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作者简介：张晓,女,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本文通过对2010年以来的反“三俗”研究文献进行阅读、梳理、分析,发现我国对于整治“三俗”,加强广播电视媒体社会责任的研究,重点是从“三俗”成因及如何防制两方面展开的.笔者认为,在今后的反“三俗”工作中,学界还应侧重三方面研究：传媒体制创新研究；界定“三俗”标准的法律规范研究；中西方媒体社会责任比较研究.
关 键 词 ：三俗；整治；广播电视；媒体；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G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7-0057-03
一、引 言
我国广播电视低俗节目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自其诞生至今,政府管理部门一直严加管束,采取了一系列防范和治理措施,但屡禁不止.进入新世纪以来,广播电视节目低俗现象时有发生,出现愈演愈烈之势.其主要表现是：宣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价值倾向；制造笑料噱头,炒作绯闻,披露隐私,大话性感；宣扬封建迷信及伪科学；炒作争议人物,制造争议话题；热播宫廷争斗及暴力剧.凡此种种,严重挑战了社会公共道德的底线,侵蚀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危害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此,党高度重视,2010年7月23日,同志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自此,反“三俗”成为社会的最强音,众多专家和学者积极探讨,对“三俗”根源、危害以及如何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为业界防治“三俗”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借鉴.但反“三俗”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对集中反“三俗”以来的研究成果进行阶段性梳理、总结,为今后反“三俗”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有宜参考,显得尤为重要.为此,笔者在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中,搜集了2010年以来的100余篇相关文献,进行了阅读、梳理、分析及思考.
二、主题研究内容及分析
(一)对“三俗”现象的成因剖析
1.追逐收视率,忽视社会责任
收视率越高、节目影响力越大,广告经济回报就会越多,在此商业利益驱动下,一些广播电视媒体唯收视率是举.李萍在《完善广播电视管理机制 抵制“三俗”现象的传播》一文中指出,有些广播电视节目创作人员从一开始策划,就以搞轰动效应为目的,利用制造噱头、渲染炒作、刺激受众敏感神经等手段吸引受众的眼球,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一些广播电视台,在唯收视率是图的诱导下,展开了台与台、节目与节目之间的恶性竞争,节目或盲目克隆,或娱乐快餐化,最终导致节目的猎奇、审丑、平庸、低俗,甚至丑陋.收视率是反映一档节目、一个频道的收视表现,是相对科学、客观的量化指标.如果运用得当,它会使广播电视媒体更好地怎么写作于观众.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用,怎么去借助收视率来进行管理.而“三俗”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一些广播电视媒体忽视自身的社会责任,盲目追视率,把收视率当成广播电视各项指标评估的“万能码”,从而导致节目低级趣味[1].对追视率导致三俗现象的产生这一观点,得到了大多学者的认同,在笔者阅读文献中几乎都有提及.但追逐收视率是表象,其潜在原因是媒体社会责任缺失、产业化利益驱使及节目评估体系不完善.
2.法制不健全,政府管理缺位
法律规范缺乏也是导致“三俗”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广播电视行业立法滞后,法规制度存在许多“盲点”,至今还没有系统化、专门化的法规对媒体行为作出规定.对媒体的管理只能是以行政手段为主,或由各相关部门依据相应法律法规进行管理.但是,这些管理基本上都是事后的整顿和治理,对造成的不良影响已无法挽回.在全国各大省级卫视充斥着婚恋交友类节目,并产生负面热议的话题后,国家2010年6月9日才正式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及《关于加强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两份文件,对相亲类节目泛滥、查重、低俗等倾向着手整治.这两份文件虽然有力地遏止了婚恋交友类、情感故事类节目的低俗现象,但这是在出现恶劣的社会影响以后才来强令制止,并没有给该类节目一定的规则和框架.无疑,监管上的漏洞给了“三俗”一定的生存空间.
3.西方不良文化对我国文化机体的侵蚀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与世界文化的深入交流,西方不良文化借助现代传播工具趁机入侵,严重阻碍了我国主流文化的传播.王亚楠在《中国语境下的消费主义研究》一文中认为,西方消费主义对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作用,是通过提供特定的日常消费内容,借助大众文化产品以及大众传媒,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从物质层面上进而深入到其观念和行为之中.叶青研究员指出,“当今世界消费主义之风盛行,波及文化领域,产生了文化消费主义,使文化生产的商业利益追求压倒甚至取代艺术和精神的追求”[2].目前我国的荧屏声频,受到西方不良文化的严重污染,一些广播电视媒体放弃主流文化,肆意传播西方消费主义文化,以追求消遣性、娱乐性的文化为消费时尚,宣扬拜金、自私、享乐等错误价值观；在广播电视创作领域,很多节目盲目模仿、克隆境外低俗节目,使一些审丑、猎奇、庸俗的糟粕性东西乘机而入,严重侵蚀了我国的文化机体.西方不良文化的入侵,对我国主流文化造成强大的冲击,从而加剧了“三俗”文化的泛滥.
4.受众多样需求与较低的媒介素养
关于低俗文化肆无忌惮的蔓延滋长,不少学者认为,大众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主要是与受众的多元需求和偏低的媒介素养有关.李德顺在《从<中国达人秀>的成功反思电视节目“三俗”之源》一文中认为,受众需求存在多元性,不同类型的受众其文化需求也各异,既有高雅的文化需求,也有低俗的文化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俗”文化是有一定受众市场的.从心理学角度讲,一般受众大都存在猎奇、窥视等不同的潜在心理需求.当广播电视节目中带有暴力、、绯闻等低俗内容时,受众多数情况下会被动接受而不是理性抵制[3].目前,我国受众的媒介素养总体偏低,大多受众不了解媒介信息产品的生产、制作过程,较少参与媒介信息传播.因此,受众对于媒介信息的识读、选择、理解、质疑、评价及使用媒介能力较差.对媒介传播的不良信息,缺乏理性思维和价值判断,基本是被动接受,最终导致受众在非理性的文化享受中,充当了“三俗”文化传播的推手[4].
5.主流文化吸引力弱化
当前我国低俗文化流行泛滥,除西方消费主义不良文化对我国文化领域的侵蚀之外,与我国主流文化的吸引力和引导力不足有很大的关系.人民论坛杂志联合人民网、新浪网、腾讯网,以“主流文化怎么了?”为问卷主题进行了网络调查,在“您认为当前主流文化面临哪些问题?”调查中,有54.3%的受调查者认为主流文化“宣传说教的多,难以打动人心”；73.6%的受调查者认为“主流文化缺乏现实关怀”；41.2%的受调查者认为“主流文化缺乏鲜明的价值诉求”；24.2%的受调查者认为“主流文化没有与时俱进”.此次问卷调查结果还显示,45.8%的受调查者表示,“主流文化不吸引人,大众只能‘被低俗’[5]”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主流文化缺乏魅力,在各种文化思潮的交响中,声音不够响亮,缺乏应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在当今社会进程中未能充分发挥“主流”的引导和影响作用,这无疑使低俗文化乘虚而入,肆意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