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强国背景下高校文化建设的战略转向

更新时间:2024-03-22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4671 浏览:12366

摘 要 :“文化强国”是中国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兴国战略,对中国社会的深入发展和民族文化复兴意义重大.作为先进文化和民族文化重要代表和传承者的高校,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历史使命感审时度势,鼎新革故,重构文化建设策略,对文化强国和人类进步作出应有贡献.据此,文章提出了高校文化建设必须实现的两个转向以及如何实现两个转向的四大路径.

关 键 词 :文化强国;文化建设;文化战略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3015109

21世纪是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的碰撞交融频繁,世界朝向多极化发展.在这样的时代特征下,国家的强盛和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已不能简单地取决于政治、经济、军事,而更取决于文化的强大和其对世界的影响力.文化作为人类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文明进步的无形推手,其巨大作用在当今世界日益显现.可以说,当今世界的竞争,其实已经是一种文化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十七届六中全会确定了“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是中国继科技强国、知识强国之后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科学态度和文化自觉为中国走向新的里程确立的强国战略,其意义深远重大.作为文化强国重要基地和先进文化主要传播点的高校,必须深刻领会中国文化强国战略的精神实质和战略意义,以对国家、历史、未来高度负责的使命意识和大学应有的文化自觉重新审视学校工作,以“文化强国”战略思想为指导调整学校发展战略,推陈出新、锐意进取,使高校紧跟时代步伐,成为“文化强国”的先进群体和主力军.

一、“文化强国”的精神内涵与思想意义

要适时调整高校文化建设策略,就必须正确认识文化强国的精神内涵与思想意义.我们认为,文化强国有三个重要的精神内涵.第一,文化强国就是重塑文化形象.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文化大国,其文化成就灿烂辉煌,其文化品格鲜明厚重,以天人合一、关爱生命、道德为重的传统文化不仅成为中国古代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社会动力,对人类文明进步也作出过重要贡献.一个强大的国家或民族,总是统一在一个强大的文化基础之上.因为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总是以自我确认、自我表达的社会无意识,维系着这个民族共有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凝聚力.中华民族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再次腾飞,就必须在传统文化基础上鼎新革故,将时代要素和精神融入传统文化的精髓中,重塑中华文化形象,从而对中华民族的振兴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第二,文化强国是让中华文化产生巨大的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文化作为一种社会遗传,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存世的深层价值基础和最终本质,是其价值理念和精神力量的集中体现.以此而论,政治、经济、军事只是文化的折射和具体表现.比如,美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强大其实正是1620年“五月花号公约”精神指引的结果.文化可以成为强大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在今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Nye)将文化的这一特点形象地称之为“软实力”,认为“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1].世界强国常常是通过其“软实力”——文化形态所形成的制度产品或精神产品对人类文明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如西班牙、葡萄牙为人类社会提供的海洋文明,荷兰为人类社会提供的信用体系和金融规范,英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产权制度、工厂制度、议会制度等.当今社会,文化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在政治上,文化作为意识形态不仅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普世观和价值立场,也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格局,20世纪90年代东欧的解体和冷战后世界阵营的重构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在经济上,重商主义、重融主义淡出,文化主义来势凶猛.美国的文化产业产值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占到了25%,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产值中占到43%.据统计,美国广播和电视的收入已约占世界同类产业收入的56%,其收费电视的收入约占世界同类产业收入的85%,其电影票房收入约占世界电影业收入的55%.美国文化产业的收入早已超过了其军火工业的收入,成为其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强大的文化产业及传播优势,势必改变世人的消费习惯和价值理念,从而使全球美国化.可见,当今的国际竞争其实已是一种以文化为优势的竞争.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不到4%,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所占份额不足3%[2].在军事上,意识形态、政治体系、文化价值观等隐性软力量既是民族得以传承、国家得以维系的精神支柱,也越来越成为国家最深层次的安全保障.一个国家被颠覆,常常是从其思想意识形态被颠覆开始的.因此,中国要实现文化强国,就必须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文化形态、文化产品,开拓传播渠道和传播市场,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认同度和影响力,使中国成为对当今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大国.第三,文化强国必须全面提升中华民族的精神自觉.所谓精神自觉,是指人对自身精神诉求、文明取向的自我省悟与提高.文化作为人类的精神现象和这种现象的创造性成果,与人的精神自觉有着直接的联系.换言之,只有当人类自觉到可以把自己的精神诉求对象化为一种外在的形式,文化的产生才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人的文明属性,不是由其动物性,而是由其文化性所决定的,要保持这种文化性,人就需要不断地超越其动物性而始终保持其精神自省与精神升华.可见,文化是人类精神自觉的产物.要实现文化强国,核心问题是提高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使广大人民群众具有文化强国所必须的精神自觉与文化素质.国民素质不高,经济或技术再繁荣也不能成其为文化强国,因为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根基,总是植根于整个民族的土壤之中,土壤的贫瘠必然带来根基的畸变,其社会的危机甚至坍塌也就不可避免.今天的中国,经济不可谓不繁荣,技术不可谓不发达,但世风衰败,人心不古,以功利主义为表现特征的动物性盛行,幼童被车碾压路人可以视而不见,老人跌倒于道围观者可以心安理得地讨论要不要扶起来.这样的国民素质如不大幅度提高,文化强国只能是一句空话. 文化强国的思想意义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振兴中华的需要.近百年来,对西方文化的崇拜使我们冷落甚至弃置了传统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但在学习、引进西方技术与经验的同时,工具理性和利己主义也越演越烈,我们的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因此,中国必须重构精神基础.二是世界文明走向的需要.三百多年来,以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在人类社会取得一枝独大的强势地位,时至今日,西方文化的种种弊端已带来人类社会冲突不断和危机重重.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良方.比如,早在20世纪初,罗素就曾向世人急呼,“中国至高无上的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3].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会议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指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4] 法国著名文化学者汤因比认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5].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如以天(自然)人一体为价值取向的和合思想,以博爱、利他主义为社会动力的道德文化,以求同存异、和谐共处为现实原则的中庸思想,确实对化解当代危机、引导人类理性回归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从这个意义讲,文化强国就是让中华文化走出国门,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高校文化建设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使命与现状

高校文化是指高校在史中积淀形成的价值体系、行为准则、个性特征、精神风貌的总和,它包含四个层面:精神文化层(观念、价值形态)、物质文化层(环境、设施)、制度文化层(行为规范)、行为文化层(传播与表现).高校文化是高校建设的灵魂和内在动因,决定着学校的发展方向和精神品格.高校文化建设是高校通过打造自身文化品格,实现其内在生存力、社会竞争力、文化影响力的学校建设.

高校既是人类优秀文化的集中领域,又是创造、传播人类优秀文化的主要阵地,因此,高校是文化强国的主战场和生力军,在文化强国战略中发挥着传播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高校要不辱使命,必须用“文化强国”的战略思想为指导原则,全面反思评估现有文化建设模式,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适应文化强国思想的文化发展策略,名副其实地发挥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主导作用.

从文化强国的高度审视中国高校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之一,文化建设本末倒置,形式主义严重.高校文化建设,重心应立足在文化上.但中国高校文化建设形式主义风气盛行,文化主体失落.其表现方式主要有:(1)领导方式的形式主义.学校领导在文化活动中往往只注重概念翻新和场面的热闹,而对到底用什么方法营造文化环境和构建大学精神却不作过多的思考.(2)建设方式的形式主义.很多学校把文化建设当成了学雷锋、才艺表演、校风建设、社会实践的代名词.这种看似热闹,实则浅薄的形式主义风气,其实是把文化建设的手段当成目的,而将真正的目的消溶于热热闹闹之中.(3)认识上的形式主义.很多学校把文化建设等同于对学生的管理和思想教育工作,甚至把学校文化建设归口到学生管理部门,使高校文化建设成为德育工作的代名词.在我们对1 000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中,有42%的问卷把校风校纪混淆于大学文化建设.

之二,重外形建设,轻内涵建设.文化是人的精神自觉与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具有精神与物质两重属性,然而在这两重属性中,精神是本质属性,没有精神自觉与创造性,就没有物质文化.所以,在文化建设中,精神文化决定着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外显,精神文化是内涵,没有精神文化的指引,物质文化只能畸形发展.高校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同样具有文化的两重属性.大致说来,在高校文化的四个层面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是外部表现,精神文化是核心.然而,目前的普遍现象却是各高校几乎都热衷于学校的硬件建设、制度建设、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而恰恰忽略了这些建设后面的终极内容——精神内涵建设.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高校文化建设走向实用化、功利性、浮躁化.


之三,行政化色彩严重,文化自觉和理性精神缺失.高校既是人类优秀文化的集中地,又是传播、引领人类优秀文化的主要场所,因此,文化自觉和理性精神是大学文化的本质特征,学术自由、科学精神和求是作风就是这种本质特征的具体表现.然而,今天国内的高校却弥漫着浓厚的行政色彩,明明是教书育人、追求精神创造的场所,却非要办成等级森严、责权分明的衙门.

之四,功利主义泛滥,人文精神冷落.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大会在《宣言》中明确提出:“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与负责任的公民.”高素质就不仅仅是专业素质,还更应具有身心素质、品格素质、文化素质.负责任的公民无疑是指具有良知的公民.可见,人文教育是核心,离开做人这个起码的标准,专业知识与技能也就失去了理性的方向.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和认识的堆积.”[6]人文理性是人类社会的第一理性,没有人文理性的引导,人类社会只能畸形发展.纵观中国高校教育,功利主义泛滥,能给学校带来直接效益与利好的专业建设、学科建设被很多学校热捧,与就业与薪酬直接挂勾的专业学习几乎成为这些学校学生学习的全部内容和终极目标,而对人的精神铸造和灵魂净化有着重要影响的人文教育则或多或少被冷落.前不久,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痛陈这种现象时怒批:“人类对知识的崇拜已经超过了对思想的崇拜.”[7]长此以往,高校培养的大学生还能成为振兴中华的文化精英吗?

之五,注重共性建设,忽视个性建设.大学是人类教育的高级场所,也是最能体现人类文化和智慧的前沿地带,因此,大学文化贵在创新.而创新的精髓是个性化和独特化.所以,世界著名大学总是具有鲜明独特的办学理念与个性品格.比如,哈佛大学的“与亚里士多德为友,与柏拉图为友,更与真理为友”;耶鲁大学的“自由教育”;斯坦福大学的“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麻省理工学院的“既学会动脑,也学会动手”;康奈尔大学的“让任何人都能在这里学到想学的科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毫无特性的学习将一事无成”;牛津大学的“主照亮我”;剑桥大学的“此地乃启蒙之所,智识之源”.反观国内大学,共性泛滥而个性迷失,大学精神成为概念化、公式化的复制品.这样的现实,如何能适应“文化强国”的战略转向? 三、高校文化建设战略转向的思路与内涵

高校文化建设要跳出以上窠臼,顺应文化强国的战略转向,首先应实现两个战略转向.

(一)从校园文化建设转向学校文化建设

所谓校园文化,是指校园空间的学校文化.“校园”这个词汇本身就是一个空间概念.从构词结构上看,“校园”是一个联合式词汇,“校”与“园”都是指代特定空间的场所.“校”的本义,是指用木棍搭成的囚笼,按《说文解字》的解释:“校,木囚也.”至于“园”,其本义是指培育花木、瓜果、蔬菜的园子,所以《周礼·地官·载师》注疏云“樊圃谓之园”,后指代一些特殊的场所,如供人休闲、游玩的地方或帝王、后妃的墓地.尽管“校园”一词是经过合成的现代概念,其内涵与古义相去甚远,但其场所化、封闭化的概念明显.从这个意义讲,校园文化是指以具体的校园场所为空间,以校园活动为主体,以校园现象和校园氛围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形态,是高校校园行为文化(活动文化与动态文化)、视觉文化(物质文化、现象文化)的具体表现.所谓学校文化,是指开放、传播态势的学校文化.“学校”这个词汇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拓展性与传播色彩.从构词结构上看,“学校”是一个附加式词汇,“学”是对“校”这个特定场所的本质界定.“学”的本义是人为了求知和能干而不断习得的行为方式,具有鲜明的持续性、开放性色彩,所以《尚书大传》将其解释为:“学,效也,近而愈明者学也.”“效”就是不断摹仿与效法,“学”就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不断摹仿效法.《广雅》将“学”解释为“识也”,识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地学习与提高.因此,学校这个概念,是指不断地学习提高并传播学习提高的场所.从这个意义讲,学校文化是指以学校的影响力为空间,以学校的整体活动为主体、以传播学校价值理念和行为目标为内容的文化形态.尽管校园与学校这两个现代词汇都是指代学习场所的名词性概念,但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二者有很大区别:从词性上看,校园是一个表示封闭、静态的概念,学校则是一个表示动态、开放的概念;从属性上看,校园更多地指向场所本身,重心在外部表象,学校更多地揭示场所的性质,重心在内涵特征;从类型上看,校园属于子概念,学校属于母概念.20世纪80年代,“校园文化”的概念开始出现并被广泛复制,时至今日,这一概念对高校文化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已日见明显,其主要表现有三:其一,由于校园是一个强调地域场所的概念,在文化建设中极易诱导其关注点在物质层面、现象层面而忽略其精神层面的建设,从目前高校文化建设的现状看,这种担忧并非多余;其二,由于校园更多是一个空间概念而非内涵概念,校园文化的提法更容易引起人们对形式本身的追求;其三,由于校园文化是学校文化的子概念,校园文化的提法实际上是以小代大,以偏代全,极易将高校文化建设引向庸俗化、浮浅化.因此,要顺应文化强国的战略需要,高校文化建设必须实现从校园文化建设到学校文化建设的战略转向,正本清源,切实建构大学精神.

(二)从人才兴校转向文化兴校

所谓人才兴校,就是把对人才的专业技能、专业知识的培养作为学校发展的根本.这种理念建立在改革开放之初科技强国、知识强国的观念基础上,其思想核心是工具理性至上.我们知道,人类文明的两大范畴是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和以人文精神为代表的价值理性.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强大杠杆,人文精神是引导人类社会理性进步的终极力量.从本质上讲,价值理性决定着工具理性,因为精神超越是人的最终属性,失去精神自觉,人充其量只能算是掌握了技术的“聪明的动物”.因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有前提和条件的,离开价值理性的引导,技术与知识只能成为利己与贪欲的工具和导致人类社会畸形发展的破坏力.当代社会的种种冲突与危机,已经无庸置疑地证明了这个道理.关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问题,西方一些著名的学者早就有过大量论述,如齐尔美的“社会变迁”理论、涂尔干的“社会改革”观、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学说,其基本观点就是:在工具理性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科学与人文必须二元互补,否则,人类无法走出二元失范带来的社会危机.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与人文二元互补的观点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思潮[8].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的中国在大步前进的世界面前,迫切需要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知识,人才兴校就是这种急功近利思潮的产物.然而,过分依重专业知识与技术,必然造成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价值理性的失落.今天,大学生普遍存在的“文化贫血症”和“精神衰弱症”正是二元失范带来的严重后果.近日,厦门大学女博士赴贫困地区调研因嫌待遇不高而在网上吐槽引发热议就是高校教育去精神化的典型案例[9].重理轻文、崇尚功利、漠视人文不仅是影响高校良性发展的沉疴,也是造成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因此,要重构大学精神、实现文化强国,就必须扭转二元失范的社会思潮,实现从人才兴校到文化兴校的战略转向.所谓文化兴校,就是把对人才的全面培养尤其是价值理性的培养作为学校发展的根本.只有把“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与负责任的公民”作为学校教育的目的,高校才能正确把握自身发展的方向,顺应文化强国的历史潮流,为国家、时代培养出品学兼优、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中华振兴和人类昌盛造就出有责任感的公民.

四、高校文化建设战略转向的策略与路径

高校文化建设要实现两个战略转向,必须以文化强国的思想为指导,制定切实可行的文化建设策略与路径.我们认为,高校文化建设的基本模式可描述为:高校文化建设是以精神文化建设为主导,以传承、优化、创造、宏扬人类优秀文化为核心取向,以制度文化建设、环境文化建设、行为文化建设为着力点,以开放性、独特性为基本立场,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内在动力的文化建设.

根据以上认识,实现两个战略转向的高校文化建设策略是:三点一线、开放内敛.所谓三点一线,是指高校文化建设的灵魂与主线是精神文化建设,制度文化(组织架构及其运行规则)建设、环境文化建设、行为文化建设是着力点.在高校文化中,精神理念是内涵和动力,尽管精神理念是无形的,但却引导、支配着学校行为.制度文化、环境文化、行为文化是精神内涵的外显和表现形态,所以应成为高校文化建设的抓手.所谓开放内敛,是指高校文化建设必须在开放包容的基础上形成自己个性化、风格化的文化内涵.文化具有封闭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封闭性是指文化的具体性与独特性,是文化之其所以是文化的属性,开放性是指文化作为人类最活跃的精神现象,总是相互交融与影响的特点.高校文化要成为优势文化,就必须兼收并蓄、取长补短、独树一格.文化个性是文化存在的依据,高校文化建设说到底是一种文化力、竞争力的建设,而无论是文化力或竞争力,都离不开文化品格与个性的形成,所以,高校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形成自己的文化品格与个性. 实现两个战略转向的高校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大学章程统领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用制度建设、环境建设、行为建设凸显大学文化.大学精神是高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积淀、滤化、凝炼形成的观念形态与价值取向,是引导、支配大学行为的主体文化,代表着大学全体成员的价值认同、理想追求、精神风貌以及大学文化的个性魅力,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大学之所以为“大”,在于它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这个文化底蕴,就是大学精神.因此,没有文化底蕴的大学,绝非真正意义的大学.高校要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文化,应该把握四个原则.一是方向问题.大学文化是人类先进文化的代表,是最富于进取、最具有活力的文化形态,因此,大学精神的核心取向是求真求善求美,高校精神文化建设必须在这一目标下积淀形成.求真,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遵重规律、遵重知识,勇于朝向真理;求善,就必须倡导博爱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文精神和宽松自由的学术精神;求美,就必须超越自我、陶冶情操、诗意升华. “三求”精神是大学文化必须恪守的圭臬.二是态度问题.大学精神是人类思想精华的凝聚,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前端,因此,应以笃诚严谨的态度对待大学精神的建设,力避浮躁与时髦.那种随波逐流、标语口号似的行为只会使大学精神旁落.三是方式问题.大学精神是观念形态,尽管看不见、摸不着,但却通过大学制度、大学环境、大学行为体现出来且无处不在.因此,大学精神文化建设除通过大学章程、校训、校风等方式体现外,主要通过制度文化建设、环境文化建设、行为文化建设进行综合建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学章程是大学建设的指导性文献,因此,大学章程应充分体现大学文化.学校决策者必须花大力气组织精悍力量认真研讨、撰写,用章程统领学校文化建设工作.四是品格问题.大学精神的形成,其实是一种文化品格的形成,品格决定了大学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当然也就决定了大学的成功与否.因此,树立大学文化品牌是大学文化存在的基础与价值所在.

第二,把科学严谨作为制度建设的质检标准.广义地讲,文化是人类精神创造、价值理念、行为规范的积淀与传承.一方面,人用聪明才智创造着文化的辉煌,另一方面,人又总是在自己创造的文化环境中习得与进步.因此,人的完善与发展,并非放任无拘,而是需要受到文化的规范与约束,这种规范与约束,正是人类跃向更高文明的行为保障,也是制度形成的文化基础.在大学文化中,制度是大学健康发展和学生接受良好教育的保障,它包含培养目标、教学制度、校规校纪等.所谓制度,简而言之,就是以某种文明形态为原则而形成的行为规范,其目的就是让社会行为在一种约定俗成的框架内有序存在与发展.《易经·节卦》云:“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孔颖达疏:“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时,则不伤财,不害民也.”可见,制度本应是顺天(顺应规律)达人(符合人的文明发展)的产物,按今天的话讲,就是客观规律和规范的产物.作为规律,制度必须实事求是;作为规范,制度必须严谨有序.大学文化是人类最活跃、最先进的文化,其核心价值是进取与求是.因此,高校制度文化建设,应走出为管理而管理的僵硬模式而朝向为求是而管理的模式.简单地说,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保障求真求善求美的需要.要保障这种需要,制度就必须以科学严谨为立场,为大学精神的自觉发展提供保障.换言之,高校制度的建立必然体现大学精神.大学制度就是通过对受教育者个体行为的节制与协调,使其整体地朝向大学精神所指向的预期目标.就制度本身而言,它约束人,用一种外在的力量制约人的内在支配力,但制度这种外在约束力一旦得到行为主体的认同,就会形成一种文化无意识而成为行为主体自我约束、自我进步的强大力量,从而为人的自我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美国学者博克所说的制度文化“有一种似非而是之处,它通过约束人的行为而使人获得解放”就是讲的这个意思[10].需要清醒认识的是,既然制度最终是以一种文化无意识的方式对被制度者产生作用,也就是说,它是在被制度者广泛认同与接受的基础上理所当然地发挥效能,因此,被全体成员广泛认同就成为衡量制度的重要原则.这其实也是衡量一种制度是否合理或有否成效的重要标准.所以,制度的建立,应立足于科学的态度,即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的态度.当然,要保证制度的效果,严谨、具体的措施也必不可少,因为人的个性行为,必须经过强有力的约束与调整才能形成统一协调的共性行为,这种共性行为是实现大学目标的重要前提.以此而论,大学制度的建立必须以科学严谨为基本原则和质检标准.没有科学这个实事求是的依据,再严谨的制度也会使大学精神步入歧途;没有严谨这个保障手段,再科学的制度也难有实效.

第三,把建构文化场作为环境文化建设的原则.高校物质文化主要包括学校环境与学校设施两大范畴.学校设施如图书馆、实验实训设备、体育设施、活动场馆的重要性早已为人们所认识,尤其是图书馆,其藏书量和发挥的功能,常常与这所学校的文化底蕴和影响力成正比.比如,世界最著名的大学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高达1 300多万册,另有微缩复制品800多万件[11].资料显示,牛津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达到650万册,且每周吸纳新书5 000册.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也达到600万册.学校设施作为高校文化建设的“硬件”,其重要作用及意义无庸置疑.这里,我们主要探讨学校环境在大学文化中的作用和建设问题.学校环境主要指学校建筑及由此形成的环境氛围.

人们常说,人是环境的产物.意思是指:文化决定环境、环境决定意识,意识决定人的言行.这样,文化通过环境决定人的逻辑成立.古人“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就是这个道理.人的文明进步总离不开具体的环境,而环境说到底是文化的产物.大学就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环境,也是最能体现人类文化的地方.大学文化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是针对大学群体的文化,同时也是对社会文化反复选择吸收并形成自己独特个性和价值取向的文化,后者决定了大学教育和大学文化与一般教育或组织机构的区别:大学教育和大学文化更多地是通过被教育者和被影响者的选择比较与内化吸纳实现其教育作用和影响作用.教育能否对被教育者产生作用,不仅取决于教育的外在力量,如教师、教学资源、教学手段等,更取决于受教育者自我认同、自我接受的态度、方式、力度等内在力量.换言之,教育的效果更多地取决于受教育者自我内化的质量.大学教育的特殊性,不在于它是比一般教育更高深的教育,而在于它是一种为受教育者提供更易于自我选择与自我学习的教育.学校教育的基本含义就是通过对一个特定环境的营造,创设一种教育优势,使教育发挥更大的功能.也就是常说的它是一种专司教育的场所.所以,场所或者说学校环境是一种重要的教学要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 “除了正规的课程以外,学生置身于其中的环境也是一种教育要素或反教育要素.一个肮脏的环境培育不出环保意识和美学意识.”[12]就大学教育而言,环境要素尤显重要,因为大学教育是一种更加注重受教育者的内在滤化与自我选择的教育,实现这种教育的前提之一就是大学教育必须尽可能地将教育预期外化为具有暗示与导向作用的环境要素,为受教育者的自我选择与内在吸纳提供足够的对象和氛围.在我们对1 000名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中,有41.2%的学生期望学校成为“一个想学习的环境”.国外著名大学都十分注重校园环境建设.剑桥大学的校园以保留中世纪风格的建筑闻名于世,凸显出学校坚守文化传统、宏扬文化传统的精神追求;哈佛大学的校舍被誉为“一部三维空间的欧洲建筑史”[13],其包容、广纳的价值取向明白无误;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真正具有文化底蕴的学校其墙壁也会说话,感受过牛津大学浓郁文化氛围影响的人无不赞同:对牛津学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他周围的生活和环境[14].因此,在大学环境建设中,必须把环境当成有生命的对象看待.也就是说,要把大学环境当成能表述、会引导的对象进行建设.要做到这一点,有两个要点需要把握:一是要把学校追求的大学精神与学校环境建设有机结合,环境体现精神、精神融于环境,使学校环境成为大学精神的言说与象征.二是要使环境建设具有鲜明的暗示性和倾向性,环境的外部特征与内涵表达要具有合目的性的魅力,这种魅力能有效地将受众引向环境所蕴含的预期目标.大学环境应成为体现大学精神的文化场,它通过文化的暗示与引导,直接或间接地宣示着大学的精神,影响着大学的行为,体现着大学无穷的魅力与影响,是大学永远也读不完的厚书. 第四,把开放为平台、个性为取向作为行为文化建设的策略.高校行为文化是指学校行为,如教学、科研、学术交流、学生活动、对外交往与传播所产生的文化现象.行为文化是大学精神的动态表现,是大学精神最活跃、最具有可塑性的文化要素,在大学文化建设中作用显著,但也最容易流于肤浅与庸俗.因此,行为文化建设必须定位准确、措施到位.

其一,打造名师文化.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有一句影响甚广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诚然,学校的价值体现在文化、文化的价值体现在教师、教师的价值体现在名师.教师不仅是学校文化的具体传播者,同时也是学校精神和学校影响力的集中体现,没有教师的大学,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美丽的场所,没有名师的大学,再美的大学也没有光彩.所以,在紧盯大学文化建设诸种要素尤其是大家都十分感兴趣的物质要素时,绝不能忽视名师文化的的建设,因为名师不仅是大学最宝贵的资源,也是大学文化的根本.战时的西南联大设备简陋、条件艰苦,却造就了像杨振宁、李政道、黄昆、朱光亚这样一大批享誉中外的卓越人才,归根到底,是刘文典、闻一多、沈从文、金岳霖、冯友兰、钱钟书、林徽因、吴大猷、华罗庚这样的名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名师渊博的学问、超然的境界、卓著的人格对学生的积极影响不容置疑.近年来,对西南联大现象学界多有探讨,但对名师作用的认定几乎是一致的.要打造名师文化,首先就要创造产生名师的人文环境和物质环境.名师的自身价值是其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大学要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教学环境,警惕行政化、企业化、琐碎化对学术环境和教学环境的干挠.要提倡学术自由和教学风格的多样性,纠正学术行政化和教学评价体系简单化的倾向.要制订科学的学术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鼓励学术个性和教学上自我风格的形成.要进一步改善名师的物质待遇和工作条件,使名师成为教师自我提高、自我成长的楷模.其次,制定科学合理的名师遴选制度.真正认识名师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把名师建设作为大学文化的重要战略,以学术成就、教学效果、社会影响为原则制定名师遴选标准,把学、教兼优的教师推上名师舞台,让他们对大学文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要制定相应的名师淘汰制度,让滥竽充数和不思进取者不能一名定终身.第三,构建合理利用名师资源的机制.名师是大学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强大的文化动力,必须人尽其才,科学管理.要制定相应制度充分发挥其作用.比如,减少其传统课时,让其传、帮、带青年教师,其发挥的作用可能更大.再比如,给名师配备助手,让其从事务性的繁琐中解放出来,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学术与教学活动中,充分发挥其正能量.总之,不仅要善于发掘名师资源,更要善于利用好名师资源.

其二,注重多元文化交流.人类文化总是在继承与创新中能动发展,没有继承,文化就失去根基,没有创新,文化就停滞不前.“所有文化的成长都是承续与变迁的结合”[15].大学文化代表着人类最先进的文化,更应在继承与创新中不断前进.要创新,就必须兼收并蓄、吐故纳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给社会带来新风,无疑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效,无疑也是中国走向世界、博采他人先进文化的回应.《周易》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换个角度讲,事物要变化、要发展,总是要超越先前的元点与格局,否则,只能是抱残守缺、僵化至死.因此,大学文化建设一定要有大眼界、大气量,要敢于、善于采诸家文化之长,补自家文化之短.眼光不能总是向上,还要向下,向下才能看清现实的大地;也不能总是向内,还要向外,向外才能眼界开阔、茅舍顿开.须知,大学之“大”,非校园之大、学生之众,实为“有容乃大”之谓.从这个意义讲,大学文化何须惧流行文化、非主流文化?更何须将形形色色妖魔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化腐朽为神奇,实乃大学文化之特殊功能与不可推卸之神圣职责.惟其如是,大学文化才可能不断优化、与时俱进.冯友兰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云:“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其精神要义对今天的大学文化建设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其三,培育丰富多彩的学生社团活动.前文已说过,大学教育是一种自我吸纳、自我内化的教育,大学文化是一种自我觉悟、自我积累的文化.随着学习层次的提高,学习者知识积淀的不断丰富、精神视野的不断开阔和自我选择能力、判断能力的增强,学习的主导力量开始了由外向内的转向.这样,自我学习、自我提高就成为大学生素质能力生成的两大路径.大学社团活动就是大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提高的实践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大学生可以有效地锻炼自己的集体意识、社会责任、协作能力、自我教育能力、创造能力、展示能力.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的大学都非常注重学生社团活动的开展.在美国,三人以上即可申请、登记社团,学校不仅为学生社团提供学术理论和组织管理方面的指导,同时还提供物质资助[16],使社团活动成为大学教育、大学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既丰富了学校文化,增强了学生与学生、学生与社会的人际交往和社会交往,激发了大学生的求知,也培养了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协作精神.丰富多彩的社团活成为美国大学“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与负责任的公民”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尽管中国与美国国情有别,不宜生搬硬套,但取其精要,终归有益.

其四,铸造个性文化.文化个性是文化存在的依据.理由如下:(1)文化是人的精神自觉的产物,而精神自觉的前提是超越已有的知识体系与观念体系,因此,精神自觉总是趋向独特化、自我化;(2)不同的民族有其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精神传统,其自觉的表现形态和内涵取向也不尽相同.因此,文化存在的座标与合法性在其独特性和自我性,否则,只能消融于他文化.大学文化是文化中的文化,是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反复选择提炼并融入自我意志、自我取向的文化结构,其个性特征尤为鲜明.19世纪初,洪堡、康德、费希特等人在创办柏林大学时,就将“孤寂”与“自由”确定为大学精神的两个基本原则[17].孤寂就是献身真理而自甘寂寞,自由就是服从理性而无所约束.这其实正是大学自觉精神的两个方面,也是大学文化追求个性品格应遵循的共同取向.概言之,大学精神贵在特立独行.英国教育家阿什比认为,任何时代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18],那么,中国的大学就不仅仅是现实环境的产物,更应是文化传统的产物.也就是说,中国的大学文化在坚持“孤寂”与“自由”的原则下,其深层文化动力应来源于文化“遗传”.因为,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社会遗传、深层价值形态和民族合法性的基础,遗传不到位,只能病变或异化.因此,中国的大学文化在体现人类先进文化的同时,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石,这是中国的大学必须承载的文化责任.事实上,中国的大学文化建设在紧跟一些浮华倾向的时候,正在远离传统文化的元点.尽管时有作秀式的提及,那也仅仅是花拳秀腿、装点门面.概念化、贫血化正是时下国内大学文化建设的痼疾.那么,怎样才能秉承传统自成一格?我们认为,首先是大学须客观、认真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从中提炼所需的文化养分,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品格.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营养丰富,是文化进步取之不尽的宝库,外国人早就从中受益良多.比较经典的例子如战后的日本在中国传统的孝悌文化中提炼出了“三恩运动”,从和合思想中提炼出了“团队精神”,使其成为强大的社会动力,帮助日本很快在世界重新崛起.始建于公元14世纪的韩国著名的成均馆大学,至今仍然把中国儒家思想精华作为特色鲜明的大学精神,其校训就是:仁、义、礼、智.把儒家思想作为学校文化原则的学校在韩国不在少数.不少西方有识之士也早就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营养.伏尔泰十分崇拜孔子,他在自己的礼拜堂里供奉着孔子的画像,并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莱布尼茨甚至认为,正是中国的发现,才使欧洲人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中国传统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动,也影响了德国的辩证法思想.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学术界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得出两个基本命题和结论:第一个命题是“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思想发生过重要影响”;第二个命题是“启蒙思想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条件”;结论就是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19].新加坡的总理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把中国儒家理念中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国家的“治国之道”,今天,中国的传统文化已成为新加坡治国安邦的核心价值理念.那么,中国的大学同样可以反过来向外国人学习,也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吸取一些本属于自己的文化精华以适应“文化强国”战略转向.其次,要有意识地营造传统文化场.文化传承首先是一种环境氛围的延续.因为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生活在其中的现实语境,光读点名句、喊喊口号、写写标语,只会流于概念复制. 营造传统文化场,路径应有以下方面:(1)学校章程及管理制度要体现传统文化精华.学校章程和相关管理制度是大学行为的纲要和原则,对学校行为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因此,要营造传统文化场,首先须建构营造传统文化场的行为规范.(2)校园环境建设要有传统文化的韵味.孔子云:“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环境对人的心性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日本人据此推出了“自然农法”的哲学农业观,美国当代建筑大师赖特也依循这一理念创立了天然自成的“有机建筑”理论,中国也可以在大学搞生态校园、生态生活、生态学习.中国的人文情感注重“温柔敦厚”,含蓄内敛,大学在高楼林立之隙,亦可以搞点“小桥流水”、“曲径通幽”,让学生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更好地学习与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偏爱松、梅、竹、兰、菊,校园绿化亦应该多考虑这种人文兴趣.总之,文化与环境相互依存,融为一体,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创建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场,让我们生活在其中,既能潜移默化地吸取传统文化的营养,又能滋生民族文化自豪感.(3)公共基础课程应有足够的传统文化内容.文化是一种潜移默化、约定俗成,其传承方式是感受和习得.中国大学的文化课程主要体现在公共基础课程中,目前除“大学语文”课程外,涉及传统文化的课程严重不足,而“大学语文”内容也主要局限在文学欣赏和写作训练的狭小范畴,对传统文化尤其是精神传统的涉及几近空白.因此,要营造传统文化场,除应营造能引导受教育者内在吸纳的人文环境外,还需加强教育的外在推力,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力度.建议在高校各专业将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设置为必须开设的公共课程,在大学教育中形成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为学生提供丰富的传统文化精神食粮,使其真正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和传播者.再次,强化行为文化中的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大学教师是大学文化的集中体现,其言行是学生仿习的标竿.所以,大学教师应努力提高自己的传统文化素养,养成符合传统文化价值准则的行为规范.学校应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让教师成为传统文化的践行者和传播者,以发挥其对学生良好的模范导向作用.学校还应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按照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规范学生学习、生活、交往,把学生培养成为既具有时代文化素质,又具有鲜明传统文化特色的大学生,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先进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和传播者,为文化强国的战略转向发挥应有的作用.

五、结语

文化强国是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崛起和文化复兴必须践行的历史任务.高校作为人类先进文化的代表和民族文化的优秀承传者,必须在这一历史任务中发挥独特作用.因此,高校必须以对历史和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深刻审视战略转向的意义,重新调整顺应文化强国历史潮流的文化战略,为中华文明的重新崛起,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无愧于历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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