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乡愿妾妇大丈夫
说起儒家,一般人想到的多是“温、良、恭、俭、让”几个字,认为儒家便是好好先生,不仅缺乏独立精神,甚至会成为当政者的帮凶.这是对儒家最大的误解.这五个字是子贡描绘孔子周游列国时的心气神态.因为有蕴藏于心的德行,孔子待人接物才能做到如此的温厚谦逊.
儒家非常厌恶好好先生,孔子专门给这种人取了个名字,叫“乡愿”.所谓乡愿,就是一乡之中谁也不得罪的好好先生,唯唯诺诺,左右逢源.孔子认为这种人为“德之贼也”,是德行的祸害.孔子轻蔑地说道：有一种人从我门前走过,不进我的房间,我丝毫不会感到遗憾,那就是乡愿.
如今我们身边,多的就是这种乡愿,无论知识界还是其它领域,都成了乡愿的豢养地.孔子明确表态,遇到这些所谓的“谦谦君子”,他宁愿和狂狷之士打交道,因为“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后人大多误解了孔子这里的意思,舍却狂狷,直接去寻求什么“中行”之道.孔子所言“中行”,其实指的是进则进取,退可不为,时而狂时而狷,二者兼而有之的求道者.
孟子也讨厌这种八面玲珑、四处讨好的乡愿,把他们比作像太监一样的媚世者.孟子这样形容他们：这种人你要指责他,找不出什么大毛病；想责骂他,也没有什么值得责骂的；他们同于流俗,合于污世,为人好像忠信,行为似乎廉洁,大家都喜欢他们,他们也自以为是,但与尧舜之道是完全背离的,他们是人类品德中的败类.
孔子与孟子之所以如此反感乡愿,是因为儒家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与批判精神.他们要寻求的是天地合一的大人之道,而不是与君王同心同德的“妾妇之道”.
有一位叫景春的纵横家,向孟子请教：像公孙衍、张仪这样做了宰相的人,算是大丈夫了吧?他们一愤怒诸侯都害怕,他们不出门天下战争就平息了.孟子答道：这怎么能称为大丈夫呢!女人出嫁时,母亲往往会告诫女儿,到了丈夫家,要谨慎恭敬,不要违背丈夫的意志.这些人也是以顺从为原则,秉承的不过是妾妇之道罢了.
这就是儒家认为的为士之道与妾妇之道的不同.妾妇之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无论君王做了什么,都得昧着良心奉陪到底.为士之道则不同,根据君臣以义相待的平等原则,不合则谏,不听谏则可去.这种明显的批判精神,一直是儒家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所以儒家认为知识分子的价值,在德而不在位.德高位尊当然理想,德高位卑也可泰然处之,德寡而位高则让人鄙视,以德抗位更是儒家知识分子所应有的风骨.
齐宣王曾问孟子：臣能否杀死君王?孟子答道：不讲仁爱的人叫“贼”,不讲道义的人叫“残”,残贼之人叫“独夫”.根据儒家的正名观,名与实必须相符,一个不能为政以德的君王就不再是个君王,当然人人都可诛此“独夫”.如此激进的观点,出现在儒家的原始典籍中,也是令人吃惊的.
那么儒家理想中的知识分子究竟是怎样的呢?孟子有一个著名的定义,大家都很熟悉：“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儒家之士来说,这里的宽广居所指的是仁,这里的正确位置指的是礼,这里的光明大道指的是义.今天很少有人愿做大丈夫了,所以也就忘记了广居、正位、大道的意思.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发表了一份《全球宣言》,得到了各大宗教组织的签署认同.这份宣言中有一句话：“数千年来,人类的许多宗教和传统都延续着这样一条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换用肯定的措辞,即：你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应当成为所有生活领域――包括家庭与社群、各种族、各国家、各宗教的千古不易、绝无条件的准则.”
这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自《论语》,《论语》中孔子两次提到了这句话.其中“卫灵公”中说：“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古人称一字为一言,孔子认为如果有一个字可终身行之,那就是“恕”了,他对恕的解释便是,你自己不愿要的,不要把他施给别人.这是儒家的一个核心理念,孔子称之为“恕道”.从《宣言》将它视为“千古不易、绝无条件的准则”来看,这八个字是有极具普遍性和现代感的.
虽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视作建立世界的一条基本原则,不过有学者觉得它消极了,便将它引申为一种积极表达叫：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这种表述与孔子思想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圣经》“马太福音”中有这种表达：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对待人.细想起来,这种肯定性的表述,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自己所愿要的,不一定是他人所想要的,即使正当的要求也是如此.比如很多父母会把他们对婚姻或生活的观点,强加给孩子,遭到孩子的反叛,便是这种情况.如果单方面以己度人,就会一厢情愿地将一些他人不想接受的东西强加于人.所以无论个人,还是社群或国家,一旦有了这种理念,反而会影响与外界的沟通.这种思维方式,与孔子的恕道相比,高下之别非常明显.
在《论语》中,曾子把孔子“一以贯之”的仁爱思想归结为“忠恕”二字,儒家后来也把“忠”和“恕”看作互为补充、互为说明的统一体,称为“忠恕之道”.“忠”字在古人观念中,含义宽泛,并不只是指对君王的忠心和尽责,它其实处理的是人与所有他人的关系.简单说来就是对人要尽心尽力,要诚恳、率直、磊落坦荡,孔子说“执事敬,与人忠”,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这里的意思都是反省自己替别人做事,是否做到了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忠道的核心.
孔子对“仁”的最基本理解就是“爱人”,然而“爱人”只是一种理念,如何在行为中来体现呢?于是提出了“忠恕之道”作为“仁之方也”,就是行仁的方式.这两个字都含了一个“心”.“恕”为“如心”,意为人心如己心,己心如人心；而“忠”为“中心”,即行事心要居于中正.所以“忠”确立的是一种对人对事的真诚态度,并用此态度去为他人谋事和做事；而“恕”则是以自己之心,来推及别人的心,是人处理与他人关系的一种基本原则,包含着体谅别人的不周之处.
总的说来,“忠恕”之道处理的是人与他人关系,确立的也是人与他人的沟通原则.但讲沟通并不能取消差异,有差异就会有限制,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沟通提出的一种限制.儒家认为的“爱人”也是有远近、厚薄的差别,比如：人对自己的关心要超过对别人的,人对自己父母的爱也会深于对他人父母之爱.只有在承认这份真实情感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做到由己及亲、由亲及人,进而实现一种普遍的仁爱.
儒家的“忠恕”之道,强调的是对“己”的限制和要求,并不是对他人的要求,期望实现的也是在待人处事时对自己要有限制,不能随意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只有在这种前提下实现的沟通,才能真正体现出平等精神.我想,这也是忠恕之道最具现代意义的地方.
人格才是真学问
如果把学问比作一条路,今天大多数人都在这条路上游荡过十几年.我们童年时满心欢喜地走向学问之途,学着学着就变得心不在焉了,觉得自己接受的不过是一些无关人生痛痒的学问.学问再多,内心的迷惘或寂寞好像并未减少,一个充实而宁静的心灵世界总是离我们很遥远.
孔子时代就有了学问的这种分野,所以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里“为己”的意思,不是指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说为了自己的人格,也就是学问的目的是指向自我的.完善自我,成就一种理想的人格,是学问的最终目的.“为人”的意思,则将学问的目的指向了外在或他人的认可,为了迎合社会需要而进行的学问.
在孔子的话语中,“古”一直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而“今”则为一种现实.从这句话看出,从那个年始,就一直存在着两种学问,一种是为了社会性需求,即为了作官、谋生的求学；另一种则为了使自己人格得以成长的求学.我们今天学校教育,很大程度上,只是完成了第一种功能,即求学的社会性功能.
孔子并不反对“为人”之学,但他无疑更看重“为己”之学.所以二千多年来,“为己”之学一直被看作儒家的核心,儒家被称为“身心之学” “性命之学”,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说的.在孔子看来,如果只做“为人”之学,是缺乏根基的,容易使人生成为一座空中楼阁,这时学问反而成为了生命的一种负担.而只有以“为己”为一切学问的根基,一个人才真正能够找寻到自己安身立命之处.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西文化冲突的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也在这里.西方的知识系统,其实一直强调的是“为人”之学,人役于物、工具超越于价值之上,是西方知识系统一个重要特征.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重提“为已”之学的重要,也变得有了特殊的意义,它至少让我们可以更多地理解,当代人类精神所面临的尴尬处境.
在儒家的知识系统中,使自己获得一种完善的人格,不仅是首要问题,也是一个终极问题.也就是说,一切学问的目的,都要指向这个目标.“为人”之学只有指向了这个目标后,才能有自己的创造或发现.儒家对自我人格的看重,体现了这种思想体系的宗教属性,它对个人内心精神世界的关切,远远超过了对外在物质世界的关心.
当然,儒家的“己”,并不是指一个孤独的个体,这和西方的个人观有很大的不同.儒家的个人观,更多地是指处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中心点.这种个人观是由个人的独特的社会关系和公认的角色构成的,始终与社会和他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自己人格的实现,也需联系到他人人格发展.这就是孔子说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意思.
《大学》中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出的就是个人的人格如何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在这里,修身即是一切行为的基础,也是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家庭在这里,体现的是一种放大的个人权利,家庭美满了,自然体现为个人的成就；而国家在儒家的思想中,被想象成是一个扩大的家庭.个人在修身过程中,实现了与家庭、社会的共通和相互依赖,也完成了个人在这个共同体中的关系与角色.儒家认为,个人人格的完成,必须要通过对社会介入,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完善.
儒家对学问和人格的发展,构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它与西方文化认为个人人格的成长,需通过对上帝信仰不同；与印度文化远离社会的自我修行也完全不同.对于整个世界文化体系来说,这种独特的对于学问与人格的认知模式,可以说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
真实就是天道
举凡中国人,大多知道天人合一这四个字.但愿意探究天人合一含义的人很少,真正信仰天人合一的人,就更少了.受传统文化教化的人,对天人合一的意蕴都深有体悟.因在四书五经,乃至中国古典文学中,这都是一个重要主题,不理解这四个字,极难真正体会中国文化的高贵和精妙.
自周公孔孟,到道家老庄,都对这四字所蕴含之义做过很多阐释.孔孟与老庄的分野为,孔孟多从人这一端来说,说的是人世；而老庄多从天这一端说,说的是自然.到《中庸》,在此问题上对儒道学说做了融会贯通,进一步解读了天人合一的真义.司马迁、朱熹认为《中庸》的作者是子思,孔子的孙子.据考证,《中庸》在秦初曾被当时儒者做过修改,定稿时间应在秦统一之后.
《中庸》里,关于天人合一的纲领性观点在“哀公问政”中,是通过孔子之口说出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其后的12章文字,都是子思在反复论证与释读此句话的意义.
什么是诚呢?朱熹《四书集注》的注解是：“诚者,真实无妄之谓.”简单地说,诚就是真实.真实,不仅是天人合一观的最高价值,也是中国儒家精神的中心价值.只有首肯此义,言及其他理念才有意义.何谓真实?日月星辰、风云雨露、海陆山川、虫鸟鱼兽皆谓真实；同样,人的男女生死、喜怒哀乐、饥饱寒暖也属真实,儒家认为这些就是天道,也即真实就是天道.《中庸》说：“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原来世间万物共有的一个特征,就是真实,充塞天地宇宙间的,也只是一个诚字.
既然真实就是天道,那么寻求真实,就是人道了.儒家思想的主要演进,就是在追问存在的一切是否真实,以及人们如何在生活中实现真实、把握真实.儒家深知,对于人来说,抵达真实是艰难的.所以《中庸》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自,就是由的意思.明,就是明白道理.由真实而明白了道理,叫出自本性.由明白道理而达到真实,称为教育感化.真实,才能明白.明白,也能变得真实.让天道的真实,在人道中再度真实地体现出来,这就是儒家教化的最终目的.而舍弃真实,从别处寻求最高价值,或用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来遮蔽真实,就是违背了天道.
《中庸》又说：“诚者,自成也.”真实,就是自己成全自己,“是故君子诚之为贵.”并认为,真实不仅可以成全自己,而且可以成就万物.成全自己,这是仁.成就万物,这是知.《中庸》认为：“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句话,是儒家精神中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意思是,只有天下极端真实的人,才能充分发挥本性；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让众人发挥他们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与帮助天地培育万物；能帮助天地培养万物了,就可以与天地并列.这就是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原来不过是一个实现了极端真实的人而已.
《中庸》更为看重执政者要坚守“至诚之道”,认为“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意思是,只有执政者坚守至诚之道了,才能树立治理国家的最高规范,才能确立社会的根本法则,才能探知天地的生成变化.并说“至诚如神”,意思是一个“至诚”的社会或人,不仅可以知道未来,还可以预知福祸.
原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中的这个“一”与“体”,就是真实.儒者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恢复人世间的一个真实.因为,他们相信,真实就是天道.
不召之臣
先说孟子的一个故事.一日,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碰巧齐王派人传话说：“我本应来看你,但因寒疾不能吹风,所以来不了.明日早朝,不知你能否来见我?”哪知孟子也托病,称无法上朝.到第二天,孟子却外出吊丧去了.大夫景丑不理解,抱怨孟子做得不对.孟子答道：“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意思是,大有作为的君王,一定有不受召唤的臣属.并认为,如果有什么事要商量,君王应亲自去臣属处讨教,尊德乐道的君王,这点都做不到,就不足和他有所作为.
孟子的这种举动,我想当代知识分子,能做到的也凤毛麟角.然而,这却是儒家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一个知识分子若无此风骨,便不值得一提.为何会如此呢?这和儒家所推崇的社会理想有关.
儒家认为知识分子所代表的“道统”,与执政者所代表的“政统”,是两个中心不同的领域.这两个领域虽有交汇处,但绝不是同心圆.道统的依托为“道”,所以它比政统有更高的权威.用代表世间真理的道统,来抗衡君王代表的政统,最终从精神上驾驭政统,一直是儒家的社会理想.
孔子在《论语》中明确指出“士志于道”,知识分子是“道”的承担者,明道与行道才是知识分子的终极使命.道统并没有一个组织,所以知识分子个体的人格尊严,其实体现的是道的尊严.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 “忧道不忧贫”,也是认为知识分子只有在超越了个人的富贵尊荣后,才可能批判社会、抗礼君王.
儒家的这种思想,到孟子时有了更深的发展.孟子认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他还强调了不为权势所屈的知识分子的尊严感,即无论成败进退,知识分子都应以道作为人生的最终依归.他有一段浅如白话的名言,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对于知识分子与君王的关系,孟子有自觉的身份认知.除了做“不召之臣”外,孟子认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甚至应该成为君王的老师.他借子思之口说道：“从地位上,你是君王,我是臣子,臣子哪敢同你君王交朋友呢?从德行上看,那你应该向我学习,以我为师,怎么能平起平坐和我交朋友呢?”
《孟子》中,还将知识分子与君王的关系分为三种：师、友、臣.君王对知识界的前辈领袖以师事之,对平辈而优秀的知识分子以友待之,对一般的知识分子才用之为臣.孟子谈到一个小国的国君费惠公,就这么做的：“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看《史记》可发现,这在当时,其实已成一种风尚.
“不召之臣”所倡导的批判精神,后来在“政统”内部渐渐也被制度化了.谏官批评君王,议曹批评郡守.谏议制更让进一步合法化了,虽然也会惹怒不明智的君王,让谏者在政统内受到打击.但在道统中,这种打击却反而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荣耀.韩愈因谏被贬为潮州刺史,范仲淹三谏三贬,都成就了他们所坚守的道.他们也因此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知识分子.范仲淹说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成为儒家知识分子维护道统与自己人格尊严的信条.
责任编辑：远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