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青海绵延高耸的雪山,浩瀚的沙海,广袤的草原以及滚滚东流的江河水,不仅哺育了高原儿女,而且也孕育了灿烂夺目,独具异彩的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策源地.世代居住在青海的各族人民,在开发青海,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和以黄河流域文化为特征的高原民族地方文化,它既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体,又包括汉民族文化；既包括悠久的古代文化,也包括近代和现代文化,在中国以及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地位,有“中国希腊”和“春秋岐山”之称,以历史悠久,风格独异,气势恢宏,光辉灿烂而著称.
一是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长达几千年之久.如前所述,青海人民在华夏文明史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如在殷商以前,已把野生动物“盘羊”最早驯化、改良成家饲绵羊,其养羊业居华夏各民族之冠,并以羊毛线绳织成的毛毯输入中原；将藏语称为“雅”的一种野牛驯化为乳、肉、役兼用的家畜――牦牛,并且在汉魏时已输入中原；在商周之际就用牦牛与黄牛杂交,成功地创造了优良畜种“犏牛”.在夏商周时期,就最早培育了耐寒干旱的农作谷物――“来麦”,即青稞,并传入中原人研成“麦子”,“耦耕”,“二牛顶额”,也远在中原其他民族运用牛耕之前.在公元三四世纪就培育出了“青海骢”,号称龙种.“金络青骢白玉鞍,长鞭紫陌野游盘.朝驱东道尘恒灭,暮到河源日未阑”,公元七世纪初就创造了藏族人沿用至今的文字、历法等,并在天文、医学等方面有丰富的记录资料.青海先民不仅在征服大自然的斗争中曾经遥遥领先于中国或世界,而且在文化思想领域也有许多成就属于世界前列.早在新石器时代,就产生了音乐、舞蹈、彩绘；在十三世纪左右,就有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是迄今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可以与古代印度著名的《摩阿婆罗多》媲美；热贡艺术――五屯壁画,在近代对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就产生过深刻影响；塔尔寺的壁画、雕塑、酥油花堪称艺术三绝.
二是博大精深.青海的文化,内容极其丰富,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史学、教育、哲学、道德、宗教等方面的理论、思想,还包括文物古迹、文艺创作、民间风俗和科技成就等,并在许多领域曾分别达到过当时世界水平的峰颠.国民党元老、著名学者戴传贤认为“青海是中国文化的鼻祖和中国百姓的老家”,“从青海的山脉、水源清楚知道,中国文化发祥地不在别处,就在青海高原”.“如果把中国比欧洲,青海就是希腊；如果把中国比春秋时的周代,青海就是岐山”,强调了青海文化地位的重要性.他曾撰文称“青海是中国民族生活的泉源地,是五大民族真正交换文明,交换血统的一个和平美丽的舞台,是中国真正文明的源泉”.夏鼐也指出：“青海是昔日诸种文化的汇合处”.
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黄河上游的青海地区居民点已是星罗棋布.
中国是世界最早出现彩陶的国家之一,地处黄河上游的青海又是出土彩陶最多的地方,被称为“彩陶之都”.仅青海境内东起湟水一带的民和,南至黄河上游的共和就出土了达二三百处上万件精美彩陶.这些陶器造型新颖,花纹优美,是我国彩陶艺术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其中重点发掘的有大通孙家寨、乐都柳湾等七处,按地域的差异和时间的不同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四个类型.特别是乐都柳湾出土的彩陶,以其数量之丰富,造型之多变,纹饰之繁缛,构图之精美,艺术风格之独特冠诸远古文化之首,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彩陶艺术鼎盛的风貌.大量人像彩陶壶和人面彩陶壶,反映了古代塑画和绘画的艺术成就.更需值得一提的是大通孙家寨出土的舞蹈彩盆.在陶盆的内壁上绘有三组舞蹈人花纹,每组五人.这种集体舞蹈是远古文化中独具异彩的艺术形式,以造型生动活泼和内容丰富深刻,引起了海内外学者专家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为研究中国的科技史、音乐史、舞蹈史、美术史甚至体育史都提供了实物资料,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的重要插图载入该书.同时,它又是我国古代狩猎民族的最早舞蹈形式的反映.在马厂类型的陶器中,造型更为新型多样,不乏艺术佳品.其中民和县阳山墓地出土的喇叭型彩陶器别具一格.其外形似喇叭筒,一端呈喇叭口,另一端作盘型口,两端的外沿还附有一小耳,并在口沿上彩绘锯齿状花纹.这不仅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是远古民族原始政治文化的反映,也是一种长鼓式乐器.
在铜石并用时代,青海境内有上百处齐家文化遗址,其中贵南县尕马台墓地出土的一面青铜镜,是国内最早的一面铜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浓厚的兴趣.
从马厂类型到齐家文化陆续发展起来的屈肢、砍头、乱骨等墓葬形式,是羌人所持有的.由此看来,把齐家文化、马厂乃至上溯到半山、马家窑类型的文化看作是羌人文化即高原文化的先驱是允许的.
在柳湾200多座墓葬中出土的近700件彩陶上,发现了170多种“符号”,按其结构可分为几何型和动物型,其中几何型符号数量最多,达139种,都由点、横、斜等线组成.而在几何型符号中数量最多的是“十”字型符号,有的学者认为它就是文字的前身.在一个地区集中发现如此多的符号型彩陶,实为目前我国考古发掘之最.
青铜器时代,在青海境内的黄河上游及其湟水流域,东起甘青交界的黄河沿岸,西至海南藏族自治州,北达海北藏族自治州,南抵黄南藏族自治州发现了辛店文化、诺木洪文化和卡约文化.特别是诺木洪文化分布最广、最密,以畜牧业为主,与齐家文化以农业为主相比,对青海高原部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畜牧业经营已比较发达,家畜有牛、羊、马等六七种,可以认为是最早的“牧业文化”.
诺木洪文化、卡约文化,从地域上来看,显然还是以羌人为主体的西戎部落文化的遗存.特别是卡约文化的阿哈特类型,其分布地是阿尼玛卿雪山东北的黄河河曲之处.这一带古代称为“赐支”或“析支”,无疑是居住在析支的一个族,《后汉书西羌传》几乎把它当作羌人的祖先来看待的.由此也可以推定青海地区从马家窑到辛店、诺木洪、卡约等不同类型的文化,均是“羌人文化”.
这些遗址不仅证明了青海先民在远声时期就创造了古代的灿烂文化,至今仍闪烁着光芒,而且也证明骄傲的黄河流域文明是由多种文化交融所形成,成为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黄河文化.裴文中先生在《中国史前文化的传播与混合》一文中指出：“彩陶发达的中心无疑是黄河流域的西起青海,东迄河南,中间包括陕甘二省等青海史前文化与中原有一脉相通之处,其为中国文化的孕育地,当无疑问也”.
可以说在秦汉之前,河湟两岸,九曲牧场,祁连山下和江河源头等地,是西羌久已游牧的地区,他们在这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牧业文化,即高原民族文化.与此同时,这块古老神奇的地方,以她的神秘、独特的人文地理,奇山大川,奇风异俗等为国内文学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文学创作中成了“永恒的题材”.在我国远古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昆仑系统”神话,就产生在青海地区,并哺育着华夏民族的文豪艺萃.著名古籍《禹本》、《山海经》、《神异经》、《淮南子》、《穆天子外传》、《太平广记》等,记载了大量与青海有关的“昆仑神话”传说,往往把青海与美丽的神话故事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虎齿豹尾”的西王母,影响久远,脍灸人口.明代诗人蒋石卿形容说：“吾闻青海外,赤水西流沙,神人生鸟翼,蓬首乱如麻；出入乘两龙,左右臂双蛇,中有不死药,奇丽更芬葩.”据说西王母掌握着长生不老之药,使长弓射日的后羿羡慕不已,不辞辛苦地求取此药,结果被妻嫦娥偷吃后飞奔月宫.黄帝以昆仑山为“帝下之都”,听天韵乐于“咸池”；穆天子、尧、舜称王,都总前往昆仑山,拜见过西王母.《神异经》还记载昆仑山还“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圆如削”.屈原《离骚》将昆仑山的神奇色彩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遭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兮同流”,诗人乘玉虬,驾鸾凤,朝发天津,夕至西极等经流沙,渡赤水,“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比寿,日月同光.多少人从中得到灵感,写出了瑰丽奇幻的诗篇,如杜甫“披坚执锐略西极,昆仑月窟东崭光”；刘驾“莫但取河湟,河湟非边疆；愿今日入处,亦似天”；李峤“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麟残甲满天飞”等等.昆仑山成了中国的奥林卑斯山,是“百神之所在”.在这些神话传说中,保留了华夏远古乐舞的珍贵信息,这些信息为出土文物所证实,而成为中国乐舞之史的最原始资料.犹如昆仑是黄河、长江之源一样,在青海地区产生的华夏远古乐舞,是中国古代乐舞的艺术源头,且其影响及于世界.河湟文化研室年轻专家牛友菲先生研究认为：殷商之前传说中的夏文化,即是由青藏高原的羌人创造的,这一地区是夏文化的源头,并从乐舞史的角度进一步确立说,在卡约村等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琴弦”和大通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陶盆,民和出土的铜石并用时代的喇叭彩陶、诺木洪出土的青铜时代的“四孔骨笛”四大件乐器,便是夏代青海乐舞的全貌,其中石弦琴、舞蹈彩盆和骨笛尤具代表性.这种石弦琴与甘肃陇右出土的相当于汉晋之际的那种卧管筱一脉相承,更具华夏音乐的正统意味.中国文化史上所谓的“西音”,亦即夏音,是从古大夏的地名而来.虽然古代大夏在洮河流域,但它的主人却是羌族,影响及于纵横数千里的青海羌境,应视为同一区域,是华夏文化发祥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记传说中的伶伦“奉黄帝之命”,去“大夏之西”,至“阮俞之阴”,从“嶙溪之谷”得“凤凰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为六”之乐律.古“大夏”既然在古凉州地带,那么这个“大夏之西”,当然就是昆仑山下青海柴达木盆地及祁连山脉地带,“阮俞”就是昆仑山脉,“嶙溪之谷”为《水经注》浩门河东南迳,西平之鲜谷塞尉,故城南的“解谷”或河水又东迳允川,而历大榆、小榆谷北“允谷”或“榆谷”,皆在青海境内.这与《庄子天运》中的记载非常吻合：“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自不自得.’帝曰：‘等其卒无涯,其始无首,一始一生,一偾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女故俱也.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这种调式虽一,而调律常新,并不使人生厌的“无调性音乐”,发源于柴达木盐湖即“咸池”附近,初传到荆襄之地,即“洞庭之野”,使之始为“惧”,继而”怠”,终而为“惑”,“荡荡默默”,而不自得了.今天泰国在―首乐曲中主音常常移动,终了也不回到原来位置上的“无调性音乐”,正是经荆楚乐人改革并超越了夏代昆仑山脉柴达木乐之古韵遗风而创造的.十九世纪德彪西使用全平均律音阶之无调性音乐,正是中国古代《九辩》之乐的重演,而《九辩》、《九歌》正是夏启“梦之帝所”即昆仑山的乐名.这种“九辩”之乐,正是起源于昆仑神话系统的发源地――青海高原.《九辩》、《九歌》、《九韶》以至于《山海经》中提到的《九代》、《九招》,是中国历代相承同一个乐舞的不同名称.青海出土的石弦琴和骨笛就是《韶》乐的伴奏乐器,又是《韶》乐的道具.这种舞蹈“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之类,大通的舞蹈纹盆即有反映,是国内最早的乐舞记载.唐韦元旦“琼策暂下钧天乐”的诗句,正是用了黄帝在咸池(今柴达木盆地)奏“钧天广乐”的典故.唐岑参“胡琴琵琶与羌笛”和“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歌唱”中的“胡琴”,就是从这类石器弦乐中发展而来.此乐传入欧洲后,罗马尼亚的《云雀》就是对此乐的继承.牛先生在另一河湟文化研著《古乐发隐》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旁证博引唐诗中的一些论据,进一步发挥其观点.他指出：唐人王之涣有一首著名的七绝《出塞》：“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诗中所说羌笛系由今诺木洪出土的“四孔骨笛”发展而来,在乐器史上有特殊地位,是所有管乐的鼻祖,是我国管乐器的一枝奇葩,在先秦时期就纳入“八音”之一.“四孔骨笛”是新石器时代的管乐器,也是中国最早的乐器,以后发展到竹笛、铜笛、铁笛、木笛.竹笛的制造“伏羲发明琴瑟,黄帝求竹于昆仑山而作律官,或谓舜作韵乐”.“律官”即“笛类、韵乐”即《九韶》之类的乐舞.又“黄帝命伶伦作律,伐昆仑之竹,二生空窍原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官”的记载,和《前汉书律历》、《说苑修文》、《风俗通音声篇》、《玉海》等典籍的类似记载,都与青海羌人有关.羌人制造的“黄钟大律”――羌笛,启发了汉代一管多音之器――长笛的横吹.正如汉代马融《长笛赋》中所说：“笛生乎大汉,而学者不识.等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等其辞曰：‘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吟水中不见己,截竹吹之声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当迈便易枝.易京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龙吟之声”为特色而备加推崇.李白“笛奏龙吟水”和李峤“羌笛泻龙声”生动道出了羌笛的特色.韦庄《湃阳间》云：“牧童何处吹羌笛,一曲梅花出塞声”.刘禹锡《杨柳枝词》云：“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王昌龄《从军行》云：“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高适《塞上听吹笛》：“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孟浩然《凉州词》：“异身之乐令人愁,羌笛胡篦不用吹”；李白《塞下曲》：“笛中闻析柳,春色未曾看”.《春夜洛洲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诗中“折柳”即《折杨柳》的省称,是羌笛之名曲,唐代征戍之人素爱吹奏的“异方之乐”之一.《唐书乐志》记载：“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此即《折杨柳枝》.李商隐《嫦娥》对羌笛作了更为细致的描写：“直扑七点是藏指,暗含清风调宫徽.蜀道秋深云满林,湘江半夜龙惊起”.
《落梅》是羌笛又一名曲.李白：“羌笛梅花引”,“笛奏梅花曲”,“羌笛横吹阿 堆,向月楼中吹落梅”；皇甫冉“唯有闻羌笛,梅花曲里春”；宋之问“羌笛写龙声等遂吹梅花落.”这种乐器一直到宋代以后才被南方兴起的“瓦釜”之类替代,成为中国音乐史上“黄钟受毁,瓦釜雷鸣”的开端.
在唐人诗歌中羌笛和胡笳作为同类乐器使用,陈子良“清笳转落梅”、“笳声动落梅”,骆宾王“且悦清笳杨柳曲”,卢照邻“胡笳折杨柳”,郑憎“折柳悲春曲,吹笳断夜声”；皇甫冉《杨柳》“本在胡笳曲,今从汉将营”等等,从这些诗句中看出,《落梅》、《折柳》二曲在唐代诗文中竟无法分清是羌笛曲还是胡笳曲.正因为羌笛、胡笳皆以《折柳》为名曲,故又称“悲笳”.岑参《胡笳歌》写道：“君不闻胡笳声最紧,紫髯碧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犹未了,愁杀楼兰征戍儿.”
羌笛、胡笳愁杀征人的名曲之一,便是《折柳》.而折柳送别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古风,《诗经小雅采薇》中即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之句.王之涣《送别》写道“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白居易《春门柳》亦写道：“青青一树伤心色,曾入几人离恨中.为近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减春风.”这些诗句足以证明折柳送别为中国古风,亦是青海古代羌人文化的熏陶很深.这些观点,从另一方面也可以收到些证明.早在1905年,德国著名作家汉斯贝特格翻译了唐诗中与羌笛有关的一些诗,就将成为制度,并直接以唱冠名,叫《中国之笛》,可见羌笛在唐诗中的地位.1908年,奥地利作曲家马勒看到了《中国之笛》后,触动灵感,从中选取七首谱写成交响乐套曲《大地之歌》,1911年,《大地之歌》交响乐曲在慕尼黑首次公演,大获好评.此外,瑞典作曲家约格伦和奥地利另一作曲与威伯恩先后把唐诗中包括《春夜洛城闻笛》、《静夜思》等羌笛相关诗歌谱成曲子,使它们流传更广.据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研究所平冈武夫先生编号统计,《全唐诗》 九百卷49403首诗中,“羌笛”有120处,“闻柳”240处,“落梅”246处,足见其影响之深远.据《搜神记》讲,羌笛《折柳》之曲是以为诉兵革辛苦,终将敌擒获斩首的内涵,激起了诗人们的强烈共鸣,无论如何,上述观点,虽然目前还不是定论,也许证据还不充分,但从中可以进一步启发我们江河源文化对华夏文化贡献的道路.
中国远古原始文明的最综合形式是巫术,其中不乏赋以艺术的形式.大通县出土的舞蹈纹盆图案,就是一种原始的巫舞.这种著草裙,戴花冠的云舞,由来古远,是为求雨.
河湟之地,是中国最早的变奏曲――《九辩》、《九歌》之乐发祥地.传说中的夏启之乐是为《九辩》、《九歌》,是“梦之帝所”.而风靡于夏代的乐舞名称.《庄子积水》亦有“咸池九韶之乐,传之洞庭之野,鸟闻之而飞,兽闻之而去,兔闻之而不入,人卒闻之相与”的生动记载.这里的“帝所”、咸池”,据《山海经》求之,正是昆仑山脉今青海祁连山脉及柴达木盆地、河湟地区.殷商克夏,夏代乐舞遂为商人承袭,并经加工改称《韶》.待到武王伐纣,随着商之被迫南迁,夏代的羌人乐舞也随之传到荆楚粤瓯地区.周人沿之,复称为《韶》.在楚汉音乐中,有夏代羌人乐舞的痕迹,这从屈原《九歌东君》中之“羌声色兮娱人,观者詹兮忘归”,说明承袭殷商的楚声之历史转折在尚未最终完成之时,羌人的乐舞依然美丽动人,流连忘返.楚之《九歌》,正是夏代羌人乐舞《九辩》、《九歌》之乐的直系.楚人承继了商文化,并把它发扬广大.秦亡汉继,楚声大振,《九辩》之乐发展为《劳商》,继而称之为《清商》.由于楚人的提倡,这种文化广被于九州以至域外.秦汉隋唐之际,在乐舞艺术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一直是由青海河湟之地发源的夏化乐舞经《商》声相似度检测发展而来的楚声在跋扈,其最高发展顶点,硬是《西凉》、《清商》,唐李适的《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有“独有琼蕃去”的诗句.早在《吕氏春秋》中即有东音、西音、南音、北音之说,其中的“西音”,即起源于河湟地区,起初是“夏声”亦即《诗经》中的“雅”.朱自清先生认为“雅”就是“夏”,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也认为,“用西方古音乐歌唱的诗篇叫做雅诗.”这“西方古音乐”正是产生于华夏文化的发源地――青海高原河湟地区.“西天”在中国神话中指佛、菩萨生活的地方.青藏高原自古被认为是“小西天”,这里的音乐亦被称为“西音”,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西音也叫“大音”,老子《道德经》“大音稀声”即是指“西音”.《春秋左传》载：“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旧乎”中国社科院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雅”与“夏”古代通用.《墨子天志下》引《大雅》诗曾作《大夏》,这种乐曲也许是从地名来的.”古之“大夏”,亦称西夏,在洮河流域.但顾颉刚先生说：“祁连山虽然在汉分画了河西四郡和金城郡,在今分画了青海、甘肃两省,但山南、山北的居民都是羌人,从种族的眼光看来只是一区.”青海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陶盆还从舞蹈史方面证明了中国舞蹈的渊源在青海河湟地区.在汉代乐舞中,亦有这种夏代羌人乐舞的原貌.《飞燕外传》所记“连臂踏地,歌《赤凤来》曲”之宫中故事,正是由夏代羌人舞蹈一脉相传而来.这种舞蹈,是后来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开圈、闭圈集体舞和踢踏舞的先祖.这种舞起初是羌笛鸟鸣之乐伴奏的.《赤凤来》曲,正是这种由拟声诱猎之鸟哨即骨鸣的其伴奏.特别是到了唐代,青藏高原羌人民族舞蹈,丰富了唐代舞蹈色彩,著名的《秦王破阵舞》,杂以异族之乐,其中不乏羌人之乐素.今之罗马尼亚的《霍拉》,夏威夷名之为《火拉》手拉手开圈集体舞,是殷商乐舞《韶》的音译.据罗马尼亚民间艺术研究所音乐部主任梯贝利乌阿历克山德鲁说：在《霍拉》流行的罗马尼亚,确有类似求雨的巫舞存在,“是由穿着绿草做的衣服,被在场的人洒上清水的小姑娘和妇女们进行的,也是为了求雨”.同时这也是解开远古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某些个不解之谜的重要环节.这种“相与连臂,踏地为节”的集体舞,在公元前即已传入欧洲.希腊公元前550年瓶画《赫利克斯与海中神怪特里同比武》所绘,即是闭圈集体舞,正与大通出土的舞蹈纹盆所绘和云南出土的古代滇人青铜圆形饰牌所绘相仿,亦见之于苏联西伯利亚勒拿河畔希什金诺村和苏联阿塞拜疆阿普歇伦半岛科贝斯坦等地古代岩画.在今世界各地的遗存中有一支,便是踢踏舞,广泛流行于印度、苏联、英国、西班牙等地.西班牙的踢踏舞中,有女子披发而舞一种,这种踢踏发舞,亦起源于河湟之地.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盆所绘舞人,头上皆有下垂的发辫.藏族舞蹈的“朗玛”、“堆谢”、“果日谢”、“锅庄”,彝族“对脚”都是这类舞蹈.至此可知,华夏上古羌人文化的远播,至迟也在殷商之际,曾给中亚、西亚、南亚、北非、北亚、欧洲以重大影响.
宋代王谠《唐语林》载：“(宣宗时)有曰《葱岭西》者,士女踏歌为队.其词大率言,葱岭之士,乐河湟故地,归国而复为唐民也”,这便说明《葱岭西》一类的连臂为队踏歌乐舞,原是河湟故乐.此乐再度传到中原后,在唐代尤为流行.刘禹锡《踏歌行》写道：“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在《阳山庙观赛神》诗中有“几人连踏竹歌还”句.唐张佑《正月十五夜灯》诗亦有“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这种风俗,宋代犹存.陆游《老学庵笔记》载：“男女聚而踏歌,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踏歌”.踏歌原在春秋时节,与三月上已祓禊故事合一便谓之“踏青”.今之西南“阿西跳月”一类的舞蹈,正是刘禹锡《踏歌行》所描写的唐代乐舞之遗风.如《周礼媒民》曾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这是一种婚俗的反映.今青海土族六月初六的“花儿会”,八月的“”,即是此风,是远古母系氏族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遗风.华夏远古乐舞属于古代西戎羌人母系氏族公社的乐舞文化系统,正是通过古羌人部落的迁徙而达于各地.
这种发源于青海河湟地区的古羌人乐舞,在今西北、西南一带分布极广.在甘肃陇南之氏羌后裔“白马人”的“纣宰”即属此例.人们穿着节日盛装,在广场上堆放干柴,燃起熊熊大火,男女老幼围绕火堆,手拉手,边唱边跳,四川亦有此乐.《天府图经》载：“谷传正月初夜,鸣鼓连腰,以鼓为踏踢之戏.”贵州也有此乐.《安顺府志》载：“(苗民)每岁正月则于附近山上设衣场,男女皆鲜衣艳妆而德于场中,男子吹笙,女则互牵手成一大圈,且吹且跳,尽欢而散.”《宋史西南夷传》也有记载.公元995年,西南少数民族为宋太宗表演了这种乐舞的记载：“一人吹瓢笙,等数十辈连袂宛转而舞,以足顿地为节”,这种舞蹈,在今泰国称为“旺”.这种闭圈连臂舞,与白马人的“纣宰”正同.景颇人的“开山火地舞”,撒尼族的“火把节”,还有维吾尔族的“刀郎舞”,彝族的“盘歌”、“跳月”,纳西族的“阿热热”,以及华中东南地带土家族的“社巴”(汉语叫“调年”)――摆手舞亦是.清代土家族诗人彭勇《竹枝词》写道：“摆手堂前艳会多,姑娘连袂缓行歌.”《北史流求传》说此乐“歌呼踏蹄,一人唱,众皆和,音颇哀怨.扶女子上膊,摇手而舞.”藏族的“果谐”亦同此类,只是摆手动作变化较多.《台湾志略》、《台湾府志》亦载高山族“丰年祭”男女艳扮,酒酣连袂而歌.“妇女连臂踏歌,喃喃不可晓,声微韵远,颇有古意”.这种“联翩把袖自歌呼,别样风流绝世无”的“大拉手”(闭圈)、“小拉手”(开圈)集体舞与羌笛、胡笳的“黄钟大吕”、“龙呤之声”一起,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华夏乐舞的两大特色.其发源之地正是青海高原祁连山脉的河湟之地.这便从乐舞史的角度,确定了华夏文化的源头当在青海.如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样,青海是华夏文化的源头.(参见牛龙菲先生《古乐发隐》)
再从绘画史的角度,也进一步证明了上述论点.大通孙家寨的“纹盆”上“舞蹈者”的形象栩栩如生,这些有情节、有构图、有意境的画面,不仅反映出当时艺术家已具高超的创作才能,而且其风格与后代中国绘画不无渊源.唐朝的著名画家阎立本的著名历史画卷《百辇图》,真实记录了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联姻的历史事件.图中主要人物唐太宗和藏族使者禄东赞的容貌神情被刻画得十分鲜明生动,风格与“纹盆”酷似.以反映青藏高原人民生活的绘画日渐多了起来,出现了专以“蕃族”生活为题材,蕃人、蕃马、骑射、放牧川原之妙,尽入画中.唐又一著名画家胡壤父子亦以描绘游牧民族生活见长.《宣和画谱》著录的胡壤65件作品中,内容有卓、歇、牧马、骆驼、骑射等,俱为形形色色高原游牧生活景象.这种画风同样可以上溯到大通“舞蹈纹盆”.从魏晋―隋唐,绘画之所以因气魄梭伟、色彩斑斓、作风豪放而盛极一时,与对青藏高原题材的选择和文化的继承、弘扬有直接关系.这种影响一直到清代还盛而不衰.为清人李有义所藏藏族“唐喀”图,生动地反映了清代民族交融的情景,画中的三姓佛,左侧观音莘萨象征藏族,中间文殊莘萨象征汉族,右边手持金刚象征蒙族.
青海的西戎民族原是牧羊民族.李约琵曾经指出：“在中国文字中有许多表示‘好’或相仿意义的字和偏旁,都曾与羌人相关,是对羌人文明崇拜的反映：‘羊；祥,美；运(秧苗出土)；羹(茂密的树枝)；羞(食品)；羲.”象‘善’一类的‘好’意的汉字,皆是华夏文化中之西戎羌人文化初源的遗存.甚至意味着羌人确实创造过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古羌人文化,在今汉族中有依稀的残存,在儒家经典史籍中,也只能见其万一.但在民族学资料中,仍能勾勒出大致轮廓.青海方言中透出大量古代汉语的信息,是北方方言中保留古汉语色彩最浓的一种,无不证明着与中国文化初源有着历史的天然联系.
青海远古文化中,科学技术和发明创造亦很突出,在新石器时代就创造了“四孔骨笛”,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管乐器；传说中羌人的祖先颛顼发明的“颛顼历”,是古代“五历”之一,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影响.传说中羌人的祖先炎帝发明了“人工取火”(《左传》)；羌人庆都的儿子尧发明了古代“围棋”(《此本》).夏商周时期,羌人的英雄禹发明“宫室”和“凿山开渠”(《博物志》).羌人祖先炎帝的苗裔后稷发明了“牛耕”(《山海经》)并能治百谷为蔬.羌人在距今几千年以前,最早驯化出了牦牛、犏牛,培育出了农作物青稞、小麦.青海出土的青铜器时代,镜子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在距今4000年左右,羌人就学会了羊毛纺织；青海羌人就有了从“1～10”的记差符号；在距今3000年前,《诗经》中就记载了“秦马”的壮强；在距今2000多年前,青海就培育出并种植油菜,成为北方小油菜和南方小油菜的原产地.唐代时就创造了“藏历”；在宋代时,锻造技术和工艺已经很高超,有“善锻甲”之说,距今900年左右则造出了砂木刻印刷《大藏经》的奇迹,在中国印刷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仅就文学发展史角度看,中国文学的巨流从它奔腾跃进的最初阶段,就带着鲜明的青海江河源头色彩.从上古的“昆仑神话系统”为端绪,先秦的《诗经》、《楚辞》和诸子散文,魏晋的歌谣、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无不打上了与这块地方和人民相关烙印.
一般地将中国神话按东西方面划分为：西部昆仑神话系统和东部蓬莱神话系统.昆仑神话发源于青藏高原地区,它那神奇的故事流传到东方以后,又跟苍莽窈冥的大海这一自然条件结合起来,形成了蓬莱神话系统.
发源于西部青海的神话系统,其特点是以“人”和“人生”为本位,不像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那样“神性”十足,而是充溢着强烈的人间性、现实性,英雄神都经过充分的“祖先化”、“历史化”,以致于英雄神话与祖先传说难解难分.“虎齿豹唇”、掌握着长生不老药的西王母,“尽力沟洫,导川夷吾”的大禹,都不是纯粹的神,而是“祖先化”的英雄或神化了的祖先.
昆仑神话系统还充满了自强不息的宏大气魄.例如鲧、禹父子在天帝用洪水惩罚下民的时候,领导民众,以巨大的毅力奋起与洪水斗争,鲧甚至为此而惨遭杀戳,并不屈服于命运,也没有企图躲避,而世界各国流行的洪水神话中,强调的是上帝的神威和幸存者的侥幸.“诺亚方舟”、“杜卡里翁方舟”中的主角都无一例外地在神的暗示下,建造与舟而逃脱滔天洪水.
昆仑神话还具有鲜明的人民性,表现在这些神话都是爱人民的.西王母、大禹、后羿都不惜自我牺牲去造福人类,表现出一种利他主义精神及抗争精神.
从《山海经》、《天问》等透出的信息来看,由黄河、长江发源于“昆仑”,滋润着东亚大地,也虽繁衍过灿烂、曲折多致的神话,从宇宙的发端,人类的起源,日月星辰的安置,到江河大地的成因,文物器用的发明,都有丰富的神话,并追踪后世的自然科学史、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哲学史的源头时,无一例外地都要上溯到产生了神话的这块“圣地”.
屈原的《离骚》、《九歌》、《招魂》等自不待说,呈现了青海湖、昆仑山一种瑰丽警拔的格调；在光华万丈的唐诗中,以江河源头,巍巍昆仑为题材的千古名句信手拈来,“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远上白云间”、“黄河怒涛连天来”、“青海长云暗雪山”等等,无不构成唐诗中汪洋姿肆和雄浑的格调；情彩缤纷的宋词,亦不乏“西北望,射天浪”、“大江东去”等绝唱；在元曲中就更显痕迹了.
中国小说亦导源于昆仑神话系统,目前公认最早的一部神话小说是《穆天子传》,该为“叙述”周穆王游西海见帝台、西王母；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庄子》多次提到“咸池”,“昆仑”记载黄帝游赤之北,登昆仑山之上,忘遗“玄具”,以知索之不得,以离朱索之不得,以齿诟索之不得,以象罔之而得的忘乎所以之神情跃然纸上,并记载了类似于藏族“天葬”的风俗.在号称“文之枢纽”――的《诗经》中许多比兴手法；与青海“花儿”的规律、特点如出一辙,这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明清小说《西游记》中,多次提到与青海相关的“通天河”、“女儿国”、“人参果”等地名、历史、特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饶有兴味的现象.
青海文化是多元的、多根系的.源远流长,仪态万方,是一个巨大的复合体.它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许许多多部族和民族共同创造,今天仍然继续活跃在历史舞台、竞放异彩的文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藏族文化.
藏族文化是青海高原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特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元七世纪创造本民族自己的文字算起,藏族文化仅文学就有了近千年的历史,其中不乏著名作家和作品.
距今1300年前,智慧的藏族人民就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并写出了仅次于《汉书》的藏文文献.它不仅是藏族人民古老文化的结晶,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特别是吐蕃王朝时期的金石铭刻,写本手卷和竹木简牍,是世界古典文献中的瑰宝.藏语文字已成为世界通用的一种.
在青海果洛地区民间发现的岭国遗址,与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中的王都记载一样.《格萨尔王》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可称为世界名著,其内容涉及到藏族的文学、艺术、宗教、历史、阶级关系、民族交往、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简直是了解古代青藏高原的一部百科全书,是藏文化宝贵遗产之一.著名宗教家、诗人米拉日巴的《道歌》,传说文学《米拉日巴传》,诗歌《仓央嘉措情歌》,长篇小说《青年达美》、《郑宛达瓦》,寓言小说《莲苑歌舞》以及《萨迦格言》、《阿古顿巴的故事》等,都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藏族歌舞也是青海高原民族文化的主体部分,它大大丰富了祖国的艺术园地.尤其是舞蹈艺术,以其奔放、粗犷、豪迈的风格,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舞蹈艺术,如锅庄舞(卓)、“弦子舞”(协)、“踢踏舞”(谢卓)、“铃鼓舞”、“热巴”等民间流行舞蹈,很受各族群众的喜爱.
古老的藏戏也是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宏扬的戏剧形式之一,具有高原古朴风格.传统剧目有《文成公主》、《诺桑王子》、《卓瓦桑母》等,是我国戏剧艺术宝库中的又一明珠.
藏族的传统造型艺术“唐卡”,堪称中国民族艺术宝库中的珍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历史悠久,种类繁多,题材广泛,凡藏族历史上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都有反映,并作为藏族文明的象征,广布寺院、家庭等,且进入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和各国艺术馆,受到世人瞩目.著名热贡艺术――雕塑、绘画、建筑等,倍受国内外的鉴赏和重视,在中国文化史上,对张大千等一代名师产生过影响.塔尔寺壁画、堆绣和酥油花,被誉为艺术三绝,至今仍负盛名.
藏族人民高超的建筑艺术,是中国建筑史上灿烂的一页,它的特点是气势磅礴,壮丽辉煌.这种特点在寺庙殿堂、古堡、庄园、园林、桥梁等建筑中都有体现,民族色彩十分浓郁,人工建筑往往与自然地势巧妙地浑为一体,有巧夺天工之妙,堪称艺术杰作.
藏族历法,医学宝鉴,历史典籍,都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唐代以前,藏族人民就在实践中创造了以高原地区为特点的计时方法,如“水测法”、“日测法”,以测定年月日和时间的变化.到公元七世纪,吸收汉历的先进成分,创造出五行,各分阴阳来代替十天干的纪年方法并形诸于文字.这象征着藏族文明已达到相当的程度.从公元八世纪藏医巨著《四部医典》以及《实践明灯》、《经验明了》等三十多部医学论著问世,创立了藏医完整的理论基础,到十七世纪《四部医典兰琉璃》以及到十九世纪藏医药物名著《晶珠本草》流传的一千多年时间里,藏医在青海广大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直是医病防病的指南和措施,同时也是祖国传统医学、传统文明的一部分.
1908年被劫外运,现分别藏于巴黎图书馆和伦敦图书馆的《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原件约5000卷,系公元九世纪的遗物,是藏族著名的历史文献,视为研究古代吐蕃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料,价值连城.解放前在青海与新疆接壤的新疆南部出土的,被劫外运、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列宁格勒东方研究图书馆的400多种《吐蕃简牍》,系公元七八世纪时的木质吐蕃文字简牍.它与藏族历史名著《智者喜筵》、《青史》、《萨迦纪史》,史诗传说《文成公主》等,既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又是研究吐蕃古代史、唐蕃关系史以及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宝贵资料.这一切表明藏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和发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末明初的藏传佛教,它是藏文化的重要内容.湟中县是藏传佛教黄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圣地,通称教.教对于青海以及广大藏族地区的形成以及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形态、观念意识、心理素质都产生了影响,渗透到了藏族人民的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发展成藏族和其他一些民族的精神生活支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发展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以及中国边疆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教可视为一种政治文化,也只有在青海这样的大自然中,有这样的民族才能创造出这样宏大的文化.仅在清代的顺治、康熙、乾隆三代时期,教文化在国家事务、民族事务、边政建设以及政治事务中做出了其他任何文化所不能比拟的贡献.换句话说,宗喀巴诞生以后的青海历史,以及与青海有关的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人物、军事活动,所演出的一切历史壮剧,大都与黄教有关.
从文学成就来说,首推宗喀巴大师的“百部论主”被人们奉为经典,辑为《宗喀巴全集》,其中的《诗文散集》收诗120多首,其作品虽多为宗教内容,但文学的艺术性很高,尤以赞颂诗最具特色.著名的《观音赞》在广大蒙藏地区甚为流行,家喻户晓.散韵合壁的“年阿体”传说《常啼菩萨传年阿如意宝树》和《扎巴降曲菩萨传年阿加技妙高山》,在艺术上十分成功.其作品讲究修辞和格律,词藻华丽,堪与汉文学的骈体文媲美.清代三世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的文学创作成就也很突出.他以佑宁寺著名的身份,被乾隆召进京都,尊为国师,成为清代八大呼图克图之一.在应乾隆帝之邀游颐和园后创作的《颐和园礼赞》是一首精美的著名长诗.其运笔之精雕、工整,令许多文人叹为观止.他的传记文学《章嘉国师若贝多杰传》,以资料丰富,文采斐然而著称.清代生长于黄南地区的苦行夏嘎巴的大量道歌,也是难得的诗歌作品.还有现代诗人根敦琼培创作的诗歌,一反文学创作中单纯追求华丽的靡靡之风,天然古雕饰,以清新朴实而具特色.喜饶嘉措也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其中以游记见长.清朝隆务寺名僧夏日仓活佛噶丹嘉措的故事文学,在藏文化文学创作中具有较高的地位,他的传记文学《释迦牟尼传》,整理的故事《苏吉尼玛》、《顿日顿珠》和创作的《奇幻记》、《奇怪的车夫》、《》、《豹皮》、《暴君末日》、《赃官下场》、《阳府救母》、《挣脱地狱的人》等,成为蒙藏地区的《一千零一夜》.在近代曾获色拉寺格西、大昭寺拉仁巴学位的央巾噶韦洛追是较有成就的作家.其代表作是《格丹格言故事》,是以《格丹格言》为题材创作的,共收7l篇故事,思想性和艺术性均较高,寓道理于故事之中,在藏族群众中广为流传.如《狐狸称王》,通过描写一只自称百兽之王滥施淫威的狐狸终被识破的故事,讽刺了当时的统治者伪造身世以欺骗人民,并对人民进行残暴统治的行径,也预示了人民总有一天会认请统治者的本来面目.
清朝时期黄教高徒和忠实弟子、青海佑宁寺堪布松巴益西班免写的《梵曲新音》,通称《青海历史》,其中盛赞黄教文化格鲁派是“冰霜如玉的日光一样,解除了人们在酷热中的烦燥不安,扫除了黑暗愚味浅薄,大放光明,光明无限”,认为只有藏传佛教文化中才有“大无畏”,由这种“大无畏”产生“大悟彻”,获得大自由,进而得到大智慧.受过这种文化熏陶的人们,灵魂纯净,心灵纯洁,刚劲诚实,正直豪爽,勤于正道,孜孜善行.其消极意识固然有阻滞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披沙拣金,它对维护边疆安宁,民族统一和团结,尤其在人欲横流的社会,这种思想对净化人们的思想,提高道德水平是一剂良药.其中文化教义博大精深,奥妙精湛,不仅有伟大的哲理,且对人生有极透彻的参悟和体会.虽没有都市的工业、商业文明,而却有另一层次和意义上的文明.因此后世名师层出不穷,活佛、大师、法师、国师、经师、禅师、佛事等,人才济全.到1949年,寺院达650多所,从事专门职业的人达56000多.信教群众达93万多人,汉、藏、土、蒙古族等全民信佛.
藏族的风俗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对汉文化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唐朝与吐蕃和亲后,这种文化交流、影响就更加明显.唐朝诗人《时世妆》一诗,就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文化的渗透.吐蕃的赭面风习传入长安；一时成为长安妇女追逐时髦、讲究打扮和风姿的标志.“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无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娇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鬓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扰.喜闻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梳妆君记取,髻椎面中无华风.”中国体育史上的“击鞠”这种类似于现在打马球的活动,是从青藏高原吐蕃起源、发展以至流传到中原,对帝王将相、军队士卒均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唐风靡一时的体育活动.唐玄宗李隆基堪称球技第一,号称“马球状元”.公元710年迎娶金城公主时,吐蕃赞普特使请求比赛击鞠,中宗应允在黎园比赛.吐蕃队以骑术精良,连胜前三场,把当时还未登基的李隆基击败.李隆基登基后,于公元747年(天宝八年),沼定击鞠为军事体育.当时长安的外国留学生把这一活动带到了波斯、东欧等地.
骑马点是藏族一项最富特色的民族体育活动,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时就是以此开道的.这项活动从唐一直传到现在,久盛不衰.
蒙古族象棋更是集蒙古族超群的豁达、智慧于一体,是排兵布阵,研讨军事战术的手法之一.
青海的鲜卑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都是高原民族文化的内容.鲜卑文化是吐谷浑人、鲜卑人及他们的后裔创造的,属于牧业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吐谷浑人就培养了日行千里的良马“青海骢,享誉海内外.青海东西部地区“杂畜遍野”,出现了牧业的兴旺发达.唐人万楚称颂：“金络青骢白玉鞍”,是“汗血每随边地苦,蹄伤不惮陇阴寒.君能一饮长城窟,为报天山行路难.”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鲜卑人和吐谷浑人与蒙古族、藏族、汉族共同创造了“鞍马文化”,为发展交通,增强国防以及交流经济做出了贡献.悠悠几千年,“杰作”上百篇,茶马互市便是其中之一.文学作品中“春风得意马蹄疾”,“踏花归来马蹄香”的闲情逸致；“骤闻琵琶马上催”、“快马加鞭未下鞍”的征战生涯.“鞍马文化”对历史上的影响和作用.乾嘉时青海诗人吴槛的《青海骏马行》更是对青海马文化的一曲颂歌.顾颉刚在《中国文化与西北文化》一文中称青海是“马文化”,以区别于中原“牛文化”,是高原民族特有的,曾使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只得修筑万里长城以抵挡.
鲜卑文化的主人之一蒙古族进入青海,成为这里牧业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他们在柴达木盆地及黄河河曲一带“专务畜牧,日益繁滋”.善于骑射,善饲骆驼.唐朝大诗人杜甫称赞青海骆驼是“山负祁连重,泉知鄯善清.可怜终后载,汉血擅功名.”这里在唐时初步形成了青海日月山以西以牧业文化为特征的格局.土族人民的文化也可以归属鲜卑文化,善于经营适宜浅、脑山地区生长的豌豆、油菜等作物,娴熟种植业、养殖业.其民间艺术包括说唱艺术、舞蹈、戏剧更富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土族民间工艺中的刺绣,是这种手工艺代表作.一年一度的佑宁寺观经会,二月二擂台会,三月三和四月八的庙会,六月六的“花儿”会,“安召”舞、唢呐舞等,都是民间文化艺术的重要内容.
伊斯兰文化是广大回族、撒拉族等人民共同创造的.它以穆斯林群众的信仰为特征,以丰富的民间文学和艺术为主要内容,民族色彩十分浓郁.撒拉人民的打铁和擀毡是传统的手工业技艺；在黄河谷地运用传统栽培技术培植的三红苹果和花椒闻名西北,“大海的珍珠深山的宝,比不上撒拉的花椒好.”循化御事寺珍藏的撒拉族初来时的古本《古兰经》无疑是极其宝贵的文献.撒拉族妇女和男人的服饰,也是民族文化中的一朵艺术之花.筵席曲、骆驼舞,都是这个民族文化的骄傲；回族的饮食文化――面食中的“花花”、“果儿”,茶文化中的“窝窝”、“八宝茶”、“红四品”、“白四品”,特别是西宁的“万盛马”等无不具有民族特色.清真糕点在西北以及全国穆斯林群众中久负盛名,朱德元帅喝了“桂圆茶”后赋诗：“若得长年饮,保健且长寿！”
伊斯兰教典教义,也是伊斯兰文化的精华,有很大的内聚力.1949年,全省清真寺78所,从事宗教职业者达6000人,信教群众60万,回族、撒拉族、哈萨克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
青海地区的汉文化,也是农业文化,在与上述文化的撞击、融合中产生、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这种文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有人认为史前时期就是“昔日诸种文化的汇合”；开始时期,西汉开始的移民实边,便是中原农业文化输入的开始.在东汉时,传入了农业耕作技术,同时水磨、石碾也传入青海.公元396―414年,即青海的第一个地方政权南凉时期,倡导儒学,主张文教,任用儒家知识分子,开科取士,并设置博士祭酒学位.这些措施大大刺激了汉文化的引进和发展,使动乱的十六国时期这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就其影响而言,对随后的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诸朝的文化及文物典章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亻辱檀之子秃发归对于汉文很有造诣,当时号为曹子建式的人物,年十三就能命《高昌殿赋》,“援笔即成,影不移漏”.今天《高昌殿赋》虽已无从寻觅,但《十六国文学家考略》认为将秃发归列入十六国文学家行列则当之无愧.此外还接纳后凉文人.史书称南凉有“四夷之豪俊”,“四州之德望”,“文武之秀杰”和“中州之才令”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灿烂了.亻辱 檀引为知己的宗敞,其文学才华如魏之陈琳、徐干,晋之潘岳、陆机.任为左司马的杨桓也是满腹经伦,才学五车.这些人或在朝从政、或在野隐居,“授才,咸得其所”,后来这些人都被招纳进北魏,成为北魏学术文化界的中坚力量.南凉秃发氏的后裔源贺参与制定北魏官制律令,“汇中原、河西、江左三大文化因子于一炉而冶之,取经用宏,后其经由北齐至隋唐,成为两千年来东亚刑律的准则”,发挥了重要作用；索敝委之于中书博士,专门从事拓跋氏贵族子弟的教育.他“笃敬惮威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喜游之子,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收余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敝”.
早在迁居青海之前就受到过汉文化熏陶的吐谷浑人,到青海后,为汉文化的引进提供了契机.吐谷浑第三代主叶延常慷慨谓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国,当高、光之世,与韩、彭、吴、邓并驱于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潜穿群山,隔在殊俗,不闻礼教于上京,不得策名于天府,生于糜鹿同群,死作原裘之鬼,虽偷日用,独不愧于心乎”其渴望中原文化之心,由此可见一斑.《魏书》有叶延“颇识书信”之记载；《晋书》中有叶延好问天地造化,帝王年历的记载；《通典》说：“自吐谷浑至叶延曾孙视罴,皆有才略,知古今,士马、博士皆用儒生”.这一系列事实表明,这是一个具有较高汉文化修养的统治阶层,可想而知,对青海的汉文化输入、发展一定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关于吐谷浑与南北朝各政府间频繁的文化交流,关于遣使向刘宋政上表求牵车,向南朝肖齐政府求星书等的记载,时有所见.甚至在南北分裂、东西对峙的情况下,吐谷浑除直接与西魏、北周进行文化、经济往来外,还绕道北方,经北方的柔然到东方的北齐进行文化交流和贸易.《北史》中记载吐谷浑与齐通使,在归途中被西魏劫掠,虏获商队240人,骆驼600头,杂丝彩绸数以万计.这表明其交流规模是很大的.这种“贡使”,既是一种政治交往,也是一种文化、经济的交流方式.
吐谷浑发展汉文化和儒家思想,从其政治制度上也表现了出来.“准拟天朝,树置官司,称制诸国,”官有王、公、仆射、尚书、侍郎、郎中、长史、司马、将军、博士等即可说明.当然这只是适应上层统治者并发挥着政治上应有的作用,而整个羌族影响更为深广的,则是佛教的思想文化.
吐谷浑统治(青海)期间,佛教作为一种汉民族的宗教文化在青海发展是不容忽视的.佛教有哲理,有世界观,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宗教信仰,有偶象,有严格的仪式和戒律,对人们的思想有不可估量的感染力.这对思想文化比较贫乏落后的羌人有更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这是吐谷浑统治者乐于提倡汉文化,使其成为统治工具的一个原因.
东晋即公元317年以后的南北朝时期,全国各地,特别是与吐谷浑密迩相邻的河西、陇右等地,已是佛教极盛行的地区.而向中国输如佛教的中转站如南疆的鄯善,且末就在吐谷浑统治之下,佛教最盛行的于阗也曾一度被吐谷浑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羌族的统一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畅通无阻的道路.这样,佛教之能在青海境内得到发展,也就势所必然了.这方面虽然没有太多的文献资料,考古研究也还是空白,但是《梁书》、《高僧传》都曾间接地提到了吐谷浑大力扶持推广佛教,“资助慧览”,“遣使献金装玛瑙钟二口,又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的记载,与佛教相关的一系列思想、意识也必然影响广泛.
公元七世纪初,统一了青藏高原,后于唐朝和亲,建立“舅甥关系”,“和同为一家”的吐蕃时期,这里汉文化的输入非常兴盛.随着历史上有名的文成公主进藏,唐蕃古道打通,文化交流和使节往来日趋频繁.根据汉藏文献记载,仅文成公主第一次进藏就带入了包括释迦佛像、金玉树橱等的经籍360卷,还有各种烹饪食物,调剂饮料的方剂和卜医的经典400多种,建筑工技60多种,各种宝器几百件.公元649年,又以文成公主的名义引进蚕豆种、酿酒、碾 石畏、造纸、造墨、制陶、冶炼、建筑、农具制造等方面的技艺和能工巧匠.农牧业出现了“牛羊遍野,农田弥望”的景象.水利建设也很发达,“高地蓄水为池,低地引河灌溉等开辟阡陌”.手工业达到“宝器数百具,制艺尤诡殊”的水平；茶马互市于赤岭,且异常繁荣.吐蕃贵族子弟被派往长安“留学”,相仲王宗就是其中之一,是大唐太学学有成就者.
公元670年,金城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传播了汉文化,丰富了吐蕃精神生活.这一时期汉文化的渗透、影响,从唐朝陈陶陇的“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和司马图“汉儿学得胡人语,却向城头骂汉人”的诗句中可见一二.
十一世纪时,由于汉文化的输入,青唐城已能锻造号称“天下无敌”的铠甲,时人称“青锻甲”,相传为“宝器”.冷锻工艺在中国冶铁锻造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介胃锋镝,炮石神器亦制作之”为兵器制作.到了明代,已经发展到冶铁,洗毛、织毛,手工业绒褐生产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绒褐从老百姓的家庭用品发展成士大夫阶层专享之物,以至成为皇室贵族的特需产品.《马可波罗游记》、《天工开物》都详细记载了西北包括青海东部绒褐行销世界许多国家的情况.到了清代,毛线工艺发展到能制造毛毡、毛褐、毛袜、绒袜、绒毡等产品的程度.《甘宁青史略》说当时兰州市场盛销青藏高原产的“氆氇”,其织法是以上等羊绒捻成细线,以藏红花染之,色鲜而不脱,更有《氆氇》一诗云：“边角出鱼通,乌斯藏连属,水草健移帐,牛羊富量足等一毛织万元,多绒细盈漫,掬捻体渐粗,交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