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与包公文化

摘 要 ：历史上的包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历史上的包公与评书、演义、戏曲中的包公有何差异,包公形象为何深入人心,包公题材为何长盛不衰,总共有多少种以包公为题材或涉及到包公的戏曲、小说,包公戏与包公小说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陈涛博士的新著《包公戏研究》给与全方位的解读.

关 键 词 ：包公形象；包公文化；文本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2-0-02

包公,在中国无疑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包公题材的戏曲、小说、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只要说起包公,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面孔黝黑、额上一块月牙的形象.他气势威严,铁面无私,能够“日断阳、夜断阴”审决阴阳两界冤案.那么,历史上的包公果真如此吗?由历史的包公演化为文学中的包公,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体现着怎样的价值追求?包公形象及其文化意蕴对今天又有何重要启示?曲阜师范大学陈涛副教授的著作《包公戏研究》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在该著中,作者对包公的生平、政见作了详细的考察.尤其是关于包公的思想、见解,作者可谓不惮于笔墨,埋首于卷帙浩繁的古籍资料,将包公的思想分为政治、经济、军事三大块,条分缕析.通过这样一种历史还原,一个以“国泰民安”为己任的“清官”包公便清晰可辨地站在人们面前.作为古典戏曲方面的论著,如果脱离具体的原始资料一味空谈理论,很容易陷入空洞和苍白,难以让人信服.该著史论结合,由史见论,以论统史,仅此而言,作者的心血和汗水是极有价值和意义的.扎实的考据工作贯穿该著的始终,比如对元、明、清以及近代包公戏的剧目,作者不厌其详,从版本、作者到作品内容,均做了全面、细致的考证,从而为后文研究不同时代包公戏的变迁及其各自的特点奠定重要的基础.

在研究包公戏的过程中,该著也始终坚持“着实”.包公被广大百姓称之为“包青天”,是一位享有崇高威望的清官.由历史的包公到文学中的包公,包公形象不断发展、深化最终至于完美而近于“神”.包公形象的这一演变,理应进行勘察和检视.厘清不同时代包公戏的发展脉络,不仅对包公戏本身是一种正本清源的工作,而且能够更深层次地发掘包公戏与时代、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脉动.该著按照年代顺序对包公戏逐一检视,指出元杂剧中的包公具有多元复合的性格,一方面他是赤胆忠心的忠臣,“立心清正,持操坚刚”,执法如山,为民除害；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世情艰险,顾忌权豪的报复,有感情,有思想,有苦闷.元杂剧中的包公也不是一直面若冰霜,不苟言笑,对待下属和百姓,包公又是谈笑风生,诙谐亲切.明代传奇中的包公对元代包公戏既有继承,又有丰富和发展.一个突出的方面是包公在明代被赋予极大的权力,不像元杂剧,包公靠巧智与权豪势要斗争,而是手持御赐宝剑、免死金牌,先斩后奏.同时,明传奇中的包公戏也更多地流露出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忠君、维护封建礼教的成分有所加重.到清代,包公这一形象越来越位高权重,成为忠臣贤相的典型代表.这方面的主要体现是包公审理的案件层次越来越高,不是一般的家庭纠纷或权豪势要,而是涉及到甚至直接剑指帝王宫妃.清代的包公戏智勘的成分削弱,往往依靠刑具,对犯人使用酷刑而逼其认罪伏诛.同时,包公的神化色彩也越来越浓重.包公被描写为文曲星下凡,且被宋王封为阴阳二官,能够自由来往于阴阳二界为民申冤做主.该著分析每一时代的包公戏特点时,紧密结合具体作品,这使得相关论述充分有力,得出的见解令人信服.

该著在对包公戏采取以时为序,纵向研究的同时,又对包公戏进行了横向的文本研究.作者运用叙事学理论,对包公戏文本的结构和语言作了细致的探讨.包公戏结构细分为引线、布局、收煞三块.而语言方面又对包公、、苦主三种不同的角色分别予以解读.这两大部分占全书近四分之一的篇幅,这里面体现着作者对剧作深刻而全面的把握,一种扎实有效的文本内部研究.通过对包公戏文本的细读,对包公戏展开多元的、多角度的透析.如在论述引线对全局结构整一性的体现时,作者把包公戏中的引线提炼为事、人、物.包公戏本来剧目繁多,内容各个不同,经过作者的理论概括,变得清晰、有序.扎实的文本细读加之作者长期以来的潜心思考,使该著论述时有亮点.《蝴蝶梦》中,包公用处死盗马贼代替了王氏的第三个儿子.这一细节很容易为读者所忽略,然而作者却不禁质疑：包公这一做法诚然是爱民的体现,但倘若上司追查“盗马贼”哪里去了,又该如何处理?同样的细节问题还发生在《鲁斋郎》一剧中.包公是将“鲁斋郎”改为“鱼即齐”上报皇上的,但在具体操作上,元代法律无论怎样粗疏,是否具有可行性呢?基于对这些细节问题的思考,作者认为,元杂剧中的包公戏属于“场上之作”,主要供舞台演出,是“一次过”,因而细节上未必做到“密针线”,作品不免粗疏.而到了明、清传奇中的包公戏,由于更多的是案头之作,其线索、关目、照应、埋伏等方面,就要较元代好的多.

翔实的材料考证和细致的文本阅读是一部学术著作的骨骼和经络,但就包公戏研究而论,止步于此显然尚不完善.该著在实证的基础上,力图向深处开掘,发掘包公戏背后更深层次的文化意蕴和人本主义价值.事实上,这也正是包公由历史的包府尹演变为文学中的包青天的重要缘由.包公是历史上的一位清官,这点毋庸置疑.然而历史上的清官为数甚多,论官职、论功绩高于包公的更不在少数,为何独独包公享有盛誉、历久不衰?作者就此展开深入的探讨.在分析历代包公戏的特点时,作者指出,元代之所以大量出现包公戏,与元代吏治腐败,地方上权豪势要横行霸道有直接的关系.包公由历史走向文学的舞台,成为救百姓于苦难的拯救者.对付豪强势力又阻力重重,因而元代包公戏更多地采用的是“智勘”,而这正是中国悠久的崇智传统.由元而明而清,包公的权力越来越大,神化的色彩越来越重.在元代,包公有御赐宝剑和金牌,可以先斩后奏；到明代包公又有了黄、黑、槐、桃四杖,能断皇亲国戚、三司九卿；在近世又有四颗印,十二口铜铡,能够“日断阳,夜断阴”,还有照魔镜、追魂鞭、游仙枕,呼神驱鬼,无所不能.这一代代的演变体现着人民对公正的呼唤,表达的是最浪漫而又最素朴的愿望.包公已成为遭受压迫、充满磨难的老百姓心灵的寄托.在坎坷的生存境遇中,人们期望有敢于主持公道的人,于是就有包青天昂然端坐于大堂之上.包公,是否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其实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包公是一种集体性想象,正义的化身.正因于此,许多本来不属于包公的断案故事也统统归于包公名下,包公由此成为一个“箭垛式人物”. 在阐释包公戏的文化意蕴时,作者没回避包公戏存在的迷信及鬼神色彩.作者指出,很多包公戏是靠包公能够断鬼魂的本领而使案情得以昭雪,这实际上大大降低了实现正义的可能,因为鬼神并不存在.同时,过分依赖鬼神,使得百姓更加逆来顺受,从而泯灭了反抗强权的意志而安于现状.古代民众总习惯于用必然论来解释周围的事物,他们把许多难以理解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都归于鬼神意志的体现,非人力所能改变.他们通过人为地塑造出众多的鬼神,幻想通过虔诚的供奉来求得福佑.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一直根深蒂固.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包公为代表的清官正是儒家文化的典型体现者.他们忠君、维护封建秩序、心系百姓.儒家文化致力于一个“和”,惩治,挖除危害社会秩序的蠹虫,还百姓公道和正义正是儒家思想的内在之义.百姓渴望这样的清官,也更加愿意幻想这样的清官权力无边,上通天,下通地,能够惩治人间一切奸恶.清官逐渐被神化由此而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包公正是这样一位由民间崇拜逐渐发展而来的正义之神,他身上寄托着百姓的希望,也让作恶者为之而胆寒.

除了实证研究和深层的文化分析,该著研究包公戏所持态度也不无可取之处.虽然钟爱包公,但作者明显并没由此而忽略包公身上的缺点以及包公戏所存在的诸多不足,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比如结合具体作品,指出包公也不是一直明察秋毫,有时也不免失于武断而办糊涂事.包公为代表的清官有时可以当救世主,有时又可以充当镇压者,因为清官从根本上讲都有“忠君”思想.把改善生存的希望寄托于“清官”,寄托于“官清法正”,带有典型的封建印记,等等.尤为可贵的是,作者看到了当下市场经济的大潮对戏曲的冲击,看到了戏曲的危机,然而作者并没有被种种论调所左右.作者坚信,戏曲以广大百姓为基础,在老百姓那里,有“善”与“恶”的判断标准,希望看到奸恶的人物最终覆灭,而忠善的人物得到“好报”.这一戏剧的母题所表现的美好愿望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难以实现,但在戏剧中却可以使人得到满足.因而作为调节感情的工具,戏曲不会失去其魅力.同时,戏曲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是僵死不变的,它必将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吐故纳新、与时共进.以包公戏为例,当下各种版本的“包青天”在影视剧中层出不穷,这正是戏曲青春、活力的例证.

我们愿意看到包公文化永葆青春,中国戏曲永葆青春.也衷心希望陈涛的学术之路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