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作者简介：刘 勇（1975-）,男,山东青州人,博士,讲师,上海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摘 要：近年来,关于银行业产业组织的研究大量涌现,迫切需要进行梳理评价.本文按照产业组织研究框架,从银行市场结构、银行市场行为、银行市场绩效以及相关反思评价四个方面对国内银行业产业组织研究进行了全面综述.此外,本文在总结我国银行业产业组织研究的特点并和国外研究对比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银行发展的具体情况,给出了转轨经济中银行产业组织研究的一般框架和进一步可能的研究方向.
关 键 词 ：银行业；产业组织；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3-0047-08
一、引 言
银行业是国民经济中特殊的一类怎么写作行业.银行提供流动性、信息和（风险、期限和规模）转换的怎么写作,这些怎么写作是银行通过同时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来实现的.银行可以动员资金、配置储蓄以及进行再投资,其绩效对资本配置、企业成长、产业扩张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一般怎么写作业的产业组织研究比较少,但由于银行业的特殊地位,利用产业组织理论,对银行进行研究一直是金融经济研究中的热点之一.
银行产业组织研究与产业组织理论发展是并行的,也是产业组织理论在银行这一特殊产业中的具体应用.Bain（1956）标志着银行业开始进入产业组织研究范畴,[1]但较规范的研究银行绩效和市场结构的关系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美联储通过新的法规对银行合并进行规制,这源自于集中度对竞争影响的学术研究（A. Gilbet, 1984）.[2]这些研究采取了当时产业组织领域所能用到的研究框架：市场结构―绩效范式.采取的方法多为回归分析方法.随着20世纪80年代金融相似度检测理论发展及90年代微观银行理论发展,微观银行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开始不断融合(Xier Vives, 2001)[3],这极大促进了银行产业组织研究的发展.
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内银行业也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和严峻挑战.从长远来看,构建一个财务上稳健、以市场为基础的银行体系是经济实现成功转型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经过多年的努力,国内银行业在转型重构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主要表现在银行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金融市场体系得到重新构建、新型金融产品不断出现、金融制度和法规不断完善（易宪容,2005）[11]以及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持续降低等方面.但考虑到银行业差强人意的绩效,银行的转轨还远远没有成功.
与银行业改革相适应,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产业组织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银行的文献也迅速增长,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结论都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包括学术论文、学位论文、专著以及研究报告在内,国内有关的银行产业组织研究文献已经达到了几百篇之巨.梳理这些研究,避免后人重复研究,确实是一个较为紧迫的现实问题.
.尽管国内也开始重视对产业组织相关内容研究的文献综述,但这些综述或者较多关注国外研究进展,较少涉及到国内研究现状并进行评价,或者侧重于银行产业组织某一方面,因此,有必要较全面对国内银行产业组织研究进行梳理,明确我国研究的基本情况,指明进一步可能的研究方向,以便对后来研究者有所裨益.
本文基于产业组织的传统框架：结构―行为―绩效范式,回顾了近10年来我国银行产业组织的研究情况.本文尽可能包括国内银行产业组织方面的主要相关文献,其目的在于对蓬勃发展的国内银行产业组织研究给予初步总结和评价,并通过和国外同类研究比较,结合我国银行发展的具体情况,给出我国银行产业组织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二、银行产业组织研究概述
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传统产业组织认为,产业的市场结构（市场上的卖者数量、产品差异程度、成本结构等）决定了企业的市场竞争行为（策略、投资、广告、研发等）,后者又决定了该行业的市场绩效（效率、产品多样性、技术进步、利润、消费者福利等）.国内目前的银行产业组织研究多是参照上述框架进行的,本文也按照上述框架来展开.
1. 关于市场结构的研究
市场结构就是构成市场的卖者之间、写者之间以及写卖双方诸关系及其特征.市场结构的度量指标包括基于产品的指标,诸如弹性等；基于市场效果的度量指标,诸如勒纳指数等；基于产业内企业分布情况的度量指标,诸如集中度等.决定市场结构的主要因素有卖方集中度、产品差别、进入壁垒、市场需求增长率、弹性、写方集中度等.国内银行市场结构研究多集中在结构类型、成本结构、退出壁垒等方面.
（1）对市场结构类型的研究
银行是典型的多产品怎么写作类企业.根据业务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存款市场、贷款市场、证券市场和市场.根据怎么写作客户不同,可分为批发市场（主要面对大规模的企业）与零售市场（主要针对中小企业和家庭）；根据怎么写作的地理范围不同,可以划分为城市市场、大城市市场和县镇市场.不过,随着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网络技术发展,根据地理范围来划分市场的重要性正在降低.
早期的银行产业组织文献大多考察了银行的市场结构类型.这些文献一般通过研究市场结构指标,包括市场份额、企业集中度（CRn）和Herfindahl-Hirschman 指数（HHI）等,分析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及其演变.这些研究主要见于良春和鞠源（1999）,周小全（2001）,安俊（2001）,焦瑾璞（2001）,朱克桐（2003）以及潘正彦（2004）这里只不过给出了极少数文献,其中,在大部分对市场势力检测说进行检验的文献中,几乎都涉及到市场结构或集中度的研究..这些研究一般认为,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集中度较高,表现出一种介于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的市场型态.例如,焦瑾璞（2001）利用集中度指标CR4和HHI指标,分析了银行市场中资产、存款、贷款、利润等经济指标市场结构的演变情况,并认为体制性因素是形成上述垄断竞争结构和市场表现的根源.[12]
（2）对成本结构的研究有的教科书将成本结构归纳到行业基本条件的供给条件中,但Doris NeuBerger(1998)在其对银行产业组织的综述中,将其归入市场结构部分.为保证一贯性,本文从之.
银行业的成本结构主要涉及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问题,研究方法可分为定性描述和定量研究.前者以胡继之(1997),赵怀勇和王越（1999）等为代表.这些文章的内容大多着眼于银行规模经济概念的界定、银行业规模经济影响因素的分析、国外银行规模经济的研究结论的介绍以及我国银行业规模经济效应提升的政策建议.例如,胡继之（1997）通过理论上分析认为,银行规模越大越好；但在实践中,诸多限制因素使得银行存在一个最佳经营规模,最后给出了我国银行业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经营效率的政策建议.[13]
定性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难以从数量上对银行成本结构进行严格界定.为了弥补上述缺陷,很多学者开始进行经验检验.这些定量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利用相对简单的数量指标进行经验研究,包括诸如资产收益率、人均创利率等经营效率指标,诸如资产费用率、人均费用率等成本费用指标,或者利用成本规模弹性等其它指标.这些研究主要见王振山（2000）,于良春和高波（2003）等.于良春和高波（2003）利用资产利润率、收入利润率、资产费用率与银行资产规模进行比较,表明我国最大规模的国有商业银行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规模经济特征；并在运用“生存技术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施蒂格勒（Gee J．Stigler）提出,规模经济要立足于企业生存能力基础之上,或至少以其生存能力来证实.该方法通过长期观察一个行业中占市场不同份额的企业未来比例变化来判定最优经济规模.如果占市场某个份额比例的企业数目增加,说明这种规模的企业具有规模经济.对中国银行业进行测算后认为,中国商业银行最佳规模区域在200―7000亿元之间.
另外一类研究方法利用企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性质,在合理界定银行业的投入产出要素基础上,通过建立特定模型,利用相关历史数据进行拟合,进而来分析银行的成本结构.这也是当前国外计算企业规模经济较为流行的范式.该方法主要取决于投入产出要素的合理界定以及生产函数模型的合理选取.汪祖杰(2004),刘宗华和邹新月(2004)等考虑了银行业的投入产出要素的界定.这些分析大多基于国外相关研究,结论差别不大.例如,汪祖杰(2004)介绍了界定银行投入产出要素的四种不同方法.第一种是单一产品衡量法(Single-value Measure Approach).该方法中的信贷观点认为,银行产出是各种贷款和有价证券,财务投入是存款以及其它资金来源,实物投入是银行雇员和资本存量.而货币主义者观点认为,活期存款是银行产出,而各种贷款和有价证券是财务投入.第二种是产出加权指数法(Weight index of output approach).该方法用营业收入来衡量银行的产出,因为它综合代表了社会对银行的评价,也表示银行提供金融怎么写作的社会价值.第三种是账户数目衡量法(number of account approach ),也称为增加值方法.该法将银行各类盈利项目,包括存款、贷款和金融怎么写作项目,按照某种方式加总作为产出,只有外购资金视为财务投入.第四种是国民收入账户衡量法(national product accounting approach).该方法从对经济的贡献出发,以银行信用为惟一产出,其它为了吸引资金的负债为财务投入,经过细微调整得到最终的投入产出.[14]
在模型选取上,大体存在两类方法――参数和非参数方法.参数方法一般设定某个函数形式,然后利用历史数据进行回归拟合,根据回归参数值来对规评估模经济.这些函数形式可以分为：一般线性成本函数、柯布-道格拉斯成本函数、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或先验对数函数)和广义超越对数成本函数(Generalized Translog Cost Function)等形式.一般线性成本函数是大部分函数形式的基础,它考虑了消除控制变量影响后,规模变量,譬如存款、总资产等对产出的影响.如果规模变量系数估计值为正,则表示存在规模经济.柯布-道格拉斯成本函数将成本表示为产出、生产要素、企业组织制度和管理能力等因素的函数,通过对数化得到可检验形式.超越对数函数（Translog Cost Production）是一种易估计和包容性很强的变弹性生产函数,它在结构上属于平方反应面(Quadratic Response Surface) 模型,具有二次可微性.该函数允许各种银行产出作为单个变量出现,生产要素之间也无须固定替代弹性、齐次性等条件限制,从而适用更广.由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在特定产出为零时会失效,Ces, Christensen and Tretheway (1980)通过利用Box-Cox变换替换了原来的独立产出对数值,推广了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的应用范围,这就是所谓的广义超越对数成本函数.[4]
利用参数方法对银行规模经济研究的代表性文献见刘宗华和范文燕(2003),王聪和邹朋飞(2003),刘宗华和邹新月(2004),刘宗华(2003),于良春和高波（2003）,以及孙秀峰、迟国泰和杨德（2005）等.尽管这些研究采取的投入产出指标有很大差异,例如刘宗华和邹新月(2004)以损益表中的利息支出、手续费支出、营业费用和其它营业支出之和为成本,采取广义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和似不相关回归（SUR）来测度存款和贷款的规模经济.[15]王聪和邹朋飞(2004)以银行税前利润为产出,以存款和贷款为投入,采取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来测度规模经济.[16]于良春和高波（2003）把贷款,包括短期和中长期贷款作为产出,将主营消耗(包括利息支出和营业费用)与存贷款总和之比定义为投入,将营业支出作为总成本,采取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来测度.孙秀峰等（2005）将可贷资金、营业资本综合起来作为投入,将存款、贷款、投资与证券总额作为产出.这些研究采取的都是面板数据（panel data）.[17]
由于数据期间和投入产出界定的差异,得到的具体结论也有所不同.例如,刘宗华和范文燕(2003)表明,在样本期内,四大国有银行经历了从规模不经济到规模经济再到规模不经济过程,而其它商业银行则从规模不经济到规模经济.[18]王聪和邹朋飞(2004)则发现,大部分商业银行规模不经济,其规模不经济的程度与银行资产规模呈正相关关系.[16]这与于良春和高波（2003）以及孙秀峰、迟国泰和杨德（2005）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但刘宗华和邹新月(2004)认为,从总体上来看我国银行业存在着规模经济,国有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显著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存在轻微的规模不经济.[15]
另一类用来研究银行规模经济的方法是非参数方法,诸如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前沿分析（A）等工具.由于这些方法在分析银行效率中应用更广,而在分析规模经济中相对较少.许庆明和应智明（2004）应用DEA研究了我国银行的规模效率,发现银行规模效率呈倒U形分布,且随着市场集中度的降低,银行总体规模效率会上升.[19]
在范围经济研究方面,对投入产出的界定和模型的选择与规模经济的研究是非常类似的,只不过在模型处理中考虑的是交叉投入对产出的影响关系.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见杜莉和王锋（2002）,王聪和邹朋飞(2004),刘宗华和邹新月(2004)等.这些文献大多采取超越对数生产（成本）函数或其广义形式.由于投入产出界定不同,结论也有所差异.例如,王聪和邹朋飞(2004),刘宗华和邹新月(2004)认为,股份制商业银行比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范围经济要强.[16］［15]但杜莉和王锋（2002）认为范围经济与银行资产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四大国有银行的范围经济性明显高于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20]
（3）对进入壁垒的研究
标准产业组织界定的“广义进入壁垒”包括绝对成本优势、规模经济、产品差别化、政策法律制度、阻止进入的策略行为等.一般认为,成熟银行市场的进入壁垒多表现为分支行的设立、ATM网络和广告等.国内对银行进入壁垒的研究也是按照上述框架展开的,但国内研究多集中在定性分析上.这方面研究主要见刘端（2002）,王颖捷（2003）,高玉泽（2003）,邹忠良和麻斐（2004）以及李奇志（2005）.
高玉泽（2003）,邹忠良和麻斐（2004）考察了进入壁垒的具体表现,认为我国银行主要经济性壁垒是规模经济壁垒,而另一个主要进入壁垒是政策性壁垒,也就是银行业市场准入条件,并对上述两类壁垒进行了详细分析.[21］［22]刘端（2002）有一篇较为新颖的论文.该文认为,信贷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会产生信息壁垒,信息壁垒会影响信贷市场结构,压抑市场的整体竞争程度.这样,市场因素的变动使得信贷市场结构变化更为困难.[23]王颖捷（2003）和李奇志（2005）分析了银行退出壁垒,他们认为除了一般技术性退出壁垒外,最主要的是体制性壁垒,即制度、法律或政策上的壁垒,以及由于银行外部性所导致的特有社会性成本.[24］［25]
（4）对银行竞争程度的研究
随着国内对银行市场结构、成本结构和进入壁垒研究的增多,一些论文开始转而开始考虑银行的有效竞争框架,这方面主要包括胡炳志（2000）,王国虹（2005）以及安俊,陈志祥（2001）等.这些文献结合银行业的特点,指出我国未来银行业应该采取可竞争市场（Contestable market）Baumol（1982）提出的可竞争性市场理论认为,市场的竞争、效率和福利状况受进出行业条件支配,而并非如结构―行为―绩效模式所说的由企业数量决定.一个市场是可竞争的条件是：市场进出是自由的,不存在特别的进出市场成本；潜在竞争的压力就会迫使任何市场结构条件下的企业采取竞争行为.的市场结构.例如,安俊和陈志祥（2001）通过分析银行业沉没成本的情况,认为通过降低进入壁垒,建立银行可竞争市场,就可以实现银行业的有效竞争.[26]
另外一些文献对迅速变化的国内银行市场竞争结构进行了定量测度,主要见叶欣、郭建伟和冯宗宪（2001）以及赵子铱、彭琦和邹康（2005）.这些文献利用了Panzar and Rosse模型导出的H统计量Panzar-Rosse模型是Panzar and Rosse (1982,1987)提出的非结构分析方法.通过银行总收益对投入成本的变动弹性,H统计量可以判断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市场结构类型.H等于0表示完全垄断,H等于1表示完全竞争,介于两者之间表示垄断竞争情况.来检验我国银行市场竞争程度.叶欣等（2001）得到的H指标为0.159,说明中国银行市场已初步具备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的特点,尽管竞争程度非常有限.[27]赵子铱、彭琦和邹康（2005）通过计算H统计量后认为,1999―2003年间我国银行市场呈现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则表现出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特点.[28]
2. 关于市场行为的研究
市场行为是指企业为了赢得更多利润和更高市场占有率而调整行动的行为.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企业行为可以分为三类：(1)以控制和影响为基本特征的制定行为； (2)以研究开发、广告为主的非行为；(3)以影响企业未来发展战略的投资行为；(4)以组织结构、产权关系变动为基本特征的企业调整行为,等等.具体到银行产业来说,主要包括竞争、数量竞争与质量竞争行为,转换成本（switching cost）与区别定价行为,通过“交叉市场合约（multimarket contract）”表现出来的银行合谋,以及由产权结构决定的支出偏好行为等.
区别于国外通过建立模型来分析银行市场行为的特点,除了少数文献之外,国内大部分研究都是通过案例或描述来分析银行市场行为.这方面主要见于良春、鞠源（1999）,安俊、陈志祥（2001）,刘志标（2004）以及晏宗新（2005）.这些研究定性分析了银行市场行为,包括分支机构、行为、广告、技术创新、怎么写作质量、产品多样化等.例如,于良春、鞠源（1999）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市场行为上存在显着差异.股份制银行市场化和竞争性的行为特征主要表现在高怎么写作质量、灵活的人事制度、并购重组、广告、战略联盟、拓展相关业务等；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迫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竞争压力,逐步开始采取了很多市场竞争行为,包括整合固有营业网点、业务多元化等.[29]
有些学者专门研究了国有独资银行的经营行为,如周新生和郭戎（2000）,易纲和赵先信（2001）以及高玉泽（2003）等.他们都强调了转轨经济中制度和经济环境对银行市场行为的影响.周新生和郭戎（2000）认为国有商业银行行为分为两类：计划行为和市场行为.前者指的是在相应制度下,商业银行所承担的部分国家任务；后者就是标准产业组织所论述的企业行为；他进而分析了国有银行计划行为的背景和根源,以及市场行为的表现、局限和变异等.[30]易纲和赵先信（2001）根据银行改革的历程,认为我国商业银行行为经历了机构扩张竞争阶段,正在经历工具创新竞争阶段,未来应该转变到以产权结构为主的市场竞争行为上.[31]高玉泽（2003）认为由于转轨中法律法规不力、商业信用较低、信息不对称、内部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的制度框架,会导致银行市场行为异化,这有悖于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21]
3. 关于市场绩效的研究
市场绩效是指在一定市场结构下,通过市场行为使、产量、费用、利润、质量品种以及技术进步等所达到的状态,反映了特定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下市场运行的效果.绩效主要包括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动态效率技术效率,也称为成本效率或产出效率,指的是在既定投入下实现产出最大化,一般可以通过提高规模效率、范围效率和X－效率来实现.配置效率主要考虑市场势力(market power)对消费者福利(consumer surplus)的不利影响.动态效率考虑的是技术进步和产品推陈出新的速度等影响消费者福利的因素.,有的也考虑就业、经济公平等其它效果.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对银行效率进行了经验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分为：第一,对银行经营效率指标,包括资产/收入利润率、人均创利率、贷款/存款费用率、贷款/资产费用率、不良资产比率等指标研究,并对这些指标进行截面或跨期比较.第二,利用非参数方法,譬如数据包络分析等,来分析银行业效率.第三,利用经济计量方法对效率进行回归分析.这方面相当不错的文献综述可见张宗益和吴俊（2003）以及高杰英（2004）,本文不再赘述.
由于国内对动态效率研究文献不多,本文主要考虑国内银行研究中配置效率的检验,也就是对SCP框架的经验检验.SCP框架下的相对市场势力检测说(Relative Market Power Hypothesis)认为,在集中度较高的市场上,银行更容易通过提供低存款利率和收取高贷款利率来实现合谋,进而获取垄断租金,实现较高的利润水平.但这一检测说遇到了芝加哥效率学派的挑战.后者提出的效率―结构检测说(Efficiency Structure Hypothesis)认为,效率高的企业往往表现为较高的管理水平或先进的生产技术,因此可以通过低成本运营来占领较大市场份额,这会导致较高的集中度.这两个检测说都可以解释集中度和利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国内对SCP检测说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集中度指标和银行绩效指标的简单比较分析.这方面研究主要见于良春和鞠源（1999）,周小全（2001）,刘志标（2004）,以及何靖华和苟思（2005）.这些研究在计算了CRn和HHI指数等描述集中度的指标之后,和诸如银行经营效率或成本费用的指标进行比较,来分析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结论都认为,尽管市场份额较高,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绩效上低于股份制银行.这表明在中国银行市场上,集中度和绩效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另一类利用经济计量方法对相对市场力量检测说和效率结构检测说进行了检验.这方面研究主要见秦宛顺、欧阳俊（2001）,赵旭、蒋振声和周军民（2001）,陈敬学（2004）,贺春临（2004）和何韧（2005）.这些研究首先计算了银行的效率指标大部分研究利用了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来计算银行效率,进而计算X-效率和规模效率等.,然后利用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主体主要借鉴了Allen N. Berger(1995)和Timothy H. Hannan(1991)的结构方程.[5][6]无论是在上海地区（何韧,2005）[32],还是在全国范围内,研究都认为在中国银行业市场中,无论是相对市场力量检测说,还是效率结构检测说,都不成立.此外,大部分研究认为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市场份额与绩效负相关,市场份额与规模效率负相关,规模效率与银行绩效水平正相关.这些研究结论和国外研究结论不尽一致.
4. 关于SCP模式的反思
针对国内研究结论和国外不一致的情况,一部分学者开始反思标准产业组织理论对银行产业的适用性,主要见胡炳志（2000）,刘伟和黄桂田（2002）,刘伟和黄桂田（2003）以及陈晓莉（2004）.刘伟和黄桂田（2002）以及刘伟和黄桂田（2003）从不同金融体系安排角度以及银行业技术发展出发,对标准产业组织理论在中国银行业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陈晓莉（2004）在考察商业银行特殊性质的基础上,认为标准产业组织理论建立在生产性企业基础之上,而以提供金融怎么写作为特征的银行业具有严重信息不对称、高昂的破产社会成本、典型的多产品企业和严格管制等特征,并不能完全适用该理论.[33]
三、总结以及研究展望
根据上面分析,归纳起来,目前国内银行产业组织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研究数量逐渐增多.随着银行业改革全面展开,以及国内经济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针对银行运用产业组织进行研究的文献.第二,研究方法日趋复杂化,和西方研究的接轨越来越明显.就市场绩效的研究来说,尽管存在一些利用简单指标进行对比就对市场势力检测说进行判断的文献,但更多的研究开始考虑利用复杂的计量经济技术,采集更多的数据,利用更复杂的模型来进行经验检验.第三,研究内容逐渐多样化.以前的研究多集中在产业组织领域的市场结构方面,现在研究领域开始分散.在银行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银行效率、银行业竞争程度、相对市场势力检测说检验、甚至产业组织理论在银行业的适用性等不同领域,都出现了利用产业组织进行的大量研究和探索.
和国外研究水平相比,国内银行产业组织的研究还存在一定差距.这主要集中表现在：第一,在研究内容上,还存在着很多领域没有研究.例如,对银行行为的研究上,国内几乎没有涉及到关于产品质量、分支机构网络、ATM分布、区别定价等行为的数理模型或经验研究；此外,关于转换成本、关系型银行（relationship banking）和技术创新的产业组织研究也非常少.第二,研究模式大多局限于逻辑分析或用数据对模型进行拟合分析,很少考虑通过建立数理模型来进行分析.西方较为流行的研究模式大多遵循如下步骤：前提检测设→建立数理模型→求解均衡→比较静态分析→福利和政策含意（→经验检验）.相对于上述较为规范的研究模式,国内在这方面的差距还非常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大部分经验研究直接采取国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较少考虑上述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的适用性.例如,Panzar and Rosse (1982, 1987) 提出的度量银行市场竞争程度和竞争类型的H统计量,是基于均衡中的银行竞争前提推导得到的,也是以西方较为发达的成熟市场为背景的.[7］［8]对中国这样一个急剧变革的银行市场来说,应该考虑该指标的适用性.第四,在研究前提上,相对于大量的银行产业组织文献,只有极少数研究考虑我国商业银行业的特殊背景.譬如,我国制度环境和经济环境处于急剧变革之中,银行面临着强烈的“软预算约束”软预算约束是科尔奈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时提出的一个概念（Kornai, 1989, 1990）.主要指的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即使企业长期亏损也不会破产,而是由国家继续给予各种补贴以维持企业的生存.在国有银行上,软预算约束有两个层次：一是政府写单导致了国有银行的软预算约束.二是国有银行是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来源.更一般的软预算约束指的是当商业银行资不抵债时,外部组织通过非市场化手段给予商业银行流动性支持、从而避免破产清算..[9]这导致银行的目标可能不是利润最大化,从而影响银行的行为,最终影响行业绩效.
因此,国内应该积极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模式和研究前提上积极向西方借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内银行产业研究的全盘西化.一方面,对西方研究上能够借鉴和利用的地方,要积极吸收,勇于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应该结合我国商业银行转轨的实践,针对现实中银行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殊现象,譬如,转轨中产生的大量不良贷款、规模无效率,组织机构臃肿、较多的银行犯罪等据报道,2005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的案件专项治理工作共追究有关责任人1697人,其中追究领导责任570人（东方早报,2005年9月5日）.同年前三季度,银行业金融机构发生案件894起,共处理涉案人员892人,追究有关责任人员2710人.（金融时报-金时网,2005年11月21日）.,努力进行产业组织理论和实践创新.我国银行运行的基本制度环境是转轨经济,从长远来看,构建一个财务稳健、以市场为基础的银行体系是成功转轨的基础.但银行业本身是转轨经济急需重构的部门之一,银行承担了某些转轨经济成本,或者应政府需要,怎么写作于某些特定的经济部门.因此,银行转轨较企业转轨更为困难,转轨银行中的“软预算约束”较强,必然反映在其市场行为和行业绩效上面.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对产业组织研究的一般框架进行修正,尝试给出转轨中银行产业组织的研究框架（见图1）.该框架认为,转轨银行的基本供求特性是和银行所处的转轨约束以及银行特性密切相关的.转轨经济中的银行通常怎么写作于特定的目的,它们未必追求利润最大化,且面临“软预算约束”；而作为金融相似度检测部门,银行产业一般具有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委托―写作技巧等问题.这些都会一些银行业的供给（譬如,强的外部性）和需求特性（譬如,高转换成本）,进而影响市场结构（譬如,高集中度）、市场行为（譬如,费用支出偏好、组织机构臃肿）以及市场绩效（譬如,低效率）.
我国深刻转型和急剧发展的经济环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试验田.作为一种对银行产业组织的研究的拓展,笔者尝试给出几种可能的探索方向.
第一,针对我国银行表现出的集中度和绩效之间负相关的结论,应该进行更深入研究.从理论上,可以借鉴我国银行面临的特殊约束,通过建立不同的检测说,构建不同的数理模型进行探讨.在方法论上,可以通过采取更准确的数据、更严谨的计量方法和不同的度量指标来研究.例如,可以构造不同的集中度和绩效的度量指标来研究,新指标应该尽可能避免CRn和HHI指标的强内生性问题.
第二,针对我国银行市场开放过程中,出现了各种类型的银行,包括大规模银行和小规模银行、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和内资银行等,共同存在,竞争发展的局面.不同类型的银行面临不同的竞争条件,会采取不同的竞争行为,从而影响行业绩效.如果利用产业组织理论和方法,对这种市场结构对竞争的不同影响进行研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譬如,针对外资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和国有银行之间是否存在动态博弈的竞争关系,有没有先动优势这一问题,可以考虑利用现有行为来进行验证解释.另外,针对外资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发展,如何带动行业竞争,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如何,也是值得研究的.
第三,关于银行产业结构和非金融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在国外已经开始出现,不过,大多数研究仍然局限在发达国家.对我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中的国家,进行一些尝试性的研究,譬如,通过考虑银行集中度和竞争行为对诸如企业等实体经济层面的影响,不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结论,还很可能具有极为强烈的政策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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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