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张闻天作“反报告”真相

更新时间:2024-03-10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6226 浏览:120010

1945年在党的“七大”期间谈到遵义会议时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即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总结教训

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当选为总负责人.1934年12月17日,纵队进入黎平.次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和一起与博古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最后接受了的意见,通过了《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又称《黎平会议决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等要红军在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指出要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以遵义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12月19日,军委作出了《关于执行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总政治部也发出了关于执行黎平会议决议的训令,实质上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条件.1935年1月1日,政治局在猴场召开的会议上,再次肯定了黎平会议的决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决定渡乌江取遵义,随后又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反报告震惊会场

1935年1月7日,红军智取遵义,将十几万“追剿”敌军甩在了乌江东南地区,获得了十二天休整时间,为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宝贵时机.1935年1月1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会议由总负责人博古主持,与会者有20人.首先是博古作“主报告”.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中,主要强调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过分强调敌人强大,革命力量弱小,因而第五次“围剿”不能被粉碎.对于主观方面的错误却轻描淡写,甚至避而不谈.在他作报告中间,不时在卡片上记着什么,张闻天等人在认真听,不时微皱眉头,李德坐在门口,听着伍修权的翻译,脸上显不出什么表情,会场气氛虽比较平静,但却给人透不过气的感觉.

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政委的周恩来开始作报告.他着重谈了军事问题,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应负主要责任,他的讲话使大多数与会者长舒了一口气.这一报告又称“副报告”,与博古的主报告有明显的不同倾向,这一点连李德也感觉到了.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指出:“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等”周恩来的“副报告”讲完后,博古提议与会者对“主报告”、“副报告”加以讨论.博古话音刚落,张闻天就站了起来.他手里拿着提纲,很有条理、很有系统地讲起来了.张闻天开篇即称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他的发言一下子震动了会场,尤其超出博古的预料,博古脸上露出了不易察觉的紧张与不安,和王稼祥却十分平静地听着.

张闻天指出,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归之为敌人力量的强大,人民力量的薄弱,这样必然会得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取胜的机会主义结论.事实上,“左”倾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张闻天还批评博古的重大失误:拱手让权于李德,破坏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给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张闻天的报告与博古的报告针锋相对,将博古、李德推向了审判席.因而,在后来曾称张闻天的报告是“反报告”,而张闻天“反报告”的提纲,则“实际上是、张闻天、王稼祥三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

张闻天发言结束后,接着发言,他主要分析了“左”倾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据周恩来回忆说,的发言主要用三个“主义”概括了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即“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随后,王稼祥发言.他明确表示支持张闻天、的发言,要求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并提议出来指挥红军.随后的两天会议上,陈云、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及各军团负责人都从不同角度谈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纷纷表示支持张闻天、的发言.其中,朱德的发言很重要.朱德指责李德不仅把根据地弄丢了,还牺牲了很多人,并且表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博古、李德处境虽尴尬,但是,据陈云同志回忆,“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即李德)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但是,遵义会议的天平,毕竟是向正确的一方倾斜了.1月17日,遵义会议作出了下列四项决定:一、选同志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一决议使中国革命的航程,驶向了正确的轨道.

胜利结束

遵义会议上,被取消了军事指挥权的博古,显然不再适合担当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可是,该由谁来接替博古呢?张闻天等人都力荐担任党总负责人,但是却提议让张闻天接替.1972年,周恩来谈到过这一情况:“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听的话.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时期.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这样,1935年2月5日,红军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张闻天后来回忆说:“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戏称:“我是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张闻天接任总负责后,着手起草决议,并于1935年2月8日在扎西镇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据《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