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特里·伊格尔顿看来,无神论已陷入困境.在整个20世纪,随着无神论日益走向强势,教堂对信众失去吸引力,神学则被自然科学击溃.但9·11事件却使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传统的教堂礼拜漫长的衰落过程或许尚未终结,理查德·道金斯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等人尖刻的怀疑论调也仍然在知识阶层中激起巨大共鸣,然而,对世界其他的人群而言,宗教却正在从漫长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对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其他宗教的狂热崇拜,如今已经席卷穷苦而遭受压迫的人们.宗教信仰已经走向病毒式传播.
至少,伊格尔顿是这么看的,而且他认为我们应该早就预见到这一幕的发生.他是涉猎广博的知名批评家,名下已有多本畅销作品以及大量的论辩性刊物.他好像对我们其他人望而却步的那些哲学和理论著作全都了然于心,而且他总是善于通过活用巧妙的警句或押韵的短句把它们安置在恰当的地方.他的行文因频频出现二分法、冒犯性言辞和令人捧腹的笑话而显得活泼.最终,当那些聪颖之士的魔法失效,真理从他们手中滑落,我们总是会欣赏到一丝反讽的意味.在《上帝之死与文化》这本书里,他运用所有这些精彩的手法揭示出,我们寄予无数代世俗唯物主义者们的崇高期望,将像双子塔一样轰然倒塌.
伊格尔顿成名于1970年代,当时是牛津英语系的导师,同时他也自命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或者,你也可以称他为一位认同革命、同时也承认自己是牛津英语系教师的社会主义者.在他登上学院职业生涯顶峰的同时,他确立了自己作为一名践行自己理念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标志性地位.时隔未久,在所有以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学院领域,出现了一种针对伊格尔顿的传染性嫉妒病.不过,近年来这些学院同僚开始嗅到一丝背叛的气息：伊格尔顿或许仍旧忠于他的左派立场,但是,根据他最近对新无神论者的抨击——他指责后者对基督教精神做出了错误的阐释——来看,他向来坚持的唯物主义正在离他远去.
《上帝之死与文化》不会给伊格尔顿昔日的追随者带来多大安慰.这本书带领我们快速检视了过去300年来欧洲的知识战场,按照人们普遍接受的历史说法,正是在这个场域内,被进步和理性武装起来的英勇战士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那群反动的宗教人士.然而在伊格尔顿看来,这些胜利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模棱两可的,通过特定的程序,它们将有可能被历史的诡计所扭转.首先是那些威名赫赫的启蒙哲学家,他们向声名狼藉的教士阶层及其经院神学发起冲击；但他们却从未曾想象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他们甚至宁可在理性或科学的伪装之下继续保持对上帝的尊崇.他们对宗教造成的全部损害,都被德国唯心主义思想家关于灵魂的混乱观念以及他们的浪漫派追随者所修复,后者通过“自然”或“文化”重新创造了上帝.你或许会认为马克思更加彻底地完成了弑神的任务,但是对共产主义检测说的仔细审视却表明,它恰恰就是天国的替代物.还有可怜的老尼采,其全部的狂啸和猛烈攻击,最终却归于以“超人”（Ubermensch）的形式复活了基督.20世纪的现代主义者落入了同样的陷阱,他们徒劳地诉诸艺术,以期填补“上帝曾经所处的那个空位”,如果说,一些晚近的古怪的后现代主义者成功地逃离了宗教,他们付出的代价却是对希望和意义的全盘否弃,而这是其他任何人都不愿付出的代价.“事实证明,”伊格尔顿总结说,“全能者（The Almighty）是很难被去除的.”关于他的死亡的传言多属夸大其辞：如今他已重新将自己“纳入议程”,而“其中的反讽意味莫甚于此”.
作为哲学界的明星学者,伊格尔顿能够迅速抛出精彩的观点,但却不会显得过于严肃.在杜绝陈词滥调方面,他可算不得英雄,因为他会毫不顾忌地整段引述自己的作品.与那些将自己视为对困扰自身的观念性问题努力加以澄明的思想者不同,他把这些思想家当成一个个角色装进了一个现成的故事,其中启蒙运动引发了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引发了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引发了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又引发了后现代主义.当他嘲笑唯心主义者“对日常习俗示以高尚的轻蔑”,或是揶揄马修·阿诺德那种“高贵的贫乏”和“高傲的宿命论”,以及萨尔曼·拉什迪那种“高谈阔论的开明派八股”时,听上去他更像是个粗野的孩子,而不是一名一本正经的颠覆者.当他选择将自己的称颂献给康德、伯克、孔多塞、席勒、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等人的巨著,或是将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列为“或许是我们时代最杰出的哲学家”时,他似乎并未表现出与这种崇高相称的感激之情,而是在用一种睥睨万物的自我确证语气发言.
有人曾批评伊格尔顿过于傲慢自大,但事实绝非如此.如果说他有什么独特的卖点的话,那就是他总是会不可思议地抹除自我.他就像一位操纵木偶的人,为观众呈上一出精彩的节目,却拒绝亲自现身.要是我们知道到底是哪些问题真的会让他在夜里睡不着觉,以及随着时间推移,他的追问是否有所进展,那他的书将会展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自己或许也已经注意到,《上帝之死与文化》的出版正值他初次以公共知识分子面目登上社会舞台50周年之际.1964年春,伊格尔顿和一群激进的罗马天主教徒筹办了一份充满活力但却短命的杂志《私见》（Slant）.在一系列洋溢的文章中,他辩称基督徒无法做到“毫无顾忌”地面对信念,除非他们献身于革命的社会主义,与之相反,信奉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身的精神性已经耗尽,只有基督教才能对其施以拯救.
“基督教精神,”他解释说,是“一种极端主义的信念,在宽容和爱的层面极端而决不妥协”.基督徒必须致力于一种“作为潜在的殉道者的生活”,为了“真正的文化”而与“市侩资本主义”展开斗争——由此塑造一个“完整的社会”,其中“基督奥体（the Mystical Body）将即时显现”,而“基督将存活在现实当中,而不仅仅停留于言辞”.伊格尔顿的分析或许有点牵强,但是他的表达却是真挚而诚恳的,可惜这些很快就淹没在一堆闪烁其词的尖刻论断之中.或许在50年后,他应该试着重拾昔日那个坦率而脆弱的自我.真实的特里·伊格尔顿,请你站出来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