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党史上,这曾是一段神秘的日子.事实上,“四五事件”的平反、“两个凡是”的纠正、中国未来航向等大是大非的问题,都是在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
在工作的胡丹接到通知,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参加即将召开的工作会议.这是1978年深秋的一天.
胡丹随手揣上20斤粮票和一些,去京西宾馆参会.按当时的惯例,会议工作人员要自己交纳会议期间的伙食费.胡丹至今清楚地记得,每天伙食费5毛,粮票1斤.“谁知,会议开了整整36天,我不得不中途回家取粮票.”胡丹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胡丹参加的工作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一直开到12月15日,会期原定20天,后来延长到36天.一个会开这么长,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3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为期5天.
绝大部分记录中国改革的书,都浓墨重彩记述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对于三中全会以前的准备会议――工作会议,花费的笔墨却不多.这两个会到底是什么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一开头就专门写了一个自然段,只有一句话：“在全会前,召开了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于光远当时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从头至尾亲历了这两个会.他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对《公报》的这句话作了这样一番解读：“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会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改善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已经准备好了,在工作会议到会者中取得共识.”
可见,一切问题是在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三中全会只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
怎能心平气顺讨论经济工作?
坐落于北京西长安街上的京西宾馆,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座不对外的内部宾馆.宾馆建成后,全会如果在北京召开的话,几乎都在这里举行.因此,京西宾馆有“最安全的宾馆”和“会场之冠”之称.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里举行.
11月10日,工作会议开幕,一切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和的标准像,悬挂在主席台的上方.会议期间,很多与会者晚上还饶有兴致地去观看主办者为大家放映的内部电影.
党政军各部门、各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9人,接到了参加工作会议的通知.对于参会人员,于光远有两点评价：一是规模不小、规格不低,够得上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水平.二是会议参加者的成分不错.从参加者的成员来看,大多数是在“”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
在开幕讲话中为会议确定了三项议题：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接着,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慢条斯理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三次离稿讲话.他讲了很多经济建设问题,讲了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的有利条件,还讲了要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国外资金和技术.还批评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机关存在的同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上海申请进口一套设备居然要盖18个大印.他还说,我国经济工作中“笑话很多”,特别批评我们不重视市场竞争.
坐在台下的于光远全程听了华的讲话.于光远事后评价说,对于华的讲话,“大家――包括我在内――是比较满意的.”“的确是一个热心建设的人,情况掌握得不错,思想也开放.粉碎‘’后他的确想好好地干出一点名堂来.”
但同时,与会者也注意到,在讲话中没有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还在坚持的“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
其实,出席会议的很多人是拥护工作重点转移的.然而,当时许多重大是非问题没有厘清,成千上万件冤案尚未平反,“两个凡是”还压在人们头上,与会者怎能心平气顺地讨论重点转移和经济工作?
陈云捅破“窗户纸”
刚刚开始分组讨论,以擅长经济工作而闻名的老资格领导人陈云,就在东北组作了一个爆炸性发言.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6个问题：一、薄一波等61个叛徒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决定的,不是叛徒.二、1937年和1940年,组织部相继作出决定,就是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后来继续干革命的同志,经审查可以恢复党籍.陈云提出,这些同志不是叛徒,应该恢复党籍.三、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留着一个“尾巴”,应重新复查.四、彭德怀同志对党的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应当肯定“天件”.六、康生的错误很严重,应当给予批评.
陈云的发言,可谓“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倘若从1962年算起,陈云已经保持沉默14年了,除了1977年3月,他为了支持复出,在工作会议上作了一次书面发言,但那次的发言没有在大会简报上登出.这次,陈云的发言终于在大会简报上登出,使全体出席者都知道他在东北组扔出的这6颗“重磅炸弹”.
其实,一些老干部对陈云“放炮”并不感到意外.工作会议之前,他们已就一些问题有过沟通.
张爱萍之子张胜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内情.张胜的弟弟张品,当时是王震的秘书.工作会议前,王震曾委托张品,就“61个叛徒”问题征求了张爱萍的意见.
当时的中国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干部子弟经常充当老干部之间的联络员.张胜说,张品是一个,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儿子叶选宁,以及的儿子胡德平,都是当时十分活跃的“联络员”.
叶选基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工作会议召开前后,陈云、耿飚、王震、王诤等老同志有过串联.叶选基和这些老同志的子女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担负着通告消息的任务.叶选基说,串联的中心议题是“复出”和“天件平反”两个主题.
然而这时,已经很难让会议按着他的轨道运行了.在陈云发言后的第二天,要求转入农业问题的讨论.可是,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作出强烈回应,从而把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呼声推向.
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这6个问题；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杨得志提出要为武汉“7•,20”事件彻底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的问题要搞清楚；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提出了建议.
这些在党内享有很高声望的老革命家,接二连三地发出重炮,把“凡是派”轰得晕头转向.
《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给工作会议总结了一个特点,那就是会上一边讨论,会外一边行动.11月15日,北京市委给“天件”平反；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社会上感到一种“解冻”的气氛；紧跟着,南京群众纪念周恩来而引发的类似北京天件的“南京事件”也宣布平反；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平反.
此时,只有对“天件”等做出明确表态后,才有可能引导会议进入经济问题的讨论.11月25日,宣布了9条决定：1.关于“天件”,他承认“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件的性质平反”,并且代表宣布,“天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件公开彻底平反”；2.承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撤销有关的全部文件；3.为“二月逆流”平反；4.为薄一波等61人平反；5.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6.为陶铸平反；7.为杨尚昆平反；8.对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批判；9.“”中的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地实事求是妥善处理.
于光远认为,的态度值得肯定.他说,“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避,态度诚恳”.“我参加过不少会议,但几乎没有见过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这样听取大家的意见,问题解决得如此彻底明确.”
批评副主席
虽然在会上宣布了对包括“天件”在内的几个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决定,但没有提到“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中国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的话作为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非,都看是否符合的意图.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两个凡是”把这条准则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步.然而,中国要进步,就必须打破这个新的“本本主义”.这条“破冰船”就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从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11月工作会议召开,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开展得轰轰烈烈.真理标准讨论的提出者、发动者、组织者,以及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人物都在工作会议上.因此,会议开幕不久,许多人就在分组会的发言中讲到这场讨论.11月25日,宣布9条决定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加热烈.
11月26日,胡乔木在东北组发言,希望在会议结束时讲一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算是对会议做的结论.他说,真理标准问题本来是一个理论问题,但也是政治问题.
于是,关于会议议程的安排又一次受到影响.代表们纷纷提出,大会暂不讨论经济问题,应该先讨论思想路线问题.这么一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下子成了大会的中心议题.
就在胡乔木发言的同一天,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江一真在西北组发言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身为副主席的汪东兴.
关于这件事,于光远后来有过详细回忆――
“25日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汪东兴.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等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件’和出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阻挠,对解决‘’中的冤检测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等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不过,于光远他们也有顾虑.毕竟,这是在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会议上公开批评副主席.他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再这样做.但又觉得不便这样做,因此就决心自己担当这个责任.
于是,26日,江一真在会上发言批评了汪东兴.随后,杨西光、于光远也批评了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阻挠复出、压制真理标准讨论.
江一真披露了汪东兴在1976年12月说：“的那两下子,不是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杨西光也披露了汪东兴一系列讲话的具体内容.比如,1978年5月17日,汪东兴讲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的意见?”
他们的发言在会议《简报》上登出后,其他各组也有人公开批评汪东兴.胡绩伟就是其中一个.胡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他对事情发生的经过很了解,所举材料更为具体.在他发言之后,批评这位副主席的人更多了.
担任会议简报工作的胡丹回忆,当时让大家敞开讲话,简报该登就登.胡丹说,最长的一份简报42页,整个会议出了400多份简报,放在地上有一米多高.
为让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怎么写作员一律不让进入会议室.以往都是由怎么写作员给大家倒水,这次会议,主办者给每个会议室准备了两个暖水瓶,与会者自己倒水.胡丹记得,秘书也不让听会,都站在会议室外面的楼道里.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于光远他们事先担忧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他们没有因为批评了副主席而受到指责.
承认“两个凡是”错了
12月13日,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汪东兴也在这一天做了书面检讨.
说,1977年3月在工作会议上所讲的关于“凡是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些话讲得绝对了.
他还说,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也讲了“凡是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承认,“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全面,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此外,还讲了一个集体领导的问题.他说,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只写党就可以了.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
于光远说,对的这个讲话,会议出席者基本上是满意的.他“承担了‘两个凡是’的责任.一个在党内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就我所知,这样的事似乎没有,至少是很少.”
这时,的“第一提琴手”,名义上虽然还是,但实际上已经是.
12月13日,在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的这个讲话,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文选》收入这篇讲话时作了这样一个注释：“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关于这一重要讲话是如何起草的,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根据当时担任胡乔木秘书的朱佳木在《回忆胡乔木》一书中的回忆.朱佳木写道：“在工作会议开始不久,小平同志曾邀乔木同志帮助他准备了一个讲话稿.但由于会议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个讲话稿已显得不适用了.因此,在会议进入后期时,小平同志又把乔木等同志找去谈他的讲话稿等”
向起草小组以及胡乔木讲述了讲话稿的中心思想.起草小组根据的谈话,写出了讲话稿,交给胡乔木修改.朱佳木回忆道：“由于小平同志对讲话的内容交代得十分详尽,所以,讲话稿很快写了出来,并交到了乔木同志手里.”
经过胡乔木修改后,审阅后又作了修改.朱佳木说：“小平同志再一次把乔木等同志找去,认为稿子基本上可以了,还需要加工,并讲了具体的修改意见.12月13日,也就是工作会议闭幕的那天,下午四点小平同志就要讲话了,午饭后,乔木同志还在对讲话稿进行最后的文字上的润色,直到下午两点才脱手.”
的“宣言书”
而于光远的回忆提供了另一种说法.
于光远说,会议议程过了一多半的时候,找他谈为起草在闭幕会上讲话的事情.12月2日,他和一起到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
于光远至今还保留着这份提纲.那是用铅笔写在16开的白纸上的,一共3页,近500字.由于年深日久,纸面已微微发黄.
党校教授韩钢在《百年潮》上撰文记述了于光远的回忆――
“最初请另外的同志起草了一个稿子,小平看了不满意.他就自己亲拟了这份提纲,召集、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小平同志按照这个提纲,谈了讲话稿所要写的几个部分的问题,对需要阐明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都一一做了交代,讲得很具体.光远同志清楚地记得,讲话稿的题目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
“当时,是组织部部长,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都是工作会议上十分活跃的人物.小平同志将提纲交给他们,指示他们负责重新起草稿子.”
的这个讲话,在今天读起来仍然振聋发聩.
讲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第二个问题是“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说,“当前这个时期内,特别需要强调等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是不那么敢讲话.”“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特别强调：“为了保障人民,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这个讲话真正付诸实施的是关于经济的部分.他认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这就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的指导思想.
12月13日,工作会议闭幕,但并没散会.与会者继续分组讨论了两天,会议到15日才结束.
3天后,12月18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从此,中国从1957年下半年以来长达21年的“左”的阴影中走出来,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巨幕.
(张蔚然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