济“非禁止即允许”的原则不同的是,国有资本投资非公益性领域应该实施“非允许即禁止”的原则.建议采用列举法界定国有资本可以介入的非公益性领域,制定国有资本产业投资目录,对盈利性国有资本进行严格限定.
逐步增大公益性国有资本的比重.建议制定提高公益性国有资本比例的约束性指标,制订严格的日程表,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使一定的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并与事业单位改革相配套,投入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本住房保障等社会公益领域,解决公共怎么写作投入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
尽快制定出台国有企业支付国有资源使用租金和利润分红的法律法规.建议尽快修改《预算法》,把国有资本收租分红明确纳入《预算法》的范畴,逐步把国有企业的资源使用租金和利润分红纳入全口径财政预算收入体系.对《预算法》第十九条中预算收入的第二条,由“依照规定应当上缴的国有资产收益”改为“使用国有资产的国有企业依法上缴的资源使用租金和利润分成”.尽快制定《国有企业收租分红条例》,明确收租分红比例,建议在目前最高10％的基础上逐年递增,到“十二五”末期最高分红比例达到20％至25％,为公共怎么写作提供重要的财力保障.“顶层设计”很重要记者：目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迟福林：未来5年,能不能在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改革上有所突破,在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上取得重要进展,对我国的中长期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近年来虽然改革有某些重要进展,但从总体上看,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改革远没有破题：某些改革实际上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以增长取怎么发表展、以短期取代中长期、以政策调整取代体制创新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观；某些既定的改革久拖不决,比如十六大就提出“提低、扩中、调高”的收入分配改革思路,这对于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十分关键.但收入分配改革到今天仍未出台总体性、可行性的具体方案；一些改革决而不做,如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但时至今日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进入基础领域的“玻璃门”仍未彻底打破.
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应当看到,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需要层面强有力的改革协调机构来具体落实.第一,建立层面强有力的改革决策机制,确保改革决策的及时有力；第二,在“十二五”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出台新时期改革总体规划,明确改革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和主攻方向；第三,尽快出台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财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等重点领域的专项改革规划.以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记者：现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如何打破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等既得利益的掣肘
迟福林：当前的改革已经实质性地触及到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等既得利益.能不能有效地克服既得利益的掣肘,决定着整个改革的成败.以部门利益为例,一些部门打着改革的旗号行部门利益之实,使某些改革扭曲变形,严重地损害了改革的社会形象.再以行业利益为例,一些国有企业不断进入竞争性领域当“地王”,与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的方向相悖,引发了社会的质疑.
当前,无论是形成改革的基本共识,还是增强改革动力,都有赖于对重大利益关系的协调.
重大改革方案原则上由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统一决策,取代由部门和行业自己改自己的机制,以有效地避免部门利益、行业利益.
由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加强对地方改革的统筹协调和指导,将重要的改革指标列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对地方改革的评估问责机制,注重通过调整地方利益关系激励地方政府推进改革.
实现重大改革立法先行.将重要改革目标上升为法律意志,加强改革程序性立法,更加注重通过法律手段推动改革.
记者：除在整体思路上统一认识以外,在层面的改革机构设置上有何建议
迟福林：新阶段改革是全面改革,更需要建立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统筹协调改革.
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改革,是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全面改革对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提出新的要求.
建立由主要领导直接牵头的改革协调小组,统筹决策,协调重大改革.
在改革协调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设立精干的改革协调机构,以加强改革的规划、协调和指导.
在改革协调机构设置专家咨询委员会,建立常态化的工作机制,组建完整的专家咨询网络体系,为改革决策提供独立、客观、专业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