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综述

更新时间:2024-01-07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4906 浏览:16126

[摘 要]非营利组织蓬勃兴起,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一系列财务丑闻却严重损害了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因此应着力探索和构建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以引导其健康快速发展.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起步较晚,关于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理论研究尚不健全,实证研究尤其匮乏.通过对非营利组织的内部监督、信息披露以及外部监督这三个方面的国外文献进行综述发现,监督机制对改善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提高组织绩效、维护行业公信力具有一定效果,这对我国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建构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 键 词 ]非营利组织治理;监督机制;文献综述;理事会监督;审计委员会监督;信息披露;出资者或出资机构监督;事务所审计;社会公共怎么写作

[中图分类号]F272;C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

一、 引言

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广义上涵盖“第三部门(Third Sector)”、“公益团体(Public Organization)”、“基金会(Foundation)”、“慈善部门(Charitable Sector)”、“免税部门(Taxexempt Sector)”、“志愿者部门(Voluntary Sector)”、“慈善组织(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邻里组织(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社区组织(Community Organization)”、“社会相似度检测组织(Mediate Organization)”、“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等.Wolf将非营利组织定义为:“非营利组织是一个具备公众怎么写作使命的非营利或慈善机构,必须经政府立案并接受相关法令规章的管辖,其经营结构必须排除私人利益或财物之获得,经营所得享有免除政府税收的优待,捐助或赞助者的捐款可以列入免税范围[1].”

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非营利组织应运而生.在国际上,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非营利行业蓬勃发展,在政治和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伴随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非营利组织也在我国悄然兴起,在社会转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民政部发布的《2010年社会怎么写作发展统计报告》披露,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4.6万个,比2009年增长3.5%.这些社会组织业务范围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境保护、法律怎么写作、社会相似度检测怎么写作、工商怎么写作、农村及农业发展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618.2万人,比2009年增长13.5%;形成固定资产1864.1亿元,比2009年增长81.0%;各类费用支出1195.2亿元,比2009年增长9.2%;社会组织增加值为531.1亿元,比2009年增长7.7%,占第三产业(怎么写作业)增加值比重为0.31%;接收社会捐赠417.0亿元.

然而,一系列财务丑闻却严重损害了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国际上,美国联合之路(the United Way of America)主席因贪污受到起诉和;新世纪慈善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New Era Philanthropy)的领导因巨额投资诈骗而犯罪;圣公会浸信会教堂(the Episcopal and Baptist Churches)的领导因贪污而被起诉;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的领导因不当使用资金被革职;艾德菲大学(Adelphi University)的主席因滥发薪酬而被要求辞职[26].在我国,国家体育总局因在2000年至2006年间擅自挪用2787万元彩票公益金投资股票而被审计署查处;自然科学基金会会计因贪污挪用公款2亿元被判死缓;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海婴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总额达1400多万元而被判无期;根据广东、山西等地的纪检监察部门对当地2009年“小金库”治理的通报,教育系统成为“小金库”重灾区;药品和医疗器械层层回扣,一些院中院成为医院腐败特区,“白色腐败”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看病贵”等问题.

非营利组织是现代社会公共怎么写作的重要提供主体之一,其治理问题已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非营利组织在宏观层面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必须以微观的有效运作为前提,但由于客观上存在监督主体缺位、内部人控制、产出绩效较难衡量等问题,这使得非营利组织运作中的写作技巧问题尤为突出,因此需要对非营利组织实施更加公平、有效的监督.

非营利组织监督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监督主体缺位.非营利组织的产权结构类似“公益产权”,其财产及运作财产的受益权不属于任何人,而是属于社会,这是一种区别于私人产权和国家产权的新的产权形式.出资者“购写”怎么写作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第三者受益,因此较难获取受益者对怎么写作的评价,怎么写作的间接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增加了监督的成本和难度.同时,出资者不同于投资者,并不要求直接的投资回报,出资者,特别是中小出资者通常缺乏对非营利组织业务和财务进行监督的动力;受益者是零成本获取救助且处于弱势地位,也无法对非营利组织进行过多干涉或监督.第二,内部人控制.在公司治理中,实现效率最大化的途径是使企业剩余索取权的配置与剩余控制权的配置相互匹配.但是在非营利组织中,不仅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也是分离的,这种产权结构导致了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上的缺陷.同时,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目标使得非营利组织无法像公司一样采用与业绩相关联的薪酬机制,也就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此外,掌握非营利组织实际控制权的内部人员容易利用手中的特权谋求自身的利益,从而出现偏离组织目标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内部人控制的具体行为多种多样,最主要的表现是组织的领导人或实际运营者对内形成权力垄断,在重大决策上独断专行,对外逃避出资者及社会公众的监督,甚至还表现为高工资、在职消费、侵占组织财产等形式.第三,产出绩效较难衡量.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沃尔夫曾经指出:“同市场产出的效益成本描述相比,非市场产出总的来说没有一个评价成绩的标准.”不同于企业的商品产出,非营利组织的怎么写作性产出往往是无形的,产出的数量和质量难以测度.同时缺乏信号和消费者的自主选择,也就缺乏传递和检验产出质量的机制和渠道.另外,在评估非营利组织产出绩效时,由于产出与社会效应的反馈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因而难以对产出绩效进行及时评价.

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发展起步较晚,关于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理论研究尚不健全,实证研究尤其匮乏.因此,我们应着力探索和构建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以期及时发现问题并预警、揭露损害利益相关者权益的违法行为,维护社会道德和非营利行业公信力.与政府、企业相比,非营利组织拥有不同的产权基础和委托写作技巧关系,这种产权结构差异决定了非营利组织必须要有特殊的监督机制与之相适应.本文认为,非营利组织监督结构的基本框架由内部监督机制、信息披露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三部分构成.内部监督机制一般包括理事会监督、审计委员会监督等;外部监督机制一般包括出资者(或出资机构)监督、事务所审计等;信息披露是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重要环节,是外部利益相关者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实施监督的必要前提.本文主要对国外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以期为我国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构建提供启示和参考.

二、 相关研究综述

(一) 内部监督

1. 理事会监督

Gibelman、Gelman和Pollack发现,以往研究较少关注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的监督行为,而实际上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监督可以阻止高层管理者徇私舞弊,从而减少对组织、社区以及整个行业声誉的影响[7].

Laurence等从非营利组织绩效的角度对理事会职能进行研究后发现,利益相关者期望理事履行受托责任,并对写作技巧人的业务及财务活动进行监督,以提高组织绩效.然而实际工作中,理事只是偶尔浏览财务报告,监督动力不足.这种试图通过外部监督来提高理事责任心的方式不仅成本高,而且效果差,因此应通过规定理事资格、重置理事会决策程序来提高理事会绩效.现实表明,非营利组织通过选举方式产生的理事会,其绩效更高[8].

Bradshaw等指出,影响理事会绩效的因素有:理事会结构(如更多善于筹资的人员加入理事会);CEO风格(如与理事会合作的紧密程度);理事会工作过程(如共享观点、遵循好的治理经验、较少的内部纠纷);理事会组成;理事的能力、经历及社会关系等[9].

Bradshaw认为,一些随机因素会影响非营利组织及其理事会的绩效,这些因素包括治理结构及战略、理事会规模、理事年龄等内部随机因素和稳定性、复杂性等外部随机因素.文章列举了两个运用权变理论去检验和改变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的案例,以帮助其他非营利组织改善治理结构,从而更好地履行受托职责[10].

Regan和Oster运用纽约非营利组织数据来讨论非营利组织和企业理事会的重大区别,研究了理事会结构与组织绩效的关联性,这为非营利组织理事运用权利推动理事会趋向筹资活动而非监督活动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结果表明,尽管理事会任期等因素确实与组织绩效相关,但理事个人特征与组织绩效之间没有确定关系[11].

Herman和Renz回顾了非营利组织绩效和理事会关联的实证研究,研究了不同理事会模式、经验与理事会绩效之间的关系.文章将非营利组织分为高效和低效两大类进行研究后发现,高效的非营利组织拥有高效的理事会,高效的理事会往往采用推荐的最优理事会模式与经验.文章的研究结果支持最优理事会模式与经验的推广、传播[12].

2. 审计委员会监督

Vanderwarren认为,公共政策允许慈善机构在较大程度上进行自治,要使慈善机构以最低成本实现使命和目标,应通过治理机制保证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其中设置有效的理事会尤为重要.审计委员会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由来已久,审计委员会监督也是非营利组织治理的标准经验,是预防和发现资金被贪污挪用、提高慈善机构公信力且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方式[13].

Chien、Mayer和Senti认为,关于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多数研究集中于公司审计委员会,而对公立部门尤其是公立医院审计委员会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章主要研究公立医院审计委员会的职能和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联邦公立医院信息披露系统搜集了内部控制的审计报告,在对医院管理人员进行后续调查后发现,审计委员会设置、独立性、财务经验、业务活动等质量特征的改善与内部控制问题的减少及财务报告错误的减少密切相关[14].

Pridgen和Wang认为,审计委员会是非营利组织治理的核心机制,政府支持并提倡非营利组织设置审计委员会.文章以非营利组织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概率为测量指标,选取2001年至2004年的非营利医院作为样本,检验了设置审计委员会对提高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的效应.结果发现,非营利组织审计委员会与企业审计委员会的效应有所不同[15].

Vermeer、Raghunandan和Fione指出,非营利组织审计委员会的职能与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职能不同,并检验了非营利医院和大学审计委员会的构成及影响因素.他们调查了118位财务总监,其中75%的非营利组织设置了审计委员会,36%的审计委员会成员不是完全独立的,86%的审计委员会至少有一位财务专家.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即非营利组织审计委员会在监督方面仅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16].


(二) 信息披露

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是非常重要的.以往研究表明,捐赠者和拨款人会利用财务信息做出捐款决策,理事会依据财务信息支付管理层薪酬[1725].

Khumawala、Neely和Gordon指出,非营利组织自愿通过年报方式向捐赠者进行信息披露,以陈述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业绩,并争取捐赠者的继续支持.捐赠者会根据非营利组织年度报告的信息含量和披露透明度做出捐赠决策.为了检验年报中自愿披露与捐赠收入的相关性,文章对以Weisbrod和Dominguez为首的一系列文献进行了回顾.在需求模型中,捐赠收入与捐赠代价负相关,与筹资费用正相关.当需求模型中增加了自愿披露这一变量后,自愿披露水平在预测非营利组织下一年捐赠收入中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文章随后检验了提供年报的非营利组织和不提供年报的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没有提供年报的非营利组织往往都是规模小和成立时间短的,而且他们拥有更高的筹资成本和更低的统计效率;在控制了管理风格、管理成本、行业类型后发现,提供年报和不提供年报的非营利组织在下一年度的捐赠收入方面不存在差异[26].

Behn、DeVries和Lin研究解释了非营利组织自愿披露审计报告的动机.文章首先对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的自愿披露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并探入探讨其本质,通过向美国前300大非营利组织索取审计报告以检验与自愿信息披露相关的因素.研究发现,当非营利组织拥有更多负债、更大捐赠比例、更大规模、更高整体受教育水平、更高薪酬费用率时,他们更倾向于披露审计鉴证的财务信息.获取相关和有效的财务信息与经营信息对非营利组织外部人士做出捐赠决策是非常重要的[27].

Gandía检验了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在促进非营利组织公信力和透明度方面的作用,文章以西班牙非政府发展组织信息披露网站为例,对组织自愿披露信息所借助的媒介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西班牙非政府发展组织网站最初仅是装饰作用,后来逐渐变得更具信息含量和相关性,使得利益相关者能够获取财务报告、业务活动表、治理情况表等信息,且组织的信息披露水平和未来的捐赠收入显著相关[28].

Yetman等通过对非营利组织进行大样本研究,检验了各种治理机制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程度.测量财务披露的指标是业务活动成本与总费用的比率,因为以往的研究发现组织通过夸大业务活动成本来虚增这一比率.选取的治理指标包括各种形式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变量,其中部分变量是受益于披露政策的改善而通过公开途径获取的.核心检测设是有力的治理结构将带来更精确的业务活动成本比率.研究结果具有以下意义:一是证明了现有治理机制会促进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质量;二是信息使用者会对治理结构好的组织财务报告更有信心;三是为寻求提高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质量的决策者和理事会提供了经验参考[29].

Keating等认为,IRS990报税表格是非营利组织主要的财务报告年度披露机制.文章以更广阔的视野,对财务数据的质量、可利用性以及整个财务报告模型进行了评估,检验了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的结构,并与公司的财务报告结构进行比较分析.根据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通过重构非营利组织报告和监督系统以提高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的建议[30].

Keating认为,非营利组织管制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使得财务信息能够做到公开披露.随着社会各界对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的关注日渐集中到选择性披露上(选择性披露是指对某些选民提供实质性信息披露,对其他选民则不提供),文章对非营利组织常见的选择性披露提出了质疑.正如新时代慈善(New Era Philanthropy)丑闻所表明的,选择性披露会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持续的风险,进而损害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文章描述了现有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披露要求和潜在的缺陷,检验了两种披露环境,尤其是阐明了公允披露规则(Regulation Fair Disclosure)及其存在的缺陷,并讨论了非营利组织强化选择性披露应采取的措施[31].

Parsons研究了会计信息披露是否会降低非营利组织经营的不确定性.通过邮件方式向潜在的捐赠者发送包括财务和非财务信息的募捐请求,以此来判断在会计信息自愿披露的情况下,个人捐赠者是否更乐意捐赠.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捐赠者做出决策时不仅会利用财务会计信息,而且非财务信息披露对捐赠决策也是有用的[32].

Gordona等通过检验美国高等教育机构100份年报来判定和披露程度有关的因素.研究发现,组织规模、所有制形式和披露程度显著相关,财务杠杆、审计师规模与披露程度并不显著相关.非财务信息的披露程度(业务活动情况)与高授课率和低授课收入依赖性相关、与政府审计相关、与社会审计不相关.规模大或由政府审计的高校会披露更多的信息,采用公司披露风格的高校将更好地实现其利益[33].

(三) 外部监督

1. 出资者或出资机构监督

Callen、Klein和Tinkelman研究了非营利组织绩效和理事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主要捐赠者参与理事会情况和组织绩效之间显著相关,这与Fama和Jensen的“主要捐赠者通过参与理事会实现监督”猜想一致.研究发现,总费用与业务活动成本的比率和主要捐赠者参与率显著负相关,不同因素会影响管理费用比率和筹资费用比率,主要捐赠者参与财务委员会比率和管理费用率负相关,主要捐赠者参与其他委员会比率和非营利组织绩效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34].

Pablo、Natalia和Elena认为,为了防止非营利组织管理者侵占组织资源,提高监督效力是至关重要的.文章以西班牙非政府发展组织(Nongovernment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为样本,研究了捐赠者结构、理事会理事与组织绩效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捐赠者为非政府发展组织提供了监管机制,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理事会结构则与组织绩效不存在相关性[35].

Yetman等认为,利益相关者运用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来做出投资、管理和监督等决策,这些决策会影响财务信息质量.文章对财务报告治理和财务报告质量进行了多重度量,结果发现,治理结构改善会带来财务报告的质量提高,加强非营利组织监督会带来高质量的财务报告,特别是当借款人或捐赠者等参与到监督机制中来,监督效果会更好[36].

Regan和Oster认为,政府契约引发了监督和问责问题.监督是理事会的关键职责,干预非营利组织理事会行为是政府监督和问责的方式.文章以纽约非营利组织为样本,检验了政府拨款和理事会行为的关系.由于政府拨款程度不同,理事会行为存在显著不同,他们的精力会从传统的筹资等职能转移到财务监督等职能.这表明政府机构会运用契约选择权去影响理事会治理行为,但财务监督等活动对其他活动有挤出效应,这是否会对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治理带来益处存在不确定性[37].

Guo探讨了政府拨款对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效应,通过对城市慈善机构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非营利组织治理模式与政府拨款及其他环境因素的关联.结果表明,非营利组织对政府拨款的依赖会降低组织构建有力的具有社会代表性理事会的可能性,然而志愿者自愿参与会提高这一可能性[38].

Saidel和Harlan认为,运做政府拨款和契约的非营利组织行政人员和理事会成员经常协同工作以履行重要的治理职能.这些共享的职能体现为强大的理事会行政领导权、名望人士参与的理事会并与或地方组织结成联系等.研究表明,拥有政府拨款的非营利组织治理人员的职责分工应引起理论及实务界的关注[39].

2. 事务所审计

审计需求来源于组织中契约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审计是资源提供者监督投入到非营利组织的资源按照特定意愿使用的重要工具[40].研究关注会计师事务所和非营利组织审计质量之间的关联,丰富了非营利组织治理及审计质量的研究理论[4145].

Lopez和Smith通过审计报告结果的差异来研究非营利医疗卫生组织的审计质量,检验了美国非营利医疗卫生组织的审计师类型和审计师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与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相比,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更低.这对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拥有更高审计质量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表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拥有的优势并不适用于所有部门[46].

Kitching对捐赠者是否青睐于聘用高质量审计师的基金会、捐款金额是否会随审计质量的改变而改变这两大问题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审计质量会影响慈善市场的捐赠者决策.从信号传递角度来看,基金会受惠于聘用高质量的审计师;从信息观的视角来看,捐赠者对高质量审计师鉴证的财务信息变动更敏感.在控制了基金会声誉变量后,捐赠者依旧青睐于聘用高质量审计师的基金会,但是审计质量的选择效应会随着基金会类型而变化.因此,对捐赠者来说,基金会声誉和对审计师的选择是财务信息公信力的替代机制[47].

Tate研究发现,会计丑闻导致萨班斯法案出台,学术研究的关注重点集中于独立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监督作用,非营利组织同样面临着监督问题.由于非营利组织并不能避免财务欺诈等问题,捐赠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众支持,因此有必要保持足够的监督水平以维护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文章聚焦于非营利组织审计师选择以及与审计师变更有关的因素.通过对16000个非营利组织数据进行统计回归后发现,运营结构改变、融资、管理层声誉、契约、审计收费与非营利组织审计师变更显著相关.此外,运营结构改变和融资决策改变会对改聘审计师的类型产生影响[48].

三、 研究启示

本文对国外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研究进行综述后发现,监督机制对改善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提高组织绩效、维护行业公信力具有一定的效果.虽然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起步较晚,但随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转型、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入推进、医疗和教育等行业的公益化回归、和谐社会社保体系及公共突发事件保障体系的完善,非营利组织必将释放出更大的潜能和活力.随着非营利组织的快速发展,其监督机制亟待完善.因此,本文在借鉴国外先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旨在为探索我国非营利组织监督模式提供经验证据.

基于文献研究,我们得到以下四个方面的启示.第一,非营利组织治理中的监督机制和公司治理中的监督机制有所不同,如非营利组织审计委员会的效应与企业审计委员会的效应有所不同,非营利组织审计委员会在监督方面仅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优势并不适用于所有部门等等.因此,在构建我国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时要借鉴公司治理的先进经验,但不能盲目模仿、照抄照搬.第二,出资者或出资机构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效果显著.在现实中,“新首善”曹德旺捐款两亿扶贫资金附“严苛”问责条件,还聘请专业的监督委员会对善款使用进行监督,开创了我国捐赠者对公益捐款问责的先河,理论和现实都说明了出资者或出资机构拥有较大的监督动力和更高的监督效力.因此,应启发和调动出资者或出资机构的财产保护意识和监督积极性,并在制度上保障其监督权力的有效实现和监督程序的合理性.第三,我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规定,全国性民间组织应选择公开招标所确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2009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判定,民政部2009年公布的12家中标会计师事务所中仅有4家为国内百强事务所.鉴于高质量审计对出资者决策及非营利组织筹资能力的影响,建议民政部将审计质量作为招标选择事务所的首要标准,同时不应限制全国性民间组织选择政府招标范围外更高审计质量的事务所审计.第四,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中仅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实现了信息公开披露,医院、学校等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披露尚处于试点阶段,尚未实现普遍的信息公开披露.因此,建议政府及行业自律组织为非营利组织制定信息披露规则和评价体系,督促非营利组织充分利用网站、报纸等媒介主动公布组织的基本信息、治理结构、财务信息、项目信息和审计报告,实现信息透明化、公开化、社会化.

[责任编辑:王丽爱,杨凤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