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近年来,腐败在党内和政府内呈频发、高发态势,究其原因,除体制、制度上的缺失和疏漏,精神文化的因素更具有深层次性.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廉耻心的丧失
知耻是人类必备的德行,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之一.在《圣经》故事里,亚当、夏娃因偷吃了禁果而眼明心亮,之后发现自己赤身,于是羞愧难当,便采集树叶遮蔽身体.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成为人”之后,首先拥有的不仅仅是智慧,还有知耻之心.孟子说：“耻之于人大矣.”“大”到怎样的程度?朱熹在《四书集注》里曾一语惊人：“存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考察古今中外那些“圣贤”、“禽兽”之所作所为,便可知朱熹的这一判定并没有夸大其词.廉耻是做人的根本.廉耻心具有约束、制止不良行为和防御尊严受到侵犯的作用,是防止堕落的一道有效屏障.人有了廉耻心,才会自爱、自重、自律、自强,才会通过自我调节,抑制自己的邪欲,规范自己的行为,减少或避免无耻之行,才会对自己的错误行为进行自我谴责并痛改前非.而人一旦没有了廉耻之心,道德就很难对他发挥作用,就会厚着脸皮干坏事.所以古人说,“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言不惭行不耻者,孔子惧焉.”
今天的腐败为何如杂草般疯长,腐败分子为何能干出人所不齿的坏事、丑事而毫不脸红甚至理直气壮,根子就在廉耻心的丧失.
二、义利观的扭曲
所谓“义”,指遇事按照社会公认的精神原则,采用适宜、恰当的行为,做出正确的决断.当它与“利”对举时,泛指道义,即满足主体道德需要的道德价值.而“利”,则泛指利益,当与“义”对举时,通常是指个人利益.明代学者刘宗周曾对“义”“利”的含义做出概括,他说：“义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一己之私也.”人们在从事职业和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义与利的冲突与矛盾.那么这时,在价值取向上究竟应从道义出发,以道义为指导,还是从个人私利出发,以私心为目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义以为上”,“重义轻利”,反对见利忘义,重利轻义.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当道义和个人私利发生矛盾时,人们应服从道义的选择,“见利思义”,在义的指导下得利.因为“义”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高尚所在.正像荀子所指出的：“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检测如见利忘义、不择手段,置道义、公利和他人利益于不顾,这种行为无异于禽兽.尽管中国传统“义利观”后来朝着“重义轻利”的极端方向发展,导致“重农抑商”、“重德轻智”,曾严重束缚了中国商品经济的生长发育,但总的来看,其正面的积极的影响是更为主要的.
今天,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义利观”被严重扭曲了.当“利”的冲动挣脱了“义”的规范,不再受任何束缚时,就像打开了“潘多拉”,各种“检测丑恶”全被释放、激活了,于是乎结、坑蒙拐骗、偷税漏税、贩毒、杀人越货、卖淫、侵吞国有资产、大搞权钱色交易等个个大行其道.有识之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腐败在当今中国疯狂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族信仰的缺失.
三、安贫乐道精神的沉沦
安于贫困,以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乐,是中国封建士大夫所主张的为人处事之道.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除了肉体生命和物质生活外,还有信仰,有理想,有精神追求.而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高尚的精神追求显得尤为重要.无产阶级革命者把实现伟大的革命理想看得高于一切,把个人的物质享受则放在了从属的地位.清楚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方志敏能在囚室里写出气壮山河的《清贫》,为什么、周恩来、朱德等革命领袖能坚持与人民同甘共苦,为什么红军战士在战斗极端艰苦、物质生活十分恶劣的情况下,能够那样精神振奋,斗志旺盛.“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盖身上,不怕北风加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等“这种昂扬的乐观主义精神其实来自一种信念,那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就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等
历史一再证明,安贫乐道作为一种精神状态,能够起到砥砺意志、陶冶性情的重要作用,是凝聚人心、战胜困难的强大力量.虽然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但由于消除贫困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仍需要员、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奉献牺牲,以一己之“清贫”,换来一方百姓之“富足”,从这一角度讲,安贫乐道的精神在今天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四、修齐治平传统的失落
古人把理政治国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在这里,“修身”位居其首,“齐家”紧随其后,是“治国、平天下”的两个基本前提.“修己以安人,修己以治人,修己以立人”.强调的都是为政者必须修身以“敬德”.“德,国家之基也”,“惟贤惟德,能服于人”.不修官德,品行不端,难以服众.所以古往今来,有所作为的为政者无不重视个人道德修养和品质历练.“齐家”也是治国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性环节.《礼记·大学》指出：“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对于那些担负治理国家、教化民众之责的各级国家工作人员来说,能否严格治家,意义非常之大.“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国家各级官员首先应“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不能从自己家庭做起,就不够从政的资格.儒家的这种“修齐治平”思想,几千年来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在实践中也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
恩格斯曾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可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也强调：“凡是要成为无愧于‘人’这个名称的人,都是时时刻刻向着无形的敌人抗战：天性中致人死命的威力,摇惑人心的,暖晦幽密的思想,那些使你堕落、使你毁灭自己的念头都是这一类的顽敌.”由于人性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先天缺陷和不足,所以只有在后天坚持不懈的进行“克己”“自省”以“正心”“诚意”,才有可能使自己不断摆脱“兽性”,成为真正无愧于“人”这个名称的人.
五、封建特权和“官本位”意识的不断固化
官,就其本意来说,是为国为民办事的岗位.《尚书》对官训诫曰：“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就是说,就意味着为民作磨刀石,做舟楫,做及时雨,意味着辛苦怎么写作和承担更大的责任.人一旦接受某个官职,就要“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就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在“官本位”意识和封建特权的为官理念下,官由“公仆”变成了“老爷”,首先意味着可以“作威作福”,所谓“出则舆马,人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还意味着能够“封妻荫子”,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更意味着可以快速敛财、“一夜暴富”,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古时劝人读书,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盅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其实“书中”哪有“黄金屋”“千盅粟”和“颜如玉”?只不过是“学而优则仕”,书读好了,就能做官,而做了官尤其是做了大官,任什么都可以成为囊中之物了.
古人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文化的土壤呈酸性还是呈碱性,对于“保廉”或者“促贪”,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真个是丝毫小觑不得.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深刻领会败不单单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同时也是一场激烈的文化斗争.不解决文化的“病变”问题,败就会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