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温家宝总理提出“让教育家办学”.我给大学校长们出三道题,从他们的回答中,或许能够显露其是否具备教育家的潜质.
第一题:你赞成自主招生吗
我知道,大家肯定都答“是”.多年来,大家都在呼吁这个.按照育人规律,大学当然应该享有完全的招生自主权.
但对于一个真正的教育家来说,仅仅死咬着这么一份权力(也是“权利)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份权力之上还有更高的价值.香港中文大学刘遵义校长的回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真正教育家的境界.
2005年以前,该校在内地招生不参加统考,是完全彻底的自主招生.因为人力有限,生源基本局限在几座大城市,招生的老师一般也都住在五星级饭店里.有一年,他们甚至动用了上海一家五星级饭店的电视直播系统,让香港的老师通过这套系统当场面试内地的学生.但2005年之后,他们“自主”地放弃了自主招生的权力,改为参加全国统考,并且向各省基本平均地投放招生名额.
“面试减少了贫困学生的机会.这不公平.”刘遵义校长的助理苏基朗教授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们是办教育的,目的是要改变学生的一生.那些小地方来的穷学生,他们的一生会被我们改变.因此,把资源投到这里最有价值.”
真正的教育家是这样想问题的――“香港是个商业社会,香港中大的不少毕业生从事商业或者金融业.如果一个学生从来没有接触过来自贫困地区的人,又一辈子在金融界生活,那他的视野肯定会受局限,如果这个学生的舍友是一名来自贫困地方的人,那他的视野可能就不一样了.”因此他们认为,学校帮助这些贫困学生,更重要的是帮助了学校自己.
我们的校长有多少人会以这样崇高的心态审视自己拥有的招生权力有多少所大学利用这份自主权,对自己所办附中的学生(本校教职工子女基本全伙儿在此)搞了降分录取
第二题:你赞成取消级别吗
不赞成的当然不是教育家,因为古今中外,带级别的教育家还一个都未曾有过.
只想要权,不愿限权,光赞成自主招生,而不赞成取消级别的,与一个教育家的距离更是不下十万八千里.
有人担心没了级别会受到怠慢甚至贬低,似乎校长的社会地位就维系在这个劳什子上.可是别忘了,周游列国四处碰壁不受人待见,“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孔子,恰恰是中国第一个大教育家,“万世师表”.见人就磕头的叫花子武训,也算得上一个“平民教育家”.而出入乘坐3.0排量(副部级标配)亮黑奥迪的,一个教育家没有.
今天当一个大学校长,还不至于像孔子那样四处碰壁,所谓级别高低,也只是酒桌上多俩菜、少俩菜的差别.北大清华的校长,想见总理都不难,到外地去书记省长均恭而敬之.其他同样“副部级”的校长们则差点事儿,哪怕你学问比周其凤、顾秉林还大.学问不抬人,级别不抬校,这不难理解.朱基曾兼了17年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当年社会上一般观感,并没有觉得这就特别抬举了清华.清华经管与北大光华社会声誉的差距,也远没有从“正国级”到“正处级”那么大.
学校里的人爱说“我们四五十年前的校长是什么级”,“过去都是由周总理亲自给我们校长签发任命状”.新中国60年历史上级别最高的校长应该算武汉大学的李达,一大代表,建党元老.但那时的武大,比“小字辈”蒋南翔长校的清华地位高吗实际上,当年那批级别超高的大学校长,如李达、吴玉章、华岗、成仿吾等,在党内基本上都是“爵高禄重的边缘人”,安置在大学里,肯定不能算重用.
说句到家的实话:大学里的级别没什么油水,不要也罢.曾有某省机关正厅级官员到一家“二本”学院公干,院党委书记觉得自己跟来客“平级”,于是在应酬时就直呼其名而不称职务.官员大怒,当场拍了桌子:“我的名字是你叫的吗你这个正厅级有什么了不起我派两个处长来就整死你！”举座愕然,咸以为其粗鲁,但并没人觉得他吹牛.
第三题:你赞成建立规范的大学董事会(或理事会)制度吗
这个问题目前不热,但很致命.说透了,我真正的问题是:你愿意交出决策权,只保留执行权吗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征求意见稿》在谈到“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时,提出要“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如果探索中的“理事会或董事会”,只是如目前一些学校搞的那种荣誉机构或咨询机构,请大官大款校友或捐资企业老板来挂个名,有没有都无所谓.如果真要搞规范的理事会或董事会制度,那就将是校园里的一场革命.
“不要太在意书记、校长谁权大权小的问题.”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教授曾经对笔者说,“实际上,因为决定和执行不分,这两个人的权力都太大了.投资上亿元的项目,我一个人说上就上了,哪个国家的校长权力能有这么大”
但是,如果把学校重大决策的权力交给理事会或董事会,自己只做“首席执行官”,那今后校长当得也就很没有滋味了,不是吗――然而,这正是大学内部“去行政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认为,能勘破这一点的,如王树国校长,就离教育家的境界近一些.死把着权力不撒手的,肯定成不了教育家.
各位校长,yes or no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0.3.20)B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