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

更新时间:2024-01-31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17606 浏览:80942

关 键 词 :索尔贝娄;《赫索格》;身份焦虑;文化认同

摘 要 :索尔贝娄在《赫索格》中探讨了美国犹太移民的身份和归宿问题,小说主人公的家庭矛盾其实是社会文化矛盾的反映.赫索格面对宗教矛盾和文化冲突产生了强烈的心理焦虑,对犹太移民的身份和生命意义提出了质疑.他试图从性、暴力和大自然中寻求消解身份焦虑的途径,最终在自然之美和情人之爱中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也变相地在心理上获得了身份认同.事实上,索尔贝娄并未解决主人公面临的生存困境,其笔下人物回归自然也有逃避现实的嫌疑,但贝娄通过赫索格对犹太身份的焦虑和认同,表达了不同文化应该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的理想诉求.

中图分类号:I106.9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2)04-0033-05

Culture Conflicts and Social Identity

——Anxiety over the Social Identity of Saul Bellow Revealed in Herzog

WANG Han-l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Humanities,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Zhoushan 316000, China)

Key words: Saul Bellow, Herzog, anxiety over social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Abstract: Saul Bellow discusses in Herzog the destination and social identity of Jewish immigrants in American society and the family conflicts of the hero, Herzog, are actually the reflection of social and cultural ones of the society. Acute psychological anxiety greatly irritates Herzog when he is confronted with th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conflicts, and he questions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the social identity of Jewish immigrants. To alleviate the anxiety over his social identity, Herzog resort to sex, violence and the nature and finally achieves his internal peace in natural beauty and love. Similarly, he acquires his social identity. As a matter of fact, Saul Bellow fails to lead his hero out of the dilemma of existence and the return to nature is more like an evasion from the realistic world. However, he does present his appeals for tolerance and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cultures through Herzogs anxiety over his Jewish identity.

美国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对自己的犹太身份一直怀有复杂的心理,他不愿被评论界贴上“犹太作家”的标签,宣称“我从未意识到自己写作时是犹太人,只知道自己是索尔贝娄,我也从未努力要使自己的创作犹太化”〔1〕.贝娄认为自己的作品不仅仅是反映了犹太人的问题,而且反映了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普遍困境.然而,贝娄作为一名犹太作家却是不争的事实,不管他愿不愿意,“犹太身份”都是他在美国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贝娄是一位深受存在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家,敢于直面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多次在创作中探讨犹太移民的身份和归宿问题.在小说《赫索格》中,贝娄就通过主人公赫索格与妻子马德琳从相爱到陌路、从相互指责到相互背叛的家庭矛盾,特别是赫索格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等问题的追问,揭示了西方社会当代人无家可归的流浪境遇,同时也表达了作家本人对犹太身份的焦虑和生命意义的质询.


小说《赫索格》中,赫索格与妻子马德琳产生家庭矛盾的主要原因是性格、气质、文化趣味和价值观念等方面有差异.众所周知,在传统的犹太家庭里,男人们习惯于研究犹太经书并进行精神探索,他们认为不断内省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层次和境界.在物质/精神的二元模式中,传统犹太知识分子更看重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而对物质和财富看得要相对淡些.贝娄也认为自己反抗物质力量的方式比较固执,“我说不清为什么我不愿意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产物,可赚钱、实用、审慎经营、生意等就是吸引不了我”〔2〕.男主人公赫索格与贝娄一样耽于抽象的思考,具有犹太人内敛而自省的民族性格.女主人公马德琳则是美国消费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女性,她并不关心丈夫赫索格的精神追求,只对如何实现自己的美国梦——过上富裕的物质生活更感兴趣,“马德琳不管这些,还是从施乐安浴室用品商店写回来各式各样的高档用品:贝壳状的银制肥皂盒,高级埃卡森牌香皂,厚厚的土耳其浴巾”〔3〕.马德琳的挥霍无度引起了赫索格的不满,他责备妻子一套孕妇服装竟花去了五百美元:“你打算生个什么呀?路易十四么?”〔3〕反之,马德琳对丈夫“做费脑筋的工作”也极为不屑:“你要的那种环境,一辈子也别想拥有.那种环境十二世纪有过.你一天到晚嚷着要的那种老家,说什么厨房的桌子上盖着油布,还放着你的拉丁文书.”〔3〕赫索格与马德琳在价值取向上有着严重的分歧,因此二者的矛盾和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从本质上看,赫索格与马德琳的矛盾其实是宗教矛盾和文化冲突的反映.赫索格和马德琳虽然都是犹太人,但他们分别信奉犹太教和天主教(基督教的一支).马德琳希望赫索格尊重她对天主教的信仰选择,扬言如果赫索格不能尊重她的信仰,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展.赫索格对马德琳皈依天主教抱怀疑态度,认为“她感兴趣的是在社会上往上爬和出风头”,坚信“犹太人对信奉基督的淑女或君子的行为的解释”是社会史上极其出色的章节〔3〕.尽管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一元论宗教,都以《旧约》作为自己的文化典籍,同属于犹太—基督教文化系统,但在偶像崇拜、宗教习俗和文化观念(尤其是救赎观念)方面却泾渭分明.赫索格对马德琳的态度与古代犹太教民排斥其他宗教的做法并无二致.犹太经典《塔木德》就公然宣布:“异教徒中最好的也要杀死!蛇中最好的也要砸碎其脑袋.”〔4〕马德琳对赫索格信仰弥赛亚也有看法.马德琳在基督教四旬节时将额头涂上了一层灰,这是基督徒在圣灰星期三进行的宗教仪式,赫索格看见了就询问她额头是不是抹灰了,对此马德琳不屑回答,因为她认为犹太教徒赫索格根本不配知道基督徒的宗教活动,并咒骂赫索格是个法利赛人——言行不一的伪君子.

西方文化史上,基督教世界对犹太民族的文化误读可谓由来已久.基督徒认为,犹太人作为最早与上帝缔约的民族,“曾被邀请进天国,可他们拒之不理;因而其位置终被外邦人占有”〔5〕.在基督教文化语境里,犹太人一度被等同于“恶”并被视为“恶”的象征而呈现于社会文化结构中〔6〕,而且犹太教的封闭性和内敛性也招致了基督徒的误解.尽管犹太民族长期在世界各地流浪,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然而犹太民族的内敛性仍为其主要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犹太文化的内敛性是许多犹太人蒙受苦难的原因之一,欧洲历史上的历次排犹或反犹,在许多时候往往是文化意义上的.”〔6〕美国虽然一直号称是外来者的天堂,但实际上仍是一个基督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仍然强调基督教的文化传统和清教的价值观.即便在基督教对民众思想影响衰微的今天,美国国内的宗教偏见和文化矛盾也未完全消弭.

赫索格分明感受到了基督教文化与犹太文化的冲突,他把这种文化隔膜和冲突理解为一种障碍:“我的生活中有一道障碍,从一开始我就在排除这道障碍,我一生都在排除这道障碍等”〔3〕但赫索格无论如何都无法排解这道障碍,他只能悲哀地仰天长叹:“长期以来,犹太人见外于全世界,而现在反过来,全世界也被见外于犹太人.”〔3〕实际上,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文化矛盾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是较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消解的,是犹太人“过去”或“现在”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说“格托”是囚禁犹太人的有形栅栏的话,那么文化冲突和矛盾就是导致赫索格痛苦的根源.赫索格面对剧烈的宗教矛盾和文化冲突,要么只能像马德琳一样皈依基督、认同清教价值观,要么坚守犹太文化传统、进行反异化的抗争,要么只能以消极方式去躲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否则,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自己面临的生存困境.

与其他民族相比,犹太人可能是因一直生活在其他民族中的缘故,“自古就有一种强烈的身份意识”〔7〕.根据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的约定,犹太男婴出生后的第八日要施行割礼,这是犹太人确立自己身份的开始.一些犹太文化研究者认为,割礼在犹太文化中具有两个基本的涵义:割礼既是犹太人与上帝订约的标记,也是犹太人种族身份的重要标记.因此割礼是镶嵌在犹太民族心理上的一个身份,它以独特的方式体现了犹太人的身份意识和身份感.其实割礼只是犹太文化身份的一种外在生理印记,比较而言,犹太人心理上的身份意识更为明显,他们经常反观自己的生存处境,思考自我身份和生存价值等问题.

小说中,赫索格对“我是谁”、“人的本质是什么”及“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等问题的追问,表达了他对犹太身份和生存意义的质疑和焦虑.首先,赫索格诘问犹太人是选民还是幸存者.犹太人通常认为自己是上帝精心挑选的“选民”,应当受到上帝的特殊关爱和眷顾,然而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却不得不面对一次次的屠戮.他们不仅在欧洲国家多次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在美洲大陆同样也未能避开排犹主义浪潮的冲击.赫索格不无悲怆地自嘲:“像我这种犹太人,生来就是一个马济安时期的人等一个犹太人是一个贱遗种,正如蜥蜴是伟大的爬虫类时期的贱遗种一样.”〔3〕赫索格这番话当然不是要追忆历史,而是对当代社会的民族隔阂和文化矛盾提出的诘责.他认为所有犹太人都是幸存者:“各种关于人类进步的理论不适合我们的身份.认识到你是个幸存者,你就会感到震惊;认识到这就是你的命运.”〔3〕赫索格对选民和幸存者身份的质疑,也是整个犹太民族不得不面对的生存悖论.其次,赫索格诘问犹太移民是公民还是难民.老赫索格带领全家来到美国以后,满怀信心地开始了美国化生活,然而迎接他的却是一连串的投资失败:他购写一块土地来耕种,却遭到失败;他到城里开面包店也失败了;改做呢绒布匹生意又遭遇失败;做批发商同样铩羽而归;他在战争时期开办的一家睡袋工厂,最终也因经营不善而关门歇业等老赫索格的人生遭遇是犹太移民生存状况的缩影,从名义上讲,犹太人移居美国后算是改变了原来的身份,名正言顺地变为了美国公民,可实际上很多人的生存处境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在贫民区挣扎,过着艰难的生活,美国社会宣扬的美国梦离他们还很遥远,犹太移民似乎注定要成为这个国家的难民与贱民.于是赫索格由父亲的人生际遇联想到人的身份问题,反问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生物是什么?这东西认为自己是人.可究竟是什么?这并不是人.”〔3〕赫索格对犹太人乃至所有人的身份的质疑,从根本上讲,是源于文化矛盾和冲突给他造成的心理焦虑.朱迪纽曼指出,赫索格的心理危机与犹太民族历史密切相关,“犹太人对他们的历史记忆是有遗憾的.神经病患者无法逃避过去,因为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8〕.也可以说,赫索格就是贝娄和整个犹太民族的代言人.

1913年,贝娄一家移居北美时处于第三次移民潮的尾声.这批移要来自罗马尼亚、波兰和俄国等东欧国家,多数移民由于语言不通只得做工和经营小店铺,过着饥寒交迫的艰难生活.这批移民大都继承了犹太传统和习惯,到美国后遭受排挤、孤立和歧视的经历,使他们更强烈地希望能够保持犹太传统,“犹太文明不致在新大陆湮灭,使犹太人能够有一个不同于基督教的、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地”〔9〕.贝娄一家的生活与第三批移民的经历相似,家里生活潦倒却洋溢着浓厚的犹太氛围,但在外面却因身份问题而遭受歧视.贝娄后来写道:“我小时候就意识到,有股力量告诉我,我的犹太人血统和周围的环境.”〔2〕贝娄深知自己遭受屈辱的根源在于犹太身份,他对幼年遭遇的一直耿耿于怀.在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中,贝娄回忆了这段痛苦经历:“我们被骂作杀害耶稣的凶手,受到追逐、被咬、挨打、吃石头,甚至包括乔治,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都要受到这种莫名其妙的惠顾.”〔10〕然而犹太民族又是一个生命力和凝聚力极强的民族,任何外来的压迫和打击都不会摧垮它.犹太学者利奥拜克指出,无论犹太教受到多么大的外来影响,“犹太教也决不会改变自己的基本特征,更不会让自己沉沦于外来影响.”〔11〕在利奥拜克看来,犹太教具有极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犹太民族不会因为外来影响而融入其他民族.同时,犹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冲突将长期存在.作为一名思想深邃的存在主义作家,贝娄清楚地意识到赫索格在多元文化的夹缝中无法避开文化冲突.当然在贝娄这里,文化冲突最剧烈的场所不是社会而是家庭,而且这种文化冲突并非以暴力形式呈现,更多时候还是人在思想文化观念上的碰撞.如此一来,赫索格受虐狂式的变态心理就易于理解了,正如犹太学者所言:“当犹太教不得不与新旧文明发生接触时,其消解能力是其他宗教无法匹敌的,这使犹太教能最大限度地忠实于自身.”〔11〕犹太人会把受到自己外部世界的影响和冲突,自觉地转化为一种内部的自我冲突.赫索格对犹太身份的心理焦虑和对生命意义的质询,正是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的表现和结果.

小说《赫索格》中,作家贝娄对主人公赫索格的遭遇极为同情,并为消解其身份焦虑尝试了各种办法.首先,赫索格先后沉醉在多位女性的温柔乡里,希望在性生活上寻找到精神慰藉.赫索格在心里对情人呼喊:“亲爱的雷蒙娜,嫁给我吧!做我的妻子!让我摆脱苦恼.”〔3〕贝娄本人就接受过精神医生的治疗,一度认为性是治疗社会创伤的良药,能够帮助人缓解内心的紧张与焦虑.作家通过赫索格的视角强调的治疗作用,“是公民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有用的社会行为”〔3〕.赫索格在多位女人之间周旋,就怀有这种“有用”的功利目的.然而只能暂时缓解赫索格的焦虑心理,其身份问题并未因为满足而得到解决.赫索格反问:“我以为我这个灵魂所要的,不外是肉体上的欢乐,现在我们给它这种欢乐了,可为什么还不是事事如意呢难道这就是我渺茫人生历程中的秘密目标么”〔3〕赫索格意识到性不能解决所有人生问题,“我和一个女人睡一宿,我度过了一个检测日,但不一会儿,我重又倒在同样的荆棘上,带着痛苦中的喜悦,或是欢乐中的悲伤等”〔3〕贝娄借助赫索格的内心独白方式表明,生理的满足不过是短暂的自我麻醉,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赫索格的焦虑心理.

赫索格在无计可施之际想到了暴力反抗.马德琳与情人格斯贝奇结婚以后,后者成了赫索格女儿琼妮的继父.赫索格无法忍受妻子的背叛和一无所有的境遇,企图通过暴力手段杀死情敌格斯贝奇,“我真的会杀掉他们等用一支或者一把刀,干掉他们”〔3〕.尽管赫索格因为婚变而遭受了巨大精神折磨,但他还是放弃了复仇的暴力手段,坦承“暴力不是犹太人的事”.赫索格弃绝暴力的原因在于他窥见格斯贝奇正给女儿琼妮洗澡.赫索格心中仇恨的冰块开始溶解,爱心和真情战胜了和暴力.实际上,自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开始,犹太人尽管遭受过种种非人的压迫和的屠杀,但他们很少会想到以暴力手段抗争.犹太人始终以超人的克制态度应对不公的命运,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出逃和流浪,在世界各地辗转迁移以寻求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

小说结尾,赫索格与情人雷蒙娜在乡下的路德村过起了田园生活,在情人之爱与自然之美中完成了对内心焦虑的消解,赫索格在森林里听鸟儿啁啾、看花落花开,与大自然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贝娄在这方面显然继承了卢梭及其他浪漫主义作家的思想,主张人类应从现代文明社会回归大自然,因为他认为芝加哥等现代化都市挤兑着人的生存空间,逐渐变成人类生存的异己力量,淳朴的大自然才是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园,也只有在自然中人才不至于迷失自我.小说中的赫索格从大自然中领悟到了人生要义,逐渐摆脱了由于文化冲突而产生的精神危机.其实回归自然是贝娄为赫索格想到的不是办法的办法,因为赫索格偏执于乡下一隅的二人世界,是否真的找到了人生的归宿和意义,是否解决了身份问题,这些恐怕还需要进一步商榷.在这方面,贝娄小说《雨王汉德森》似乎比《赫索格》更有启示意义.小说中的主人公汉德森的经历与赫索格恰好相反,汉德森从非洲荒野返回现实社会后,立志当一名白衣天使为他人怎么写作,勇敢地承担起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人生使命,从而通过行动来证明了自己的身份.

有学者认为赫索格回归自然算是找到了精神家园和生命本真.事实上,与其说赫索格是在寻找精神家园,不如说他在寻求一种自我身份的验证,因为对四处流浪的犹太人而言,寻找家园与要求身份认证是统一的,家园在犹太人这里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赫索格认为乡下寓所是他这个犹太民族后裔“在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这班高等白人控制下的美国争得一席之地的象征”〔3〕.赫索格只有身处伯克夏的乡下寓所,而不是在现代化的工业大都市,才能以正确方式确证自己的公民身份,乡下寓所彰显了其作为移民的生存价值,使其在心理上获得了象征性的独立与平等.这样,赫索格就会认为自己为美国社会“也贡献了自己一份力量,有着足够的骄傲去蔑视那班高等美国人”〔3〕.细加考察,可以发现赫索格回归自然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因为他并未真正摆脱自己的身份宿命,正如莫瑟所言,“赫索格最终在路德维尔的归宿表明他对现状的认同”〔8〕.赫索格并未改变自己的处境、身份和地位,他只是实现了对身份问题的暂时遗忘,从而变相地在心理上获得了某种“认同”.

犹太人长期生活在其他民族的文化夹缝中,“犹太人的普遍困惑往往表现在自我身份的困惑上,这种对身份的自觉在文学文本中常体现为强烈的局外感、边缘感乃至非我的异化感”〔12〕.在和文化冲突面前,犹太移民既渴望坚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又渴望真正融入美国社会,以获得身份和文化上的认同.贝娄不愿意犹太同胞被看为“恶”的贱民,被视为美国社会中异己的“他者”,而希望犹太人能像WASP一样融入主流社会生活,从而摆脱边缘化的从属地位,真正实现由犹太移民到美国公民的身份转变.从这个角度看,贝娄实际上是以文学的方式在为整个民族请命,他通过小说《赫索格》主张不同民族消除和文化冲突,呼吁不同文化相互理解和相互包容,从而实现不同民族的相互尊重与和平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