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有一本书,题目是《菊与刀》,是一个美国作家写的.书里写到,西方文化是“罪”的文化,意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区别开来.
基督教讲“原罪”,讲人类开始的时候是亚当和夏娃做了上帝不允许的事,延续下来,产生了人类,这就萌发了人的“原罪”.人有了这个原罪情结,就感到精神上的紧张,内心积压了一层一层自我谴责.所以卢梭写《忏悔录》,就是想把内心沉重的“罪”感,消释与摆脱,形成忏悔与救赎的文化.
我们把中国文化定为“德”的文化,将中国之“德”继承弘扬,将于提高民族素质大有裨益.中国文化有其主题词.譬如“忠孝节义”,譬如“礼义廉耻”.于国家而“忠”、于父母而“孝”、于一己之行知“耻”而“廉”,有“节”而“洁”,于社会交往有“礼”而“义”.将以上这些精神元素加起来就是庄严美好的中国之德.
“民、和、忠”,“志、耻、畏”.这两组概念元素,前一组表达传统的中国公德观；后一组体现中国的私德观.“公德”说的是对于国家与社会,应有的道德品质；“私德”说的是慎独修身,必须具有的气质修养.儒家所谓“内圣外王”,这“内圣”是“私德”的蕴涵,“外王”是“公德”的境域.
讲公德最要紧的,是心中要有一个“民”.“民为贵”,“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阅读中国文化如此的箴言,不由使人想起由黑格尔创始,完成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其内涵是一个文化经济学的问题.什么是异化?即指一个事物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本来,经济发展是为了满足与丰富最广大民众的生活要求,进而使人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劳动的尊严,而经济异化的结果,发展没有带来多数人的物质幸福与精神尊严,反之,经济与人的亲和纽带被切断,“民”被疏离于原有的本体地位,从经济中异化出来.
“民事不可缓也.”有人问孟子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他说：对人民、百姓的事一点都来不得怠慢与迟疑,要赶快去做,把“民”放在眼里,记在心里.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讲究“和”.中国古代人爱用“和”字.有一次旅游去周庄,看到一个精致的仿古盒子,画着两个孩子在玩耍,上写“和合两仙”,立即写下来了,就是因为喜欢这句话.是的,可将中国文化叫做“和合”文化,国家和人民,合称二仙,二“仙”和合,民族祥和.
“和”是稳定,是和谐.平时坐飞机求两个字,一是快,二是稳.稳就不栽跟头,如果飞机速度快,但不稳,那就不行了.快与稳,应将稳放在前面,飞行应该是安全的飞行,没有安全谈不上飞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也是“安全飞行”,这需要“稳”,“稳”中求快.
在中国,“经济”被理解为“经世”与“济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精神也许正是“经济学”的中国式诠释.“修、齐、治、平”,“平”是重要目标指向,表达着中国式的亲民精神与治世情怀.“平”者,政治清明、世事安稳、天下太平,离开“平”,经济的业绩与速度,将无从期望.
论中国公德,必须有一个“忠”字在.“忠”拆开,就是“心”上有“中”.即求人心向中间靠拢,向国家利益靠拢.这就是爱国,就是民族信仰的建立,其目的是确立民族道德,培植民族自信,崇仰先祖精神.是什么将民族联系起来?是爱.没有对民族先祖的认可与爱,民族无以聚合.忘记、否定先祖,民族之爱必会减弱,民族聚合必将失去最重要的精神内核.
上面说的是公德,再来说私德.我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优秀传统与廉耻文化》的文章,论述了中国文化中“志、耻、畏”三字的意义.第一,立志.志即意志,有高远的意志,就有明确的生活目标.说过：“我回忆起有一次在一位青年的家里,这位青年谈着写肉的事,他在我面前把仆人叫来,同仆人讨论了半天写肉的事,才叫他去写了一小片肉.我心里非常不安,以后就不再和这位青年见面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只高兴谈论大事情――中国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社会、世界、宇宙.”在看来,关心“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社会、世界、宇宙”,这样的人意志高远,可与共大事.仅关心个人的物质生活,这样的人连做朋友的资格都没有.立志需要明志.就是加强自我修养、树立理想境界、磨砺坚强意志.
第二,知耻.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又说,“羞耻之心,义之端也”.自我修养应该从知耻开始,有了知耻之心,就能纠正不好的风俗.从知耻做起,让每一个人都知道社会上还有一个“羞耻”之心.由此社会就有希望,许多新事物新风尚的推行就会变得容易得多.现在腐败,怕的是刑法,就是不怕羞耻二字.法网恢恢总有漏洞,必须在社会上培养知耻的风气,让大家都懂得什么是光荣什么是可耻.
第三,有畏.在《员要接受监督》一文中说：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也不好,做事要有所畏,有所怕不能无所顾忌.小平的话含义深刻.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此三畏中孔子强调“畏天命”.“天”是宇宙人间的绝对主宰,是人间的终极根据.天给予人一切,也收取一切.我觉得孔子所畏的“天”,今天可以理解为“人民”,理解为“法律”,有所怕才会有所成,目无百姓,“无法无天”,必然走到自毁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