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文化的桎梏

[摘 要 ]乡土情感属于索价高昂的感情,乡土在给予心灵皈依的同时很可能也在画地为牢.中原地域文化对当代河南文学的桎梏,表现于充满先见的城市书写,不仅致使作家无法深入到城市的腹地聆听城市的心脏跳动.而且也导致无法真实地描摹现代化进程化的乡土乡村.同时.由于缺乏形而上的哲思,与现实太近,只有“沉重的肉身”,沉浸于苦难叙述而难以自拔.在当代河南文学里,宗教并未以“信仰”状态出现,还只是以形而下的“器”而被运用,这使我们虽沿着作家的心灵之旅.却一路寻觅不到可以栖居的精神家园.

[关 键 词 ]地域文化；当代河南文学；城市书写；形而上哲思；宗教话语

[作者简介]刘保亮,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河南洛阳471023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10－0182－06

人类繁衍生息的大地.不只是人类生存的物质依托,还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参与对人类生活的组织.如果说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不仅仅充当着外部的、派生的地理空间.它还对生活其上的人们具有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功能；如果说“个体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而是首先“应扎根于我们的躯体,其次应扎根于我们的社会环境,最后应重新扎根于我们的自然母体”,那么,中原这一由历代生命遗骸厚积而成的、层累着人文化石的特定“隔离性”地域,必然先在地规定着其间中原乡民与中原作家的生存形态.制约着他们的自我意识与“世界”概念.由此,“一方世界一方天”,人与地域之间的宿命关系,使当代河南文学呈现出独特的中原地域文化景观.然而,中原地域文化既可以为当代河南文学提供人文资源.也可能因为这“人文资源”而使其走向自我局限与固步自封,检测如地域乡土成为文学望的全部视野,检测如它被作为仅有的精神价值坐标.

乡土情感属于那种索价高昂的感情,因为地域特性从来与地方孤立性相依,这使乡土在给予心灵皈依的同时很可能也在画地为牢.中原地域文化对当代河南文学的桎梏主要表现于充满先见的城市书写和缺乏形而上的哲思.

一、

城市与乡村是两个有别的地理文化空间.当代河南作家以“地之子”的文化身份,始终伫立中原地域乡村,以充满张力的文学话语,塑造了一个深蕴地域集体无意识的城市形象.首先是以“高楼”为代表的城市意象,它以超越乡村生活日常经验的庞然大物出现,让乡民不无震惊、紧张、压抑地仰望,以傲然矗立的外在物化的直观感性,制造着乡村与城市视觉上的建筑落差和心理上的壁垒.无论是李佩甫《城的灯》里冯家昌面对城市马路、自行车、商店、红楼房、灯光的自卑,还是刘庆邦《家园何处》里打工者“看着楼上层层玻璃内放射出的五颜六色的光芒”的羡慕,抑或阎连科《情感狱》中“环城路上跑着的汽车,像燕子一样在我的跟前飞着”的欣喜,林立的高楼大厦生产着新奇神秘的美感,城市景观因生活距离而潜滋暗长着城市崇拜.虽然乡民作为城市的闯入者只是投去匆忙一瞥,但“高楼”以及宽阔的大道、如水的车流、闪烁的灯光等共同组成了城市视角符号,它以乡野世界之外陌生的影像,引发乡民无边无际的遐想.也许对于偏居一隅且贫困落后的山村乡民而言,城市缤纷的物质叙事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

城市女人作为一种“性政治”比“高楼”有着更为丰富复杂的意蕴.城市女人在乡民眼里不仅洋气和性感,而且还是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娶上城市女人可以有效地割断乡土脐带.是进入城市生活的重要标志.这正如李佩甫《城的灯》里所言：“娶了她,你就是城里人了！”于是,在《城的灯》里,不仅“城市就是颜色――女人的颜色”,而且冯家昌与城市姑娘李冬冬时她的身体也成了“一座剥光了的‘城市’”,他是在“占领‘城市’”.在《黑蜻蜓》里,文本毫不掩饰地批判“城市女人的浅薄是无法想象的”,“城市女人一向都用肉体的眼睛看人.而从来不会用心灵的眼睛去看人,因此城市女人的眼里没有温情和体谅,更没有厚道和宽容,只有刻薄和挑剔”.在《无边无际的早晨》里,农村出身的李治国与城市妻子的婚姻既因为“媒人是县委书记大老王”,还因为“她是一位副市级干部的女儿”,虽然“他不能不接受.也没有理由不接受”,但在内心里却充满对她的抵触与厌恶,文本极力渲染她的做作、庸俗、势利、无知.由此,当代河南文学里的城市女人,以及乡民通过占有城市女人获得对城市的征服,既承载了一种性别的表达,也赋予着一种身份的文化政治,其对城市女性的“动感凝视”,交织着乡村对城市既梦想又恐惧的矛盾心态.

无论是城市高楼还是城市女性,不难发现当代河南文学的城市书写充满误读与偏见,从中也委婉地折射出乡村乡民潜隐的集体.城市是一个开放式的“召唤结构”,“向城而生”,是中原乡土乡民的价值取向.在阎连科的耙耧世界里,主人公们为走出乡村不惜一切,可以放弃爱情,甚至失去尊严,只为通过求学、参军或招工,逃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那面容模糊的城市提供了人物情感发展的叙事动力.在李佩甫的小说里,主人公们的人生动力就是全身心地向上爬,脱离土地,过上城市人的生活.刘庆邦则以“远方诗意”、“到城里去”命名小说,那《到城里去》中宋家银坚决要求丈夫即便捡破烂也要留在城市的执拗,那《红煤》里宋长玉被矿上开除后不愿回家让“土地埋人”的认知,反映了当下社会生活的时代“共鸣”.弗洛姆说：“要理解人的动机必须首先理解人的境遇.”如果承认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城市总以优越的姿态俯视着贫困无言的乡村,如果认同“成为现代人的是一种原型,也就是一种非理性的命令,深深扎根于我们内心深处”,那么,面对繁华文明的现代城市,中原乡民的城市崇拜也是一种“崇高的人性”,它呈现着心灵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热爱,我们不仅没有理由贬低,相反还应给予同情和理解.然而,城市既是乡民的理想之地也是其伤痛之处,他们一厢情愿地奔赴城市,而城市并不欢迎甚至冷漠地拒绝他们.刘庆邦小说《到城里去》中,杨成方从县城到省城到北京,前前后后在城里混了二十多年,最终沦为一个“蝇子不舍蚊子不叮”的拾破烂的.他因为拾走了一个误认为废弃的铝合金梯子而被拘留了十五天,并且总会有那么一天.城里人会以影响市容为由把他像清理一团破烂一样清理走.宋家银也终于明白城市是城里人的.你去打工不管受多少苦出多大力,也不管你在城里干多少年,城市也不承认你不接纳你.《家园何处》里,何香婷作为一个农村来的姑娘,她的打工史就是不断遭受男人的屈辱史,城市新生活的潮流如涛涛的洪水使其身不由己,她以独特的身份进入城市的深部.一些污秽的东西在这里汇总,而她仿佛是一条城市的下水道.一些肮脏的排泄物通过她排走了.从乡村到城市,毕竟是有着文化落差的两种时空的僭越穿梭.居高临下的城市自然会以权力视角进行俯视与拒斥.如果说社会学里的城市“罪恶论”和“赞扬论”都是偏执一词,那么当代河南文学的城市崇拜以及背后深蕴的城市批判.可能都是基于作家情感结构的一种写作姿态、一种叙述策略.“东方城市的文人呈现一种分裂的情形,身体沉浸在城市的叙事之中,却以表达乡村意象的抒情为荣.”同时,“在一个被城市经验和城市价值支配的世界和时代,真正的‘黄昏经验’,或者说与之相关的土地经验、乡村经验、农民经验正在迅速消失”.当阎连科以《鸟孩诞生》为代表描写城市人的丑陋甚或残忍,当李佩甫在《城市白皮书》里集中宣泄对城市的不满和谴责,当刘震云在《手机》里让京城里的严守一只有在回归乡土之时才得到心灵安宁,当刘庆邦对乡村唱起歌谣而对煤矿演绎“酷烈”,一方面,乡村弥漫着的苦难尘埃使乡民飞蛾扑火般“向城而生”,他们既对城市崇拜又对城市怨恨,这使当代河南文学的城市书写反映了真实社会语境和乡民心理；但另一方面,城市毕竟是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城市不应是与乡土对立并被贬损否定的对象.如果说乡土家园的感觉大多是一个甜蜜的梦幻,如果让想象的乡村“去家园化”,从而直面“土地的黄昏”,那么,当代河南文学的城市形象多为一种被“妖魔化”的形象,是乡村视野里情绪化的、充满偏见的、诋毁的形象.往好处说这是基于乡土的文化守成,是反思城市文明的审美现代性表达,但若不讳疾忌医,这是地域乡土情感的蒙蔽所致,是土地文化的桎梏显现.无论如何,在当代河南文学里,城市不应该作为“敌人”而出现,它不是天生地缺乏道德,更不是污秽满地邪恶丛生,相反,城市有着温馨浪漫的一面,那闪烁的霓虹灯、美丽的橱窗、伸向远方的街灯、人流涌动的红尘喧闹以及上演的各种悲喜剧,都应优美地流淌于河南作家的笔端,他们理应投去善解与深情的目光.然而遗憾的是.当代河南作家让“乡土”支配了人生,他们总是透过千百年凝定的乡土老画框来打量信息时代的城市,当河南作家惊人一致地描写“乡下人进城”与城市的颓败腐烂进而发出沉重的叹息时,其实应该叹息的还有那叹息者的现代性缺失,那些写作者始终未能摆脱的“乡土即人的命运”.对此,雷达较早对河南作家城市书写的错误倾向提出尖锐的批评：“乡土情结既是优势,又可能成为负担,在有些作家的作品里,乡土定位已遮蔽了创作视野,面对城市化的冲击,他们表现情不自禁的反感、退避、偏见情绪等一个作家可以终身描写农村.但在今天他若不能了解城市化带来的全民族生活的变化,就会固步自封.”四梁鸿也在《所谓“中原突破”――当代河南作家批判分析》中说道：“即使作家努力追求现代性思维,却总显得非常生硬、做作,无法与其作品融为一体,可以看出,在作家那里.‘现代性’只是一种创作手法,一种技巧,而非作家思想内部和精神深处的东西.大部分河南作家的文学观念几乎仍处在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上,没有什么进步,这并不是作家没有意识到,而是文学观念的滞后和文学意识的匮乏所致.”的确,在现代化的号角嘹亮地吹响之时,在它不可阻挡地轰鸣走来之际.当代河南作家的现代性缺失也许是致命的软肋.他们以潜隐的城乡二元对立思维来书写城市,城市被抽象为“高楼”、“女人”的符号,或者是身体压榨与青春剥夺的罪恶渊薮,不仅致使他们无法深入到城市的腹地聆听城市的心脏跳动.而且也导致他们无法真实地描摹出现代化进程化的乡土乡村.那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摩擦所产生的裂变、转型、新生、失落等复杂细微的图景.由于乡土的单一视域而往往被忽视与简化,以致很难感觉到中原乡村在时代迈进之中轻重缓急的呼吸变化与高低起伏的情感曲线.

二、

中原土地文化的极度认同与依恋.不仅干扰着当代河南作家对城市文明的评判,而且也使当代河南文学过于粘着于现实而缺乏形而上飞翔的哲思.一般说来,土地文化是讲究实际的.所谓春华秋实,所谓人勤地不懒,土地来不得半点虚伪与欺骗,没有一分耕耘就没有一分收获,脚下的土地是农民最可靠的谋生之本,农民在长期挥汗如雨的劳作中也像身边的庄稼一样深深地扎根于泥土之中,由此产生于土地之上的生活与文化精神是现实型的.同时,中原地域是一块苦难之地.历史上黄河在2000多年当中决堤、泛滥、改道一共1590多次,其中多半都是在河南境内,特别是北宋末年,在河南北部出现决口.使黄河由北流改为南流,自此之后,河南省频繁受到黄河灾害的影响.如果再加上旱灾的不时发生、问鼎中原的战乱以及政治权力的人祸,无不使中原地域常常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人一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需要的就不是凌空蹈虚的浪漫想象,而是最为紧迫的吃饭穿衣问题,长期经受温饱的需求与折磨,使中原地域文化偏重于现实取向,即便是滋生于此的具有审美倾向的道家思想,在中原大地也渐渐演变为一种阴柔的谋生处世艺术.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中原文化总体上看是一种生存文化,而生存文化是一种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文化.这使生活其上的当代河南作家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们无不以身后的中原土地乡村为对象.表现乡民苦难生活里强韧的生命力,揭示底层社会的权力角逐,描写父子夫妇的家庭,勾画风土人情,营造了一个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文学世界.然而,当代河南文学的“现实精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作家怀着浓烈的乡土情感,以与生俱来的、切身体会的乡土经验,逼真地呈现出中原的生存镜像；另一方面它又可能使其停留在地域文化内部,所关注的、所理解的只是中原现实的存在和这存在的理由,而没有获得一个宏阔的望视野和普遍的精神支撑,以达到对此岸世界的超越.因为当代河南文学仅仅书写现实是远远不够的.毕竟人是世界上最奇异的存在.他虽然行走于大地却总爱仰望天空.这样,对现实乡土的无距离感的过于贴近,既是当代河南文学的风格价值所在,同时也是作品缺陷所在.

当代河南文学的苦难叙事即为例证.苦难是中原大地的基本色调.当代河南作家也是描写苦难的高手.阎连科“总是离不开描写苦难,而且描写得精密而细腻.尤其是他那用心体验雕凿出来的语言,常常使人如入其渊”.阅读阎连科的作品,苦难是弥漫其文本上空最浓郁的云翳.其“瑶沟”系列小说与《我与父辈》,以自传体性质较为真实地记录了作家的早年生活,家庭的贫穷、亲人的病痛、求学的艰难,诸多生活苦难给阎连科带来了巨大的心灵伤害.他甚至不无偏激地说道：“我宁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也不愿有这样的伤害.”那《年月日》里岁月被烧成灰烬的千古干旱,那《耙耧天歌》里痴傻病的困扰,那《日光流年》里喉堵症的死亡笼罩,那《受活》里连绵不绝的“黑灾”、“红难”、“黑罪”、“红罪”、“大劫年”,那《丁庄梦》里树叶飘落一样的死亡,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无论是饥饿还是疾病,作家笔下的人物始终处于深重的苦难之中.他自己也浸泡在苦难的叙述里.阎连科说：“生命中的苦难在所难免,但那不是我着力表现的地方,也不是人类的希望所在,而苦难中的某种精神才是我的用笔之所在,我以为,那种生存中的精神和勇气,是人类的希望之光.”然而,阎连科的作品里“希望之光”是那么的微弱,以致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能够清晰感觉到的总是指向身体的贫穷、疾病与死亡,它们是以通感的手法、用大量纯描述性的文字,令人疼痛地裸露着.苦难之外呢无论是《日光流年》还是《丁庄梦》,都未在现实中开凿出一条穿越苦难之路,也没有以信仰建造一个“欢乐家园”,只是以乡土独特的轮回再生的时间意识,让苦难循环往复地运行着,期望它消失在时间的深渊里.李佩甫的小说常把主人公的出场置于苦海之中,如《李氏家族》里的李金魁家里无钱无权无势,到城里的表姑奶家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尴尬”.“那是一种叫人死不得又活不得的滋味”.爷为了多拿二分钱一块的橡皮,拧着身子一窜一窜地逃跑,跑起来像夹了尾巴的狗一样,引得村人们哈哈大笑.他用烟盒纸当作业本,在大李庄小学出了大名,同学们望着在讲台上空飞舞的花花绿绿的烟盒纸不由得哄堂大笑.为了交学费.向队长李大牙要自己家的两棵树钱,爷要了一个夏天也没要来.李金魁无奈之中以上吊来要账.又如《城的灯》里的冯家昌,自己家的桐树被邻居刘一刀霸占了,父亲上上下下跑了几天却没有一个人为他说句公道话.没有鞋穿.他让脚上扎着十二颗蒺藜来练习走路,以此形成不怕磨脚不怕大雪天的“铁”光脚.李佩甫极力渲染主人公早年的苦难生活,也再现了那个年代乡村的贫穷,但作家的苦难只是一种人物形象的修辞,目的在于为向上攀爬提供动力,为其后的仕途成功作铺垫,无非再次证明了“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的古训.刘庆邦无论是在描写乡村的“柔美”小说还是在描写煤矿的“酷烈”小说中,都离不开以苦难刻画人性,特别是1950年代末的那场大饥饿,给作家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在《平原上的歌谣》中予以展现.但作品涂抹苦难的底色意在反衬人性的光辉.刘震云的“故乡”是苦难重重的“故乡”,“故乡是黄沙滚滚和赤野千里的惨状,没有水的流动.没有动物的跳跃.甚至连植物的形象都不存在.只有饥饿、苦难和灾难”.小说中姥娘讲故事所用的时间概念是“荒灾年”、“跑老日那一年”或“饿死人那一年”,总是以不随时间流逝的苦难来纪年叙事,从而也在一定意义上把小说文本悄然转换为苦难的“大事记”.如果说苦难是中原历史社会的基本境况,那么,当代河南文学的苦难书写无疑成为历史与现实的浮世绘,特别是中原作家反复叙述的河南重灾区的“大饥饿”惨景,是以地域文学作品为并未远去但已被“集体”忘却的历史作证,那令人锥心的疯狂与疼痛不仅穿透往日岁月而且还将警示未来.这使当代河南文学的现实精神别具意义.有论者说,外地作家比作品时,常常是比手法,比“衣服”,豫籍作家比作品一直是“脱光了衣服比肉”.这“肉”的主要内容就是乡土.是现实主义的乡村书写.

然而,当代河南文学只有“沉重的肉身”,还是十分有限和意犹未尽的,它要揭示地域的苦难和乡民的悲剧性处境,最终是要温暖生命的存在和维护人的精神的高贵.如果说苦难是人类的一种根本生存处境,它被设定为历史和生活的真实本质,而文学艺术的功能就是让人摆脱这种泥沼,至少在精神世界感受到一种人生的默然担当与淡然宁静.那么,当代河南文学在苦难书写中应表现出一种超越的形而上品质,让文学之光照亮那幽暗深邃的苦难空间,使文学中的形而上品质穿透灵魂而升腾起悲悯的希望.可惜当代河南作家与现实太近,沉浸于苦难之中难以自拔,把苦难叙述得无与伦比甚或神采飞扬.似乎忘记苦难不是人生的目的,忘记苦难背后还有生命的尊严以及蕴含的人类精神的坚实力量.当代河南文学呈现了地域的茫茫苦海,可是回头却寻找不到岸边.

三、

当代河南文学不能只在现世里打转,还要有形而上的哲思.刘再复认为文学有四个维度,即“国家社会历史”的维度、叩问存在意义的维度、超验的维度、自然的维度蚴.当代河南文学在“国家社会历史”维度方向应该说表现不凡,但在其余三个维度尚有欠缺.也许当代河南作家对此已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开始努力把文学从单维度向多维度推进,使之具有丰富的精神向度和意义空间,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引入宗教话语建构精神家园.

阎连科的宗教书写始自于小说《日光流年》.其第四卷的卷名“奶与蜜”源于《圣经》,原指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之地.第四卷的每一章正文之前是作家精心节选的一段《圣经》原文,《圣经》经文虽然是古代中东地区的历史叙述,但它在内容上与耙耧山村的现实处境构成互文性的隐约对话.一边是三姓村遭受的蝗灾、饥谨、死亡,一边是以色列先民的困顿、流亡和求索.现实与历史的镜头并置,使苦难有了跨越时空的谱系学深度；一边是村长司马笑笑不惜放弃“残废孩娃”、“以身诱鸟”的卓绝抗争.一边是摩西受命“出埃及记”的历经磨难,古今人物的相得益彰,使小说充满了超越世俗的神性光辉.“奶与蜜”是宗教里上帝指引的理想家园.虽然三姓村的故事以悲剧结局,但独设一章的“果然获了那宽阔的流奶与蜜之地”的引语,仍引发无限的憧憬与渴望.如果说《日光流年》充满对宗教历史的深情追忆,那么《丁庄梦》则浸透失乐园的现实悲恸.小说开篇是《旧约创世纪》的三个梦境,若按照约瑟的释梦与随后的应验,酒政的梦预示官复原职的好运,膳长的梦预示三天后将被砍头.法老的梦预示未来灾年将把之前的丰年收获全部吃光,它们寓意丁庄后的一时繁荣、“热病”的突然爆发以及最终“人畜绝尽”的荒村图景.小说把三个梦境单独作为一卷并置于开篇,使整部作品笼罩上一层神秘的宗教氛围.随后小说的帷幕徐徐拉开.丁庄人面对金钱与权力交织的之海.成为一群迷途难返的羔羊,“我爷”丁水阳虽然充满“原罪”感与忏悔意识,但所有的努力换来的却是乡民的冷眼与嫉恨.由此,《丁庄梦》以博爱悲悯的情怀踏上宗教救赎之路,到达的却是“写作的崩溃”与“刺心的苦痛”.

李佩甫小说有着浓郁的基督教色彩.《羊的门》的扉页是《圣经新约约翰福音10》的两段话：“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细读小说,这“耶稣”、这“门”对应于呼家堡的呼天成,他不仅具有做“主”与“神”的强烈的自觉意识,而且事实上通过各种方式最终也真的实现了“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羊”则是呼家堡的村民,他们匍匐于呼天成这个“主”的脚下,却“出入得草吃”.小说借用《圣经》语词作为篇名,使整个文本具有宗教的隐喻意味.内在生成宗教与世俗的对话结构.一方面.呼天成在走向“主”的神坛道路上,不仅表现出杰出的才能与智慧.而且也能战胜个人的,散发着人格道德的魅力,何况他还带领村民创造了致富的神话奇迹,无论如何他无愧是一个当代“绵羊地”的光彩夺目的“神”,获得了村民的由衷敬仰和爱戴；另一方面,在无神论的宗教情怀匮乏的国度,在深受个人崇拜之害和如今神灵亵渎的当下,任何“主”的崛起不仅是不合时宜的,而且还是需要警惕批判的,特别是小说结尾的村民学狗叫,与的现代精神相去甚远,令人心惊胆颤.这样,《羊的门》的宗教话语富有语义张力,作家既以不无欣赏的叙事语调讲述了呼天成如何一路过关斩将成为众人的“神”.但在建构的同时又在结尾悄然解构了“神”.与《羊的门》一样,《城的灯》的扉页也是《圣经》的两段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摘自《约翰福音第12章》)；“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等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摘自《新约启示录》).小说里“进城”是冯家昌的人生目标,为此他发挥了自己所有的聪明才智,不择手段地勾心斗角,不惜攀援权势与城市姑娘结婚,甚或忘恩负义地抛弃钟爱他且为他的家庭忍辱负重而贡献青春的刘汉香,虽然冯家昌最终进入了城市,但从精神维度上看他属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的类型,于是在小说结尾,他带领弟弟们回乡,望见了“一片灯火辉煌”.“走来走去,眼前还是一片绚丽的灯火,就像是海市蜃楼一般”,感觉是“八成是遇上‘鬼打墙’了”,“今生今世,他们是无家可归了”.而刘汉香则是一粒落地的“麦子”,她以自己的无私奉献使上梁村变成了“月亮镇”,使村民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尤其是小说结尾之处有关香姑的传说,使人相信她就是扉页所言的“神的荣光照耀”,所谓“城的灯”的所指即为刘汉香.无论是“羊的门”还是“城的灯”,宗教话语使文本笼罩着一层朦胧的神性光辉,它使小说越过现实的层面而驶向历史深处,与悠久卓越的伟大灵魂进行潜在的交流与对话.

然而,当代河南文学的宗教话语总体上还只是停留于文本语义层面.多少涉及到一些形象层面.远未达到英加登所言的“轮廓化图象层次”.卢曼说：“宗教性是人性的基本内核.”蒂利希认为“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本体、基础和根基”,“宗教,就该词最宽泛、最基本的意义而论,就是终极关切”.如果说宗教现象有个人的、文化的、终极的三个层面,那么在河南作家那里,他们对宗教的理解尚处于跋涉状态,处于一种尘世的朝圣过程,《圣经》无论是在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与《丁庄梦》里,还是在李佩甫的《羊的门》与《城的灯》里,只是一种引用,即便它被置于小说扉页的醒目位置.具有笼罩全篇的作用,但是通读全文会发现它还是一种叙事策略需要,它既没有透过馒杂的和零碎的环境或事件,有如大气弥漫于这种环境中的人与物,以其光芒穿透和照亮每一对象,也没有成为回荡文本的主旋律,上升到主题意蕴的高度.从而它的扉页显著位置与文本所起的实际作用并不相称,有着一定的差距,这使其有故弄玄虚的嫌疑.《古兰经》说,“无论你转向何方,到处都是真主的方向”,宗教的本质既不是思维也不是行动.而是直觉和感受,它具有形而上的品质,作为终极关切赋予文化以本体意义.如果说凡有文化必有宗教.“宗教是整个人类精神的底层”,那么.在当代河南文学里,宗教并未以缪勒所言的“信仰天赋”状态出现,只是以形而下的“器”而被运用.这使我们沿着作家的心灵之旅,遭遇家园迷失的“文化乡愁”,满怀无根漂泊的忧伤,却一路寻觅不到可以栖居的精神家园.而家园是人心灵深处永恒的依恋和风景.

最后,综观当代河南文学,地域文化一方面滋养了中原作家,他们的作品真实地呈现了中原的生存状况与文化镜像,如果说“小说的生命来自于地域”.那么流荡其间的地域之光无疑使当代河南文学卓尔不群地屹立于中国文坛；另一方面,中原文化的乡土视野与生存特性又导致了当代河南文学的城市书写的现代性缺失与形而上品质的薄弱,这又极大地限制其境界提升.如果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任何存在都有其合理性,那么地域文化的束缚或桎梏也许在后现代那里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无需一厢情愿地思虑如何消除,而应坦然包容与欣然承认其并不完美却混融的整体.且基于这一事实建立其“认知图绘”.任何“意向性”地对其片段取舍或削足适履或剪切编辑,它也就不成为它自身从而也就消亡了.混沌之死不应在当代重复上演,混沌之美理应在当代备受青睐.因此.当代河南文学批评不应缠绕于二元对立思维的价值判断.当代河南文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呈现了中原地域的现实的与历史的人文生态,为中国当代地域文学增添了一道独特而又亮丽的风景线.

[责任编辑：戴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