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赫鲁晓夫”最早不是指刘少奇

更新时间:2023-12-23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31635 浏览:145574

“”中的刘少奇一案,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刘少奇研究专家黄峥在查阅大量史料及亲自采访的基础上,写了《刘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出版),对该案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全面描述与分析.

自1965年10月起多次提出“出修正主义”的问题.1966年1月12日他在武汉对当地几个主要负责同志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由于没有明说“搞修正主义”的是谁,别人又不能瞎猜,所以从到地方的大多数领导干部都不清楚也不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也就无法作出“反应”.林彪1967年5月在会见外宾时当着的面说:“有人说同志就是拉一派打一派.现在领导同志凡是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全是事先将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未犯错误.”这说明曾经向少数人交过底,但显然不包括刘少奇.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1966年2月2日至22日,与林彪相勾结,由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次座谈会的纪要经过几次亲自修改.这两件事在进行过程中都有意保密,刘少奇、周恩来、等政治局常委都不知道.

1966年3月底,在上海几次同康生、等人谈话,批评彭真主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起草、并经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说这个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说:什么吴晗、翦伯赞,是中党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北京市委;我历来主张,不对时,地方攻.去年9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还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谈话,不只是对彭真、陆定一的直接批评,同时表明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清算内部“修正主义”的革命.

4月10日,林彪、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审阅修改,作为文件发到全党.4月9日至12日,书记处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的指示,“关起门来统一思想”(康生语).会议决定,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一个通知,批判和撤销《二月提纲》.4月16日起,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林彪的说法,“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并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二月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书记处会议后,由陈伯达、康生、、等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集中到上海加紧起草《中国委员会通知》.《通知》的最初稿子中尚没有点彭真的名,后来陈伯达、康生、在修改时专门加了一段点名批判彭真的话,同意了.从4月14日到30日,在17天中先后8次审阅修改《通知》稿,并加写了好几段重要文字.

刘少奇于3月25日至4月19日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这期间发生了上面所说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他都不知道.4月20日他出访回国后,立即从昆明赶到杭州,参加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时会议已近尾声,彭真已被点名批判,《中国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已由修改定稿,“小组”的人选也已确定,只待提交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66年5月4日在北京召开.这时仍在杭州,依惯例,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上情况由康生向请示汇报.这种做法和以往不同.刘少奇以前曾多次主持高层会议讨论重大问题,都是由他本人直接向报告情况的.

刘少奇是努力按照4月杭州会议和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主持这次会议的.可以明显看出他相当被动.提交会议的《中国委员会通知》草案,在5月16日通过时一字未改.本来在会议讨论中也有人提了一些意见,主要是文字方面的意见,但陈伯达、等借口已审定而坚持不让改,所以最后还是原封不动地付诸通过.刘少奇或许感到这是一种党内生活不正常的表现,却又无可奈何.他在文件通过时说了这样几句话:“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大家意见还是不改好,不如原来的好.”

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即5月26日,刘少奇在大会上发言.他主要讲了对一系列指示的理解,并且用很大的篇幅作自我批评,历数了自己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直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错误.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他说:“在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的同时,会外的斗争也是十分激烈.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五·一六通知》中所说的“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是否就是指刘少奇?笔者认为不是.

《五·一六通知》一开始是为批判《二月提纲》而起草的.在最初修改的稿子上,还没有点彭真的名,所以在他加写的几段话中,都是用“他们”“提纲的作者们”等代名词来暗指彭真.笔者认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也属于这种情况,也是暗指彭真等人的代名词之一,在用语上则是沿用了1964年7月关于培养接班人指示(即在《》中加写的一段话)中的提法.在这一指示中说:“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显然,这一指示根本不可能是针对刘少奇的,因为这段时间对刘少奇并不怀疑.最明显的证据是:1963年9月,在审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关于斯大林问题》时,把“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改为“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本人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刘少奇.何况,《五·一六通知》从正式通过到最初的传达贯彻,都是委托刘少奇主持进行的.如果“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刘少奇,便不可能这样做.在当时,无论是领导核心成员,还是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并在这期间同最接近的康生、陈伯达等人,都认为是指彭真,谁也没有怀疑到刘少奇头上.刘少奇1966年5月18日在同周恩来、一起会见越南主席胡志明时向他通报说:“彭真等主席,他是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贺龙5月19日在大会发言中对彭真说:“主席批评赫鲁晓夫在我们身边,那还不是批评你呀!”康生也在这天的大会上指责彭真说:“你就是这样的人物,你就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康生在发言中还主动检讨自己在1931年写了反对刘少奇文章的错误,并颂扬“少奇同志是在白区代表的路线的”.一年之后的1967年5月19日,在上海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还承认:“对‘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一段,我当时就不太理解,只想到彭真,没完全想到刘少奇.”

那么,为什么许多人觉得“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刘少奇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运动造成的印象.最早点明“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刘少奇的,是戚本禹.1967年4月1日,戚本禹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中用责问的口气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检测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第二天,上海《文汇报》发表吹捧这篇文章的社论,题目就叫《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5月18日,在《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中,更加明确地说:“在这个文件中所说的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在被广大群众揭露出来了.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后,在报刊批判尚未公开点刘少奇名字的情况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各种文件、文章一直把“中国的赫鲁晓夫”作为刘少奇的代名词.人们对此得出了强烈的印象.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2.3.2)B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