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也谈陈寅格
陈寅恪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了.近二十年来国内有一股陈寅恪热,关于陈寅恪的书出了很多,关于陈寅恪的会开了很多,关于陈寅恪的话题更是谈了很多,学术界无不推崇陈寅恪是一位大学者,真正的学者.但是说实在的,对于陈先生的学问,我们其实知道得并不多(当然史学界专门研究陈先生的例外).陈先生曾经下过大功夫研究过的十几种已死和半死的外国文字,大概也没有什么人去接着研究.人们之推崇陈先生,包括我在内,其实只是欣赏他所标举的十个煌煌大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这就很够了.
中国人丧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很久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旧时代,一切言行都要“征圣”、“宗经”,当然谈不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在不久前(三十年前吧),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思想要统一,行动要听指挥,要甘当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要甘当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起作用.在那样的时代,奢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要付出挨棍子、戴帽子、坐牢、杀头的代价的.人毕竟是血肉之躯,一顿“阳谋”,就把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打断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早已被中国知识分子忘记了.只有一个呆呆的陈寅恪(当然也还有几个呆子,像张志新之类)坚持到死.而今天中国知识界重新发现陈寅恪,其实只是在零零星星地、一点一滴地、依依稀稀地回忆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字而已,就好像一个植物人苏醒过来,慢慢恢复记忆,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
但高兴之余我总免不了感到一丝悲哀,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应该是一个“人”(非木石、非牛马、非奴才)所当具备的基本特征吗尤其是现代人,如果连这十个字都没有,还能叫做一个文明人吗鲁迅感叹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奴性很重的民族,他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一种是求为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话很沉痛,大抵上也是事实,但也不应该忘记中国人也向来有不甘心当奴才的,孔子就是第一个.从前有些人攻击孔子提倡君君臣臣,是要人给君王做奴隶,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君君臣臣是一种双向的要求,即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有臣的样子,并不是单方面要求臣怎样怎样.所以孟子后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说纣只是一个匹夫,而不是一个君王,因为他做得不像君王的样子.孔子其实是一个真正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孟子更发挥孔子的思想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能做到这样吗至于以后的“孔孟之徒”是否具有这样的精神,那是“孔孟之徒”的事,不是“孔孟”的事.
我以为一个现代人,不论职业为何,学问大小,身份高低,只要自认是一个文明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是最起码的标准.令人悲哀的是,在咱们中国,这样起码的标准竟然没有多少人具备,竟然要一讲再讲,竟然还有人不敢理直气壮地讲,竟然还有人似懂非懂,不大明了它的意思.有人理论上不反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是一旦实践起来,便糊涂了.有人遭到一点打击,遇到一点挫折,这十个字就不见了.有人在金钱面前,有人在长官面前,有人在配偶面前,这十个字也不见了,而且还心安理得,认为理所当然.
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多么低的要求,又是多么高的要求.是多么应该办到的事,又是多么难办到的事.人们发现,他们心底多么佩服和羡慕那些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但他们也知道自己很难做到,富贵不淫,难,贫贱不移,难,威武不屈,更难.连河东狮吼都足以让人不敢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呜呼,“独立”、“自由”说起来容易,行起来何其难哉！
所以我们要谈陈寅恪.陈寅恪寄托了我们的希望,而谈陈寅恪可以掩盖我们的胆怯,陈寅恪是我们的偶像,谈陈寅恪是我们夜半行路时给自己壮胆的口哨.
钱穆与
我犹豫了半天才写下这个题目.钱穆和,一个是学者,一个是政客,一个是国学大师,一个是跳梁小丑,放在一起的确不伦不类.不过这两天电视里老在播贪污和判刑的事,而我又在翻阅齐邦媛《巨流河》中回忆钱穆先生的片段,这两个人又很有些关系,自然就免不了生些感慨.
钱穆晚年所住的素书楼在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校园内,离我在台北的寓所只有十分钟的车程,我曾经去过几次.楼建在山坡上,掩映在绿荫之中,有一条石板铺的坡路,曲曲折折地通到那里.楼共三层,二楼三楼有木制的回廊,可以眺远,风景不错,的确很适合一位老年学者在那里颐养天年.我印象最深的是楼后有一丛很高大的竹子,那竹子很特别,竹竿金黄,中间夹着一条一条绿色的竖纹.识者告诉我,说那叫七贤竹.我想那是后人的附会,我自己研究魏晋,没听说七贤常去喝酒清谈的竹林,跟别的竹林有什么两样.但这种黄底绿纹的竹子确实漂亮,我在大陆没有见过,名为七贤竹,即使是杜撰,也是可以欣然接受的.
我是一九九年九月才到台湾的,那时钱穆先生刚刚过世(一九九年八月三十日),所以我去拜访素书楼的时候已经是人去楼空.那时报上还有些回忆文章,我也因此大致知道钱先生搬离素书楼前后的一些情形.这素书楼本是两蒋时代政府为了表示尊崇而专为钱穆修的,两蒋过世,就有些不喜欢这个“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语)的学者的人,开始做文章了.先是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强烈质询,说素书楼及周边土地是市政府的财产,应该收归国有,不应当让私人居住.然后是总统李登辉“虚心”接纳立法委员的意见,于是一代大儒钱穆便被扫地出门,仓皇迁出,另觅住处.已经九十六岁的钱穆先生问前来探视的学生们:“这些人急着要这房子做什么”学生们只好搪塞说:“他们说要做纪念馆.”钱穆说:“我活着不让我住,死了纪念我什么”两个月后搬离素书楼的钱穆长辞人世.十年之后,赶走钱穆的当了台湾的总统.又八年,做了两任总统的终于.一年之后,因贪污罪被.三天前,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被赶出素书楼的钱穆,和赶走钱穆的,都会史上留名,一个是因为饱读诗书,一个是因为饱贪国帑.钱穆命长,活到九十六岁,会活多久,尚不可知,但大概不会活得比钱穆更长.两个人都很怪,人生不过几十年,一个要读那么多书,写那么多文章,不知道满足,另外一个要贪那么大的权力,要贪那么多的钱财,也不知道满足.钱穆不满足,是学而不倦,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满足,是贪得无厌,鬼迷心窍,不知死之将至.文章是可以千古不朽的,中国人会一直记得钱穆,钱财是瞬息即逝的,除了某些特别情形,中国人将不再提到他.
我最近常常写些回忆性的文字,自然也不能不牵涉到同时代之人事,我很赞成钱先生在《师友杂忆》中说的一段话:
“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几童龄始,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我写《阅江楼清谈》,也只写能追忆之人事,也是为了存吾生命之真,同时存此时代之真.钱穆先生我没有见过,但在素书楼缅怀想象过,他的书我读过.我见过,听过他演讲,见过他得意洋洋,也见过他楼起楼塌.除了钱穆、,我跟胡适、陈寅恪、郭沫若、钱钟书、余英时、、、周恩来、、蒋经国、李登辉,都曾经生活在同一时空,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记得大秀才胡乔木有诗云:“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诚哉斯言,台上的演员如彼者固然风光擅场而悲喜各异,台下的观众如我者亦何妨低回咏叹而深浅自得乎
“革命之子”梁恒
文惠从台北来,送给我一本齐邦媛的自传《巨流河》.“听说你在写些回忆性的东西,你会喜欢这本书的.”她可能根本不知道我是认识齐先生的,不仅认识,而且颇熟.齐先生比我大十八岁,东北人,一九四七年就到了台湾.照理说跟我是八竿子打不着,但因为她是武大毕业的(一九四七年),我也是武大毕业的(一九八一年),中间虽然相差了三十多年,毕竟也还算是校友.而台湾又有一个很棒的武大校友会,我们两个都是这个校友会的理事,这便有了接触的机会.又都是研究文学的,台北的学术圈就那么大,也时不时地会碰上一两面.我读她的《巨流河》,当然最有兴味的是她写武大的一些师友故事,但是下面这一段话却跟武大无关,而让我读来非常讶异,也非常有兴趣:
旧金山教书结束时,我应邀参加纽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金介甫(Jeffrey Kinkley)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第一次遇到来自大陆的中国作家.他们的代表大约三、四人,我知道的有北大教授乐黛云和著名作家王蒙.首次见到对岸的人,都不知道问题从何问起才好,他们知我家乡在东三省,说:“回祖国看看吧！”大家只好傻笑.夏志清兴致很高,他说:“你们到了美国,多看看吧！”午餐后回到会场,正在听大陆作家一篇文坛近况报告,突然会场门口一阵喧哗.在一大群人推推拉拉制止不住的混乱中,奔进来一个高大漂亮的年轻中国人,他直朝大陆作家冲去,大声喊叫:“你怎么好意思代表那个暴政到此讲话”接着占据了讲台,嘶吼喊叫控诉的残酷.主办的师生好不容易把他拉到门外,他在门外还骂了一阵才被劝走.大家惊魂甫定才知道,这年轻人即是那时在西方世界畅销,揭露大陆惨相,《革命之子》(Son of the Revolution)的作者――梁恒.他与共同作者夏竹丽结婚得到美国政治庇护,得以英文写完并出版此书.
齐先生当然不知道,我当时也在现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我当时自然也不知道齐先生在场,我那时根本不认识她.最诡异的是,这个场面中的所有主角――金介甫、乐黛云、王蒙、夏志清、梁恒、夏竹丽(Judith Shapiro)――我当时都不认识,然而后来我全都认识了.除了乐黛云只见过两面以外,其他人我后来都见过许多次面,甚至还相当熟.这不禁让我起一种哲学的遐想:在无尽的时间长河里,在无边的空间展布里,几个完全不相干的人,却因缘际会在一个小点上,彼此都不认识对方,自然也不知道对方的在场,那么从此天各一方是极自然的.倘若若干年后,这些不相干的人,却彼此认识了,甚至成了师友,又在某一刻陡然发现原来这些人当时都在场,这到底有多少分之一的可能性呢
关于我跟这段文章当中几个主角的关系,有机会再来说.现在先来讲讲那个被齐先生称为“高大漂亮的年轻中国人”的梁恒.因为其他人至少现在还在世间,包括我的老师夏志清先生,今年八十八岁了,但仍健在.但是“高大漂亮”的梁恒,我却不敢断定他尚在世上否.
齐先生这段文字写的是一九八二年五月在圣约翰大学召开的第一次中国现代文学讨论会,我那时刚到美国一年,还在苦读英文.偶然从朋友那里听到这个消息,便去听会.几个月之后,我和梁恒都进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也都成了夏志清先生的学生.那个时候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还很少,尤其是读文学的,我跟梁恒可能是最早的一批,这样就自然成了好朋友,连他的太太夏竹丽在内.我那时很寂寞,压力很大,梁恒虽然有个美国太太,但也还处在适应期中.所以我们常常在一起谈中国、谈未来、吐苦水,相濡以沫.我甚至还在他们家里住过一段时间,那是夏竹丽父亲的房子,夏竹丽的父亲是哥大有名的教授,一个研究心理学的犹太人.我后来跟这个老学者也混熟了,他还邀请我去过他在佛尔蒙特山上的漂亮的别墅.
第二年,梁恒突然兴起一个念头,想办一个杂志,同我商量,后来又邀了另外一个大陆留学生宦国苍和一个台湾留学生杜念中.我们四个人讨论过几次,决定把杂志的名字定名为《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自然也商量过一些组稿和筹款方面的事宜.五月份哥大放检测,我为办绿卡的事要在洛杉矶待三个多月,临行前把地址跟都写给了梁恒,并且叮嘱他,有事可以随时跟我商量.但令我奇怪的是,整个暑检测我都没有接到他的,我以为办杂志的事暂时中止了.不想九月份我回到哥大,梁恒却对我说:“考虑到你的身体(我那之前的确患了好久的忧郁症,但此时已好),我们决定,你不再在杂志的核心小组.”停了一下,他又补充了一句:“当然,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还是会征询你的意见.”他这几句说得有些吞吞吐吐,我知道他嘴里的“我们”只是“我”的意思.我听了之后一时说不出话来,一种被背叛、被抛弃、被轻视的感觉让我直想发火,怎么昨天还是称兄道弟的“革命同志”,突然今天就被一脚踢开了呢是他瞧不起你,还是要独享杂志创办人的名誉我压住怒火,只说了一句:“那好吧,你们好自为之.”就转身走了.
事后,我越想越觉得悲哀.我在中已经看过太多的权力倾轧、背叛和出卖,我亲身经历了各种各样莫须有的罪名,两次被打成反革命,先后关了近三年的牛棚,被批斗,被剃光头,被游街,也亲眼看到彭德怀这样的大人物被一群红卫兵拖上敞篷汽车,脖子上挂着大黑牌游街,亲自见证了跟伟大领袖并称为主席的刘少奇如何被斗死,死的时候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和一头长过一尺的白发,又亲自见证了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号称副统帅的林彪如何从天上掉了下来,在蒙古温都尔汗草原留下一具戴着一口检测牙的尸体.这件小事本不足以引起我心里的任何震荡,但我却明明感到惊讶而愤怒,因为这个小动作其实只是那些历史大剧的微缩版,而它竟发生在以控诉罪行而风靡美国的《革命之子》的作者身上.
我从此跟梁恒分了手.一年之后,宦国苍、杜念中也相继复写了我的故事,被梁恒一一踢出了《知识分子》的核心小组.但《知识分子》已经筹备好了,最终也出刊了,梁恒自然成了这个杂志的唯一的创办人和当然的社长兼主编.《知识分子》最后出了多少期我不知道,听说有一阵子在急于想了解西方世界的大陆知识分子当中还颇有一点影响.梁恒后来不知道通过什么路子,居然找到了梁启超的孙子、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我也认识),做《知识分子》的大陆主编,这自然也替这份杂志增加了一些分量.但《知识分子》最后还是办不下去,什么时候停刊的我不知道.
梁恒在夏老师手下念了一个硕士,后来就念不下去了,除了办《知识分子》以外还做了些什么,我也只是偶有所闻.听说他后来跟美国老婆夏竹丽也闹翻了,终于离了婚.夏竹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中英文都很好,《革命之子》与其说是梁恒的作品,不如说是夏竹丽的作品,梁恒顶多只是提供素材而已.这本书后来又被翻译成中文,译者是一个台湾人.说来好笑,梁恒号称是《革命之子》的作者,可是无论是英文或者中文,他都没有写一个字.后来又听说他跟匈牙利裔的国际金融掮客索罗斯挂上了勾,做什么则不知道,或许发了财吧.
夏老师曾经非常欣赏梁恒,因为夏老师是反共的(夏老师并不隐晦自己的政治观点),很得意将一位从大陆的铁幕冲出来的以揭露罪名出名的新生代反共分子收为自己的学生,并且专门为他写了介绍文章.梁恒也以这位鼎鼎大名的学者为自己张目,跟夏老师过从频繁.当时夏老师的大陆学生还有一位查建英,我们自然都是好朋友,但是我跟查建英之尊敬夏老师,乃是因为夏老师是一位可敬的学者跟师长.而梁恒与夏老师关系之亲密却跟我们不一样,梁恒会跟夏老师勾肩搭背,甚至会叫他“老夏”,而夏老师居然也不以为忤,这看在我跟小查的眼里都是有些奇怪的.但是后来夏老师也终于不大喜欢这位当年宠爱的学生了,因为他拜访夏老师的次数随着他自己名声的提高却越来越稀疏了.只是得意的时候还会来找找夏老师,说说自己的得意,然后说:“老夏,我请你吃饭.”然而再到后来,请“老夏”吃饭的次数也越来越少,终至于没有了.
我去台湾任教以后,因为太太和孩子还在美国,所以寒暑检测也常常回去,每次回去必请夏老师跟夏师母吃饭.谈起往事,自然也常常会谈到梁恒.夏老师常常叹息说,梁恒太蠢,基础太差,不是读书的料子.又说,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梁恒了,连都没有一个,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又叹息说,他一定混得很差,如果混得好,他一定会来请我吃饭的.奇怪的是,不仅夏老师不知道梁恒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所有的朋友都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没有任何人知道一点他的音信.他真的就像时下人们所说的,突然从人间“蒸发”掉了.
责任编辑/曲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