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琵琶行》与《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叙事诗的代表作,《琵琶行》更是我国古代音乐诗的杰出代表,标志着中唐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
诗与音乐的联姻,是中国古代特别突出的文艺现象.从发生学的观点看,在艺术诞生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本源性质是产生这一现象的基因.“诗与音乐的联姻,主要指两方面:一是诗之入乐(以乐配诗和以诗配乐).二是以诗写乐,即以诗形(包括诗、词、曲)叙写音乐的内容,如乐人、乐事、乐器、乐歌、乐曲的演唱演奏进程、乐声形象的描写以及音乐典故的运用,等等.后者,即我们所说的音乐诗”[1].
《琵琶行》在我国古典诗歌中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对它的美学特征进行研究既有利于更好地向学生讲授,也对当今的诗歌创作、音乐文学的创作、音乐散文的创作有借鉴意义.本文从《琵琶行》的通感美、音乐美、社会美三个方面对其美学特征进行分析、探究.
一、视听交汇、诗乐互动的通感美
在《琵琶行》中,白居易出色的音乐描写使诗作具有强烈的视听交汇、诗乐互动的审美效应,做到了“诗中有乐(乐声),乐(乐声)中有诗”的通感美.诗中音乐描写视听交汇审美效应的心理依据,就是现代审美心理学中说的通感.钱钟书曾指出:“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即‘销磨六门’根识分别,扫而空之,浑然无彼此,视可用耳乃至用口鼻腹藏,故曰‘互用’,‘易耳目之用’则不然,根识分别未泯,不用目而仍须‘以耳视’犹瞽者,不用耳仍须‘以目听’犹聋者也.西方神秘宗亦言‘契合’所谓:‘神变妙易,六根融一’.然寻常感官,时复‘互用’,心理学命曰‘通感’.”[2]无论是外在的直观形式还是内在的心灵的艺术表现都离不开通感.如雪花飘落、骏马奔驰、红日升起、小鸟歌唱、乐器演奏等等,这些现象可以用音乐、绘画、舞蹈、雕塑等各种艺术形式来表现,而每一种形式都可以把我们引导到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艺术境界中去.这时,艺术给予我们的不单单是一种视觉或听觉形象,而是通过我们的通感反应产生一幅动人的立体画面.而我们的艺术通感能力发挥得逾充分,艺术品所呈示的画面就逾广阔、逾鲜明,也逾显风采.在这里,关键在善于把一般的通感转化为艺术的通感.“艺术的奥秘在善于把握对象的关系以及反映对象的各种形式关系,用各种手段启迪人们的通感,以引起人们丰富的审美想象.为此,艺术表现上要善于把无限寓于有限,把瞬间凝结为永恒,通过个别来反映全体.这样就要求艺术家在现实的描写对象上选择最理想的属性,即能引起多方面感触的特征和细节,把自己的美学理想寄托在‘这一点’上,通过‘这一点’达到整体形象的再现,从而给人以不尽的情趣与韵味”[3].
音乐是以在时间上流动的音响为物质手段,通过旋律与节奏来塑造音乐形象的.这种能引起想象、联想的听觉形象,被诗人用文字描绘出来后,失去了声音对人感官的强烈刺激性,但诗人广泛地运用了比喻、比拟、摹拟、象征等手法,在充分发挥记忆、联想、想象和通感等心理机能的基础上,塑造了视听交汇,诗乐互动的不朽的描写音乐的诗歌艺术形象.《琵琶行》中有落玉盘的大珠小珠,有流啭的间关莺语,有水流冰下的丝丝细流,有细到了几近无声的“此时无声胜有声”,有突然而起的银瓶乍裂,铁骑金戈等通过这些诗歌语言的杰出的描写,琵琶女出色的演奏技巧及《霓裳》《六幺》丰富的音响犹在耳边.人们往往说音乐是不能用文字来描写的,文字在描写音乐方面总是拙劣的.尽管如此,还是有大量的音乐散文、大量的音乐诗留在人类的文化史上,这足见音乐诗、音乐散文的艺术魅力及美学价值.而《琵琶行》则是中国古典音乐诗中的千古绝调.
二、叙写乐人、乐事、乐器、乐曲的音乐美
唐朝诗歌的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以诗写乐在唐代也得到了最为灿烂辉煌的发展.《琵琶行》的音乐美是其美学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诗歌在节奏、韵律,动态、声态以及情感流与音乐流的交汇融合,二是体现在内容方面,以诗写乐,即以诗形叙写琵琶女精湛的演奏技巧,动人的乐声形象,展示琵琶女内心的情感世界与作者触景生情,以自身的遭遇与琵琶女的情感交融谱成了一曲震慑灵魂的悲歌.作为叙事诗,《琵琶行》节奏流畅而富有变化,六百一十六言浑然不觉其长,琅琅上口,一泻千里.押韵多变,增强了诗篇的音乐性.诗作在结构上起承转合,起伏跌宕,深得乐曲结构之真髓.诗作具有摄人心魄的动态美与声态美.这集中体现在对琵琶女演奏《霓裳》《六幺》的描写中.如:“低眉信手续续弹”、“轻拢慢捻抹复挑”乐曲起始的慢节奏,“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乐曲进行到中段精彩绝伦的动态美及声态美,“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乐曲的演奏动态与声态犹在视听交汇之中.此外,与动态美相映成趣的静态美的描写也十分出色动人.如:“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均出色地描写了动态美映衬下的静态美,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音乐哲学命题.
以诗写乐,是以诗形叙写乐人、乐事、乐器、乐曲的演唱演奏进程,乐声形象(音乐唱奏的鸣响状态)及音乐典故的运用.而音乐诗内容的音乐美依仗于文学表现手法的比喻、比拟、摹拟、象征等手法,在充分发挥记忆、联想、想象和通感等心理机能的基础上,塑造了视听交汇,诗乐互动的不朽的描写音乐的诗歌艺术形象,展示了诗歌从形式到内容的音乐美.
三、感事伤世、忧国忧民的社会美
社会美是《琵琶行》的又一美学特征.所谓社会美是指人类社会关系中的美,即社会事物的美.无论是山水诗、边塞诗,抑或音乐诗既有自然美、艺术美的一面,也有社会美的一面.诗歌的创作主体是作为社会人的诗人,他总是要与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发生关系,要抒发诗人或喜、或悲、或忧、或愤的情感,从而体现诗作的社会美.“对音乐的感受,是主客体情感的交融,既受制于音乐的情感基调,也决定了听者的感受能力与情绪心境,而在一定意义上说,后者的作用更大.无论诗人的感受和理解与歌曲或乐曲演唱演奏的情调基本一致或不完全相符,诗中的音乐形象永远是诗人的再创造.音乐套上了诗的‘外套’,就是诗人情绪的外化,就是融进了诗人个性特征的情感的寄托和传达.所以我们说,一首优秀的音乐诗,就是诗人建构的一个自身的情感世界.”[1]诗人把社会底层的乐伎的遭遇和受排挤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遭遇相联系,抒发自己的“天涯沦落之恨”,谱成了一曲震慑灵魂的悲歌.
白居易是一位关心人民疾苦,忧国忧民的杰出诗人.他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十分注重诗作的社会现实性.“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问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重笔浓彩地描绘了琵琶女与江州司马,不同身份、不同遭遇,但相同的情感悲剧,揭示了中唐社会一个层面的悲情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震慑心魄.
被誉为“千古第一音乐诗”的《琵琶行》是白居易长篇巨制的传世名篇.集中地体现了白居易诗作的社会美、通感美、音乐美.早在作者生前就已是“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千百年来为国人及海外好者传诵,体现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音乐诗200首[M].鲁文忠选注.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3.7.
[2]钱锺书.钱锺书论学文选(第四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9.
[3]四川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艺术美学文摘 [C].成都: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
(作者简介:彭倩,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