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许川(外一题)

我和许川同志在一起工作了七年半,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九一年上半年.

1,一九八三年初,我和许川一起调省委宣传部工作.这之前,许川在《四川日报》任总编辑,我在四川省出版局任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当时,全省（包括重庆）只有一家出版社.据说,宣传部这一次是调了几位内行去担任领导.
许川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管全部工作.我任副部长,主管文艺和新闻出版.开初半年多,另一位常委黄启分管文艺工作,以后黄启工作变动,文艺工作就由许川直接负责.
许川曾经说过,文艺和理论是宣传部最难管的两项工作.“”前的许多政治运动,都是从文艺界开刀,“”后也有几次不是运动的“运动”.许多人不愿接触文艺这个“雷区”.有个笑话：亚公（李亚群）在“”前主管文艺工作,吃尽苦头；当马老（马识途）接替亚公主管文艺工作时,亚公向马老又鞠躬又作揖,说他找到“替身”了.当我主管文艺工作后,马老也对我说他找到“替身”了,只是没有又鞠躬又作揖.
我大概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居然也就干了.记得我和许川第一次讨论到文艺工作时,达成一个共识：以表扬为主；遇到问题,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搞神经紧张,不“整”人.我和许川长期合作得很好,这是我们之间极其重要的思想基础.
曾经经历两次不是运动的“运动”,文艺界颇有些紧张气氛.许川及时告诉我：省委常委讨论,认为我们省里尚未发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认真搞好学习就行了.这对稳定四川文艺界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来在一次会上,有同志不指名批评许川和我,说运动没开始就这样表态,实际是在“包庇”搞“自由化”的人.事隔二十多年,是非自明,不用多说.
那些年,宣传部的确保护了一些作家和艺术家,无一不是得到许川支持的.

2,许川是部长,“一把手”,但他从不“一把手”说了算.他既有聪慧的领导艺术,作风又很：重大问题,一律由部务会讨论决定；尊重副部长分工,有关业务,放手交副部长处理.如有关厅局负责人向他请示工作,只要涉及文艺或新闻出版的,他一般都请我参与,并先听取我的意见,他再表态.他从没绕开过分管部长,直接向下面布置工作.
有一次,文艺处要任命一位副处长.我建议任命的人选刚满二十九岁.当时习惯于论资排辈,人事处有些为难.我表示,只要在岗位上能够胜任,就该安排应有的职位.经过多次讨论,许川同志说：“李致同志分管文艺工作,我们就尊重他的意见吧!”部务会通过了这项任命.事实证明,这个任命并没有错.
正因为如此,宣传部的领导班子很团结,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宣传部分管的各厅局协会,许川一直不用“领导”二字.凡听见说“在宣传部领导下”,他总是说：“只能说在省委领导下.宣传部是省委的职能部门,起‘联系’的作用.”
许川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工作中有问题,许川总是心平气和地与大家讨论,我没看见过他发脾气,训斥任何人.在他的任期内,每到阴历除夕,他都邀我和他一起到宣传部宿舍,每家每户去拜年.过完春节第一天上班,他总约我和他到每一个办公室去走走,问问大家年过得好不好.哪怕时间不长,握握手,寒暄几句,使同志们感到很亲切.正是这样,多数人都愿意接近他,敞开心扉和他谈话.
我曾住在出版局桂花巷宿舍六楼.许川为了与我交换意见,多次高登六楼,累得不断喘气.我则以香茗或咖啡款待.

3,省委和省政府在一九八二年发出振兴川剧的号召.
宣传部作为职能部门,坚决执行,做了许多工作.我们知道老一辈革命家周总理、、贺龙和陈毅等对川剧的关怀.也懂得如果川剧枯萎,我们这一代人上愧祖宗,下负子孙.许川曾在一次会议上讲：“作为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长,如果不看川剧,能不能算合格的宣传部长?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许川是江苏人,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到宣传部以前很少看川剧.从参与领导振兴川剧起,他认真看川剧,并动员他的夫人周天相和子女一起去看.他说：“慢慢就看出味道.”他是身体力行的人.
振兴川剧的方针是抢救、继承、改革、发展.在抢救、继承的同时,必须改革、发展.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必须探索.探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议论纷纷是必然现象.魏明伦的川剧《潘金莲》,改革步子迈得很大,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和文化厅把《潘金莲》调成都演出,又有同志反对.许川支持调成都演出,表示“可以争论,但要允许探索”.有人想把“自由化”的帽子扣在剧作家魏明伦的头上,许川是坚决保护魏明伦的.
许川积极参与振兴川剧的活动,我有专文描述.我多次开玩笑对他说：“你这个江苏人,把名字取好了：许川许川,你真许配给四川了!”

4,我和许川互相信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四年,部务会常开到晚十一时或十一时半.为节约用车,减少麻烦司机同志,许川邀我坐他的车,“亲自”把我送到盐道街出版社宿舍后,他再回家.
省委曾考虑调动我的工作.一九八五年,许川告诉我,省委拟调我到另一个部门去做负责人.我一直喜爱文艺工作,表示不愿因为“进步”而离开宣传部.许川支持了我的愿望.
我曾受到诬告.一位外籍华人送陈书舫（川剧表演艺术家）和我各一个条形的液晶钟.此事告到有关部门,说我们收了金条.我向许川说明情况,并分析说川剧出国演出有很多困难,是我们求别人,别人绝不会因为求川剧出国演出,用金条来“贿赂”我.如果真有此事,我一定很高兴,这说明川剧在国外很有市场了.许川信任我,要我写四个字：决无此事!我按许川的意见办了.
一九八八年,省委组织部拟推举我为省政协第六届秘书长候选人.我仍不愿离开宣传部.许川为此先向省委书记杨汝岱反映,我也直接向汝岱同志表明态度.几经反复,汝岱同志同意我身兼两职.许川和我得知这个消息,十分高兴.我万没有想到：一贯举止有度的许川,竟高兴得把我抱起来,在他的办公室里转了一圈.我深为感动.
我大许川半岁.我俩六十岁那年,我和老伴去许川家,与许川和夫人周天相合影留念.

5,谁知就在一九九一年,许川英年早逝,留给我无尽的思念.如果他健在,他还会做很多有益的事.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纯真的友谊
――我与钟恕

钟恕是我的同志和好友,也是我的长姐.

1,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共青团系统几度从事少年儿童工作,经常阅读团主办的《中国少年报》和《新少年报》,还为《新少年报》写过给低年级学生阅读的短文.一九五八年,我在团四川省委主办的《红领巾》杂志任总编辑,就更关注团的两个儿童报纸,学习它们怎样适合少年儿童特点,办好我们的刊物.
团不时召开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吸收儿童报刊负责人参加.会议期间,少年儿童报刊负责人往往单独开会,交流情况.这样,我就认识时任《中国少年报》的总编辑钟恕,这以前她曾担任《新少年报》的总编辑.
钟恕,很文雅,说话细声细气.对人热情,有一种亲和力.她热爱少年儿童和少年儿童工作,自己也写儿童文学.她写了不少儿歌和童话,所写童话《森林之王》被翻译成四种外文出版.我说她是“同志”,不是一般所泛指的称谓,而是指热爱少年儿童、少年儿童工作和儿童文学,我们有着共同理念和情感.

2,一九五八年夏天,团组织中国青少年报刊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苏联.
代表团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两位少年报刊代表：一是钟恕,一是我.在访苏期间,除参加代表团统一的活动外,我们两人还有一些单独的活动.主要是采访苏联的《少先队真理报》,该报总编辑介绍的情况,对打开我们的眼界起了不少的作用.我俩还应邀接受苏联莫斯科电视台的采访：钟恕介绍《中国少年报》,我介绍《红领巾》杂志.当期杂志的封面刊登的是与赫鲁晓夫的合影.
[ 2]这段时期,我和钟恕接触很多,自然成了朋友.

3,钟恕比我大十岁,像大姐姐一样关心我.
我凡到北京,必去看钟恕.除了谈心,她总要请我吃饭.
如果错过吃饭时间,钟恕就让我在她宿舍一人吃.她坐在旁边神情专注地望着我,不时夹菜放在我的碗里,生怕我没有吃好吃饱.我吃好了,她才满意,才高兴,才放心.
这种关爱,只有我母亲和大姐对我有过.

4,一九六O年下半年,我的工作有了变动,改作大学团的工作.不久,钟恕调离《中国少年报》,到人民广播电台主持少年儿童节目.一九年,我调到团《辅导员》杂志社工作,重返少年儿童工作岗位.
因为新单位工作任务重,继又去辽宁参加“四清”,我和钟恕同在北京,接触反而不多.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爆发,我突然在团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看见钟恕.原来钟恕被少年报的造反派揪回原单位批斗.至于我,早被造反派揪出,被夺权、被批斗、被监督劳动了.
二OO一年和二OO二年,钟恕两次在信中提到,“”期间,有一次我路过她住处,她正“奉命劳动改造”.“我怕连累你,故意不抬头,检测装看不见,你却坦然说,‘不要这样,你是好人,你没有问题!’我一听,热泪盈眶,怕你看见,赶快回到屋里.我是被你感动了啊!”
我和钟恕的友谊是经受得住考验的.

5,粉碎“”以后,我与钟恕恢复联系.
这时,我已回四川工作,钟恕已离休,与她先生的妹妹王跃英一家人住在一起.
以前,我知道钟恕的先生早年去世,没有深问,后来逐渐知道钟恕的童年很艰辛,父母双亡,由姑妈养大.年轻时读了巴金的小说《家》,开始追求进步,一九三八年入党.她的先生叫王涵钟,认识恋爱后两年结婚.地下党领导人陈一鸣鼓励他们办一个叫《海沫》的杂志,宣传进步思想,还鼓励钟恕写小说.杂志办好了,影响逐步扩大,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下令查封.王涵钟和钟恕处境危险,陈一鸣决定他两人撤退去解放区.当时,钟恕怀孕五月,无法同行,只得让王涵钟先走.两人分别时,王涵钟对钟恕说：“孩子生下来以后,你千万要来找我呵!”可是,孩子难产,落地就夭折.不久又听到王涵钟在途中生病,以致逝世的消息!钟恕得知这一噩耗,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一位领导和朋友天天安慰她,但有一次严肃地对她说：“你要挺住!站起来!继承王涵钟的未竟之志!”
钟恕被这位领导和朋友的话惊醒,又重新振作起来!

6,无论我在四川出版社或在省委宣传部工作,凡出差北京,我尽可能抽时间去看望钟恕.我老伴丁秀涓也去看望过她.
一九九一年夏,我从宣传部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第二年我和老伴去美国探亲.一九九三年,我老伴生病,我以照顾老伴为主,坚持了十七年,极少去北京.偶去北京开会,呆一两天即赶回成都.仅在十年后,即二OO三年十月十八日,由我姨妹丁梅陪我去看过钟恕一次.
钟恕长期患哮喘病,发病时许多天晚上只能靠着床睡觉,不敢躺下.这次看见她,身体大有好转,哮喘病基本上治愈,令人高兴.我给她留下什么印象,自己不知道.第二年七月,钟恕在信上说“记得你那年来北京看我,我吓了一大跳.你一头白发,走路蹒跚.临走,你拥抱我一下,我说你下次再来呵,你说争取吧!看见你毫无信心的样子,我心痛至极.回到屋里,大哭一场,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信上还说：“不几天,我生平最难得的,像你一样的好友之一的周以漠来找我,说他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你回成都后,比在北京更能发挥作用,活动更多.我听到这个消息,开心得像孩子一样跳起来了.你看,我这不是白哭一场吗?不过,反正老太婆多的是眼泪.”
我十分珍惜这种纯真的友谊.我出书,必寄钟恕一本,她总要写信鼓励.她说：“读你的文章,凡你难受处,我也难受；凡你流泪处,我也流泪.”钟恕知道我喜欢“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的七品芝麻官,特意写了一个瓷做的芝麻官工艺品送我.一九九七年,王跃英因心脏病逝世,给钟恕带来很大的痛苦,幸好王跃英的儿子程小列,像对亲妈妈那样关爱钟恕.这几年,我多次打向钟恕问好,她逐渐听不清了,交谈困难.不过,我知道她会思念我,因为她早就说过：“好像一百年没有通信了,别说见面.”
时代变化很大.人与人的交往,不时遇到夹有某些功利成分.我遇到过这类人,以至如今有人突然对我 “十分”友好,我免不了要观察一下,是否有别的意图?像钟恕和我这种纯真的友谊不多了,我应该记下钟恕这个人和我们之间的友情.
九十二岁高龄的钟恕,祝愿你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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