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韩国人喜啖泡菜是出了名的,据说人均一年要吃掉35公斤泡菜.由于天气原因,前些日子韩国发生了泡菜危机,一棵白菜竟卖到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60元）.差不多同时,中国的农产品也在不断攀升,什么“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轮番爆炒.经济学者马红漫发现,如何应对这种不正常的上涨,中韩两国的方法截然不同.韩国是政府高官与民众共同努力应对,总统带头用其他菜类代替大白菜做泡菜,并取消了以往的进口关税限制,鼓励大量从中国进口白菜以平抑菜价.而中国呢?许多地方只有一个“罚”字.以绿豆为例,调控部门曾在2010年7月初集中处罚了几家涉嫌操纵绿豆的交易商.“然而看似强势的监管措施,不仅没有服众（交易商对处罚并不认同）,更没有抑制住的上涨.对此,马博士十分纳闷：相比泡菜之于韩国人,绿豆和大蒜并不是中国人饮食的必需品,按说调控起来更容易些,可政府为什么就不知用市场调节的方法,譬如说通过财政补贴方式鼓励企业从缅甸、泰国、印尼等国大量进口绿豆以增加供给平抑物价,而只会采用行政处罚手段呢
马博士的疑问其实也是我的疑问.不要说韩国了,回顾解放初,为了反击上海投机商人哄抬米、棉、煤炭,财经委的陈云和上海市长陈毅密切配合,“一收一抛”,主要运用的就是市场杠杆.先是紧缩银根,然后从全国各大区调拨了大量的米、棉、煤炭,选择适当时机,集中低价抛售,迫使投机商不得不竞相贱价卖出所囤货物,越卖越贱,损失惨重,从而成功地维护了城市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老一辈革命家戎马一生,哪有时间攻读经济学博、硕士学位,何况又是阶级斗争的年月、计划经济的时代,尚知巧妙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如今新时期了,各类“经济学家”多如牛毛,政府又有各种智囊团、智库什么的,且大大小小官员多有各类经、管博、硕士学衔,怎么应对一些并不很棘手的经济问题都力不从心,且方法愈来愈简单、粗暴、笨拙,搞得民怨沸腾呢?怎么一谈到发展经济,就只知道强拆民居,撤村圈地,大搞“土地财政”,还说什么不强拆,就没有知识分子的饭碗,就没有“新中国”呢；怎么一谈到节能减排,就只知道“一刀切”式地对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拉闸限电呢；怎么一进行经济调控,就只知道增加税赋或处罚,千方百计掏老百姓腰包呢等一句话,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执政能力怎么就这么低下呢?
要说组成政府的人员都是笨伯,并不符合事实.我接触过政府的一些官员,发现他们都是智商极高的人.有人说,那是因为决策缺乏前瞻性和科学性,并迷恋于运动式的施政所致.这不错,但架不住再追问一句：改革开放都30年了,科学发展观也喊了一些年头了,决策为何还是这么个水平呢?想来想去,我以为主因恐怕还是相当部分的官员不在状态.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就无心踏踏实实研究问题,思考问题,调查问题,因而最后也就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我的一位官员同学曾亲口对我说,现在政府官员能把30%的精力用在工作上就不错了.虽说他也强调一些类似于“接待也是生产力”的理由,但谁都知道其背后的官场真实生态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执政理念恐怕就已不似当年.罚字当头,潜意识只是为了强化部门利益,至于能不能奏效,会不会带来负面影响,根本就没人考虑；而开征税负的思维,一开始的出发点就不是以民生为念.其次,官员升迁机制也出了问题.埋头苦干的人没有前途,跑官写官、溜须拍马的人却大行其道,久而久之,谁还能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官场上能不劣币驱除良币吗?最后,还有问责制的隔靴搔痒,形同虚设.譬如像媒体报道的600万吨铬渣堆放在全国20多个城市造成重金属污染这样严重的生态灾难事件,即使有关部门早在2005年发过通知要求治理,也难逃失职之嫌.如此重大问题,行政管理部门岂能只是发发通知、文件了事?追踪执法检查了吗?责任落实了吗?显然都没有.以至于给经济作物安全生产带来严重后果,也给后面的几代人带来极大的生态困扰.这要在国外,早就引发舆论的汹汹问责了,更会有人为之辞职谢罪甚至担当刑责.但在我们这里呢?只要不立即死人,媒体写段报道,时评家表示点担忧,就算完了.
千言万语,归根结底,如果还想实现强国梦的话,官员难在状态的现象该引起高层和各级领导深思了.
（作者系西安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