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本文以新加坡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独地缘政治与历史、移民社会与民族认同危机、儒家政治文化、稳定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方面来探讨新加坡威权主义政体产生的原因.
关 键 词 威权 传统 发展与稳定
中图分类号:D7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5-143-02
一、问题的提出
东亚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取得的经济与社会的飞速发展,引起广泛关注.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来说,东亚国家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完全是一个有实证意义的反论.对东亚的发展模式有多种议论,但是其有一个共同点便是威权政治的普遍存在.因此威权政治成为我们探讨东亚发展模式的重要议题,本文主要对威权政治在新加坡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以反思其在东亚大部分国家产生的原因.
二、地缘政治与历史
从地理位置来看,新加坡作为海岛城市国家四面临海,但各种资源匮乏,其经济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20世纪60年代,刚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的新加坡受制于冷战格局,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对新加坡的不满情绪,以及周边国家对华人的敌视和排斥,更使领导人受到生存危机的困扰.60年代末70年代初,英国政府从新加坡全部撤军使其经济和国防雪上加霜,这就更加刺激了新加坡要求经济发展的和民族主义的兴起.阿尔蒙德(GabrielAbraham)认为:“一个政治体系可能受到敌对国家的威胁或侵略,为了对付这种挑战,这个政治体系可能会感到自己需要更多的资源,需要更为有效的办法来组织和安排这些资源.”对于新加坡来说,确立威权主义政治模式是当时应付复杂国际形势最为“有效的办法”.
从历史来看,东亚有着浓厚的皇权专制的政治传统,政治的现代化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政治传统的影响.英国对新加坡殖民统治期间实行事实上的集权专制制度,新加坡人完全被排除在外.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 North的“路径依赖”理论(Path-Dependence)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往往出现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的发展,而当出现恶性循环之时,要跳出这种循环的怪圈绝非易事.因为人们习惯于沿着既定路径向前走,起初的制度选择会提出强化此制度的“刺激性和惯性”.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取得政权后没有打算将民族运动发展成为社会革命,也并没有摆脱“路径依赖”,而是继承了英国140年殖民统治的政治遗产:将专制集权演化为威权.
三、移民社会与民族认同危机
在英国殖义者到来时,新加坡原住民只有210人(马志刚,1996),英国在新加坡实行自由移民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占75%左右,马来人不过15%,印度人维持在7%至9%之间.在意识传统方面,三种族都有着浓厚的服从威权的意识,他们来到新加坡是为了发财致富,而非政治抱负,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他们并未从政治实践中获得,因此他们的政治观念没有发生改变,再者移民的最大优点就是务实,生存是第一位的,至于采取什么政治形式乃是次要的,因此能够保证他们生存的政体,哪怕是威权政体他们都不会轻易反对.卢正涛认为新加坡三大种族的确立使得“新加坡民族实体“逐渐形成,其对新加坡威权政治的影响表现在:三大种族各有自己民族生活与风俗习惯,并未融合成一个民族,他们之间的关系受到邻国种族关系的影响.英国在新加坡的殖民统治期间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各种族间融合进程缓慢.新加坡刚独立时,民众对“新加坡”这个新国家的认同感非常缺乏,因为此时仍无新加坡民族意识.
这种无民族认同作为国家存在基础的状况导致种族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社会动荡不安,因此无论是从政治稳定保障生存还是从铸造“新加坡民族”的角度,新加坡都需要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
四、儒家政治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随着华人移民传入新加坡,民贵君轻、内圣外王、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等儒家主张,对后来的人民行动党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新加坡威权政治的主要细想基础.罗德黑格(RodHague)与马丁哈罗普(MartinHarrop)认为,威权主义国家由于缺乏自由选举所带来的合法性,这些统治者必须找到其他路径以回应其统治下的社会的政治文化.他们的选择有三种:忽视(ignore)、操纵(manipulate)、试图改造(tranorm)现有的政治文化.“一个与文化价值观相适应的威权主义政府可能比一个不能从广泛的文化中汲取养分的政体更加稳定(Eckstein,1988a)”.新加坡政府显然选择了后两种来使威权主义与文化价值观相匹配:人民行动党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并加以运用,强调新加坡民族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树立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民族国家支柱的观念,主张好人、好政府治理新加坡,重视家庭在社会发展、国家稳定中发挥的作用,坚持家庭本位的主张.
儒家政治文化在新加坡经过长期的体验和教化后,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整体号召机制”,使人民行动党可以充分地调动潜涵于新加坡的传统政治文化因素,实现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整合.20世纪60年代,当独立的新加坡面临现代化挑战时,这种整体号召机制被激活,从而使人民行动党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中国传统的“贤人仁政”精英治国思想在新加坡得到了充分发展,新加坡人一方面渴望得到权威的保护,以避免相互倾轧中财富被剥夺,这就使他们把“一元”的绝对权威的政治领导看成是‘自然’的现象,另一方面他们畏惧这种严厉的权威,避免与‘猛虎般’的政府权威发生摩擦(ChanHengChee),这就形成了恩主―附庸关系(patron-client-work).可见,人民行动党的威权统治正是儒家政治文化的张扬.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了应对西方思想的冲击,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提出了“亚洲价值观”的含义,儒家思想再次得到发展,为新加坡在新的环境下面对新的思潮挑战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五、稳定社会需要
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亨廷顿(SumuelHuntington)在1968年《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OrderinChangingSocieties)中提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不仅可能不导致,反而有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当一个国家经历急剧社会变迁时,它需要稳定的政治秩序.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现代化时面临着与发达国家极为不同的环境和任务.构建民族国家、推动经济增长、分享经济成果、扩大政治参与、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以及应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压力等,同时压向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由此造成的困境,必须依靠强大的政府实现稳定和发展.
贾都强(2009)认为在东亚威权政治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东亚许多国家战后移植西方议会制的失败而导致的动荡.东亚国家的超前政治化,导致了政治、经济、种族、社会等各种矛盾激化,严重损害政治稳定,从而破坏了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军人或政治强人遂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将国家的政治航船领向了威权政治航向,用强力解决矛盾或以政治高压抑制矛盾发展,恢复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同时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新加坡在独立后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出现过混乱,由于社会进行重新构建,反对党乘机而起,社会政治参与频繁,对新加坡的经济建设、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威胁,迫使政府实行更强有力的措施.郑维川认为,从20世纪60年始,人民行动党政府注重经济增长,并相应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对反对党、工会、新闻媒介以及社会各种集团的力量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和改组,加强自身的建设,借助新加坡社会中的传统力量进行统治等,造就了新加坡的政治稳定.
六、经济发展的需要
新加坡独立之前的经济以转口贸易为主,而没有自主产业,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这使其经济风险性很大,威权主义适应了独立以后的现代化要求.
一方面,新加坡的经济现代化是一种后发追赶型的现代化,它意味着“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追赶”意味着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依赖经济的自然渐变.这使得新加坡必须依靠强大的政府力量,充分发挥领导、组织、干预、扶植、推动等积极作用,来维持整个社会发展的秩序,促进经济的繁荣和现代化的实现.
另一方面,从新加坡经济战略来看,威权政治的产生促进了其经济腾飞:人民行动党将新加坡打造为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正因为在新加坡威权政治下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稳定并良性运转,使政府威信提高,威权政治赢得并巩固了其合法性基础.
七、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威权政体的建立有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又有传统与现代因素的交织,其发展是东西方文化碰撞、调试的产物.新加坡今日所取得的成就也印证了威权政体对于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但新加坡威权政治在换取经济社会成就之时,也不可避免的以牺牲为代价.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人民行动党开始进行新的改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在本国的发展,但是威权仍然有很大的生命力.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加坡同属于儒家文化圈,虽是岛国城市,但有许多与中国的相似之处,对其威权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仍然会对中国当今威权主义有参考价值.在分析威权政治产生的原因之后,我们便可以探讨能够通过改变导致威权政治的因素来促使威权政治转型,这将是非常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