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基金项目：201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民生调研专项（课题编号201201354）；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课题编号201103050）.
摘 要：结合有形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和译者的主体性,阐述了有形文化遗产资源翻译中的文化误读现象成因,明确了有形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是翻译中文化误读的深层因素,而译者主体性是有形文化遗产翻译中文化误读的根本原因.
关 键 词 ：有形文化遗产；文化误读；原因
作者简介：
张玲（1980-）,女,河北保定人,硕士,河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董力燕（1979-）,女,河北邢台人,硕士,河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5--01
在有形文化遗产的汉英翻译中文化误读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译者对文化的解释永远无法脱离自身视域的局限,伽达默在《真理与方法》中曾做出过精确的论断,他认为翻译者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解释者,特别是外语的翻译,译者要面对一种多层次且陌生的解释学困难,而这恰恰是有形文化遗产汉英翻译中文化误读的症结所在.
一、有形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是翻译中文化误读的深层因素
我国有形文化遗产资源丰富,随着旅游业的不断繁荣,这些有形文化遗产正日益成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有形文化遗产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在讲述着一段深厚的历史经历,作为翻译工作者首先要读懂它,而后再用另一种国家的语言文化阐释它,因此翻译的过程必然会逾越文化,这将使译者要直面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在跨文化翻译的双重解释过程中,语言、文化之间不失真的透明转换无法存在,翻译者第一项工作就是对待译文本的首次咀嚼式解读,翻译者的视域和待译文本的视域在这一过程中会以碰撞、排斥的方式不断地融合.在这样的对话过程中,翻译者无可避免地要将意义的消化植入待译文本要讲述的历史语境中.从这种角度观待翻译,一切的翻译最初便已经是解释,是翻译者对获得的词汇信息所进行的阐释.当然,由于有形文化遗产所隐含的文化属性,翻译者不能够随心所欲的曲解待译文本本身的意义.相反,这种意义必须被逐步析出,并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王国中获得新生并以某种方式发生作用.
而有形文化遗产翻译中的文化鸿沟是无法回避地,这实际上造就了译者的文化误读,因为任何语言本身都带有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特征,这种现象在有形文化遗产的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翻译有形文化遗产的文本时,翻译者不仅仅要尽量采用科学的方式传达出准确的词义,还应充分掌握有形文化遗产和受众者身后的文化背景,恰恰由于这种语言与文化的无法割裂,使得译者必须将处理不同语言的文化差异视为第一要务,唯有深刻领会各自的文化背景和内涵,才能顺利的跨越语言鸿沟,从而精准地传达出有形文化遗产所承载的思想与涵义,这将涉及两种特定文化的互融关系,而对于译者所要面临的第一道鸿沟便是对有形文化遗产内在文化的理解,翻译者通过辛勤的劳作让有形文化遗产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用,他们对文化的品位需要更加细致入微.翻译者在有形文化遗产的翻译中处理的是某些词,但面对的却是两大片文化.从这种意义上看,有形文化遗产能否让不同国家或民族之间相互沟通,不单取决于译者对待译文本的理解和阐释,更取决于他对有形文化遗产所承担的文化因素及其意蕴的理解和解释.
二、译者主体性是有形文化遗产翻译中文化误读的根本原因
根据解释学对翻译过程模型的讨论,视域融合始终是翻译过程中最核心的部分,翻译者始终主导着每个阶段的视域融合.这也构成了有形文化遗产翻译中文化误读的根本原因.首先译者必须深入待译文本的视域,接着译者与待译文本视域逐渐融合形成一种新的视域,而后译者带着新视域转向到目的语的视域,最后新视域要与目的语视域逐步融合并予以词汇的形式化表达,在本质上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解、解释并传递的过程.在有形文化遗产的汉英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带着“有色眼镜”即“前见”进入待译文本世界,待译文本将不可避免地扭曲变形.这种扭曲一方面来自于翻译中不同语言语汇的差异,另一方面则源自翻译者的“前见”与有形文化遗产达到的某种“视域融合”.这种全新的“视域融合”所产生的文本不同于原文,又异于翻译者最初进入的“前见”,而是有形文化遗产与译者所理解产生的“视域融合”.由于文本具有意义的不确定性和面向未来的有限开放性,传统意义上的“信”与“达”的翻译规则就受到了致命的冲击.
根据解释学的一般原则,在有形文化遗产的翻译中,每个翻译者即使面对相同的待译文本,其所获取的终极意义必然也会大相径庭,它必然是每个译者与该文本达成的独一无二的“视域融合”,而有形文化遗产的原义在不同翻译者的阐释中会变为一系列的面孔,所以,翻译者无法从根本上领会待译文本原义.由此可知,翻译过程的动态性并非象语言学派和解构主义者所阐释的观点,仅仅把翻译当做符号的自由运动或嬉戏,事实上,翻译是由翻译者的积极介入得以实现地.有形文化遗产的翻译是翻译者与文字及文化的交互,而译文不过是其客观化的结果.我们如果把有形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视域看成主体的话,那么翻译过程在本质上便是译者视域与原有文化视域的沟通,这必然意味着跨文化交流阀门的开启,同时也意味着翻译实际上已经上升到人的精神活动层面,体现出明显的“主体间性”,而这种沟通又是以译者的活动为主导,因此有形文化遗产的翻译行为首先是译者的操纵行为,有了这种操纵文化误读便不可避免.
三、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有形文化遗产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译者的主体性和有形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对文化误读的影响越发清晰明显,结合有形文化遗产的翻译过程,从解释学的角度对上述两者的充分论述,为在有形文化遗产翻译过程中减少和消除文化误读提供了一定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