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众所周知,“为人民怎么写作”,是中国的根本宗旨.但随着岁月流逝,已很少有人知道这著名的五个大字最早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赴重庆进行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期间题给《大公报》的.一代伟人,为何对《大公报》如此另眼相看?
《大公报》报道红军不称“匪”
早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为“”,只有张季鸾主笔的《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
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调集大量军队,对江西、湘鄂西、鄂豫皖及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连续发动了三次军事“围剿”.恪守新闻“四不主义”的张季鸾,不畏惧禁令,毅然派记者到红区采访,在《大公报》公开称“红军”,对“剿匪”一词打上引号,第一个把作为客观的政治力量放在舆论舞台.
红军开始长征后,经张季鸾首肯,《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只身进行西北之旅.范长江历时10个月,全程1.2万余里,足迹遍及川、陕、青、甘、宁、内蒙古等广大地区.他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更真实记载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写出《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北》《陕北共魁刘志丹》等30余篇通讯报道.其时,张季鸾对范长江写的洋洋数千言战地通讯,仅要求四个字：“议论全删.”当时,在人迹罕至的西北蛮荒之地究竟发生着什么事情,几乎无人知晓.范长江写的战地通讯由《大公报》连载,此举使全国人民开始了解,了解红军长征.
1937年2月15日,上海《大公报》发表范长江的述评《动荡中的西北大局》,时值国民党三中全会召开,当天下午报纸一到南京,“与会人员对于西北大势之实况皆大为震撼”,因为和上午讲的完全不一样.大怒,把当时在南京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大骂一顿.
最早主张国共和谈
1940年,因为王芸生听一面之词在《大公报》重庆版刊登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引起误会.
正在养病的张季鸾,出面补救,在《大公报》全文发表了周恩来的来信,还发表了长篇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最好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只要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谅解,则其他小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其打击敌人的力量比什么都伟大.”
张季鸾此举,消除了国内外社会各界对和八路军的误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周恩来说：“你的信和《大公报》的文章,我都看了,很有意思.”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张季鸾刊发了社评,不仅通篇不见“叛军”、“叛变”等污蔑性词语,而且为开脱,最后还请求宽大处理叶挺.
题“为人民怎么写作”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共两党开启重庆谈判,《大公报》最早得知这一惊人消息,早已有所准备,除像其他各报一样刊登新闻稿和邀请电报全文外,还在当天发了充满的社评,对和平谈判给予很高的评价.
8月28日,到达重庆,《大公报》派出记者专门到机场进行了现场采访.次日不仅在要闻版头条作了报道,并发表了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喜悦之情的社评——《先生来了!》,热烈期盼与欢迎来渝进行国共谈判,真心诚意地希望战后中国能够实现和平、、团结与统一,避免内战和分裂.
9月20日,《大公报》在李子坝报馆宴请代表团一行,偕周恩来等欣然应邀出席.宴会中,感念在三四十年代只有张季鸾主笔《大公报》拿当人,自始至终,十分友好.当时担任《大公报》主编的王芸生,非常贸然向建议：“能否不要另起炉灶?”面对这一非常敏感话题,没有回避,而是幽默答道：“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灶里不许我们造饭.”
宴会结束时,依然兴致勃勃的,应众人之邀,现场泼墨挥毫,为《大公报》写了“为人民怎么写作”五个大字.这是对张季鸾主笔《大公报》15年间,坚持“四不”精神,把和国民党平等看待,不称红军为“”,多次派记者采访报道领导人和红军八路军,促成全民抗日统一战线并夺取抗战胜利立下的功勋的认可.
（摘自10月25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