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本文在搜集分析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对国内外旅游发展与世界遗产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与评述,研究内容上划分为遗产地、遗产旅游活动、遗产地管理三大部分,涉及遗产（地）价值、遗产地规划与开发、遗产（地）保护；遗产旅游、遗产旅游者、遗产旅游活动的影响、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遗产地管理与经营等方面的问题,通过相关文献分析,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对今后世界遗产的研究方向进行了预测与展望,希望对国内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关 键 词 】世界遗产；遗产旅游；遗产地；遗产地管理；研究综述
1.引言
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①,是在自然演化和人类历史活动中长期形成的,在世界或国家和地区范围内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20世纪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出现及其盛行,催生了人们向往自然、回归自然的冲动,随着“人与自然相和谐”这一观念不断深入人心,以自然文化遗产资源为主要旅游吸引物的遗产旅游在全世界流行开来（Nuryanti,1996）,并成为推动世界旅游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认为1975年欧洲的“建筑遗产年”是遗产旅游成为大众消费需求的标志,介绍城市历史的“遗产中心”在这一年里大量出现,遗产旅游得到普及和推广（Dower,M.,1978）.
中国政府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成为缔约国,并于1986年开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项目,自1987年第11届世界遗产大会首次将故宫等6项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2010年7月,中国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已达40项,稳居世界第三,而且保持了连续8年申报成功的势头②.中国国家旅游局在2000年推出了“神州世纪游”主题,把“中国的世界遗产——21世纪的世界级旅游景点”作为中国的拳头产品推向国际旅游市场,把当时国内的23项世界遗产作为主打产品向国内外游客推介.由此,可以把2000年的“神州世纪游”主题年活动看作是中国开始普及和推广遗产旅游的标志.
由于国外遗产旅游发展得较早,针对世界遗产的研究无论数量还是内涵相比国内都有较大优势,本文拟从文献回顾的角度,较为系统地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归纳和评述,并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对今后世界遗产的研究方向进行预测与分析,希望对国内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2.主要研究内容
总体来说,目前国内外旅游发展与世界遗产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遗产地、遗产旅游活动、遗产地管理三大主题.
遗产地 遗产（地）价值
遗产旅游活动
遗产旅游
遗产地规划与开发 遗产旅游者
遗产（地）保护 遗产旅游活动的影响
遗产地管理 遗产地的管理与经营 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2.1 遗产地
遗产地是指世界遗产赖以生存的地域空间与相关物质环境.通常,人们习惯性地将世界遗产项目所在地统称为世界遗产地.也有很多时候,人们习惯性地将世界遗产地直接等同于世界遗产.关于遗产地的研究主要包括遗产（地）价值、遗产地规划与开发、遗产（地）保护等方面.
2.1.1 遗产（地）价值
价值研究是开展遗产地旅游研究工作的基础,只有全面深刻地认识了遗产地“突出的普遍价值”才有可能进行一系列研究.20世纪70年代,爱尔兰将遗产分为科学遗产、历史艺术遗产、文化遗产和风景遗产.后来,欧洲将遗产分为自然遗产,科学遗产、文物古迹遗产、文化遗产与风景遗产,并制定了相关的政策（Nova Scotian Department of Lands and Forests,1987,1988）.国外针对世界遗产的价值研究更多是从旅游者的角度来分析遗产旅游价值的开发.如理查德兹（Richards,1996b）曾指出：为了适应人类的偏好差异,注意就要转向遗产的吸引力.特欧和叶欧（Teo and Yeoh,1997）也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被吸引到遗产地,它的真实性被推向危险,旅游者选择目的地不再是根据真实性的内在价值,而是基于他们对目的地的期望.阿斯沃斯和拉卡海姆（Ashworth and Larkham,1994）认为：当前遗产是一种被有目的地创造用来满足当代消费的特殊商品.
由于国内开展遗产旅游的时间较晚,因此,国内关于遗产（地）价值的研究也比国外晚.王鑫（1995）认为遗产地具有旅游吸引物、社区识别标志、正式与非正式教育基地以及经济重振基础4方面的属性.陈勇（2005）提出原真性是遗产的基本属性.世界遗产作为全人类科研、教育、游览和启智等精神文化的活动场所,是人与大自然精神联系的理想胜地（谢凝高,2002）,“遗产价值的核心是它的广义文化价值和知识价值,经济价值由此而派生出来”.徐嵩龄（2003）从旅游资源复合系统的角度出发,将世界遗产资源的价值划分为有形（显性）和无形（隐性）两大类,旅游价值、科考价值、文化价值和环境价值4个亚类.宋瑞（2005）把世界遗产的审美、科研、生态和经济等多重价值分为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的存在价值,认为不同价值在现实中对应不同的实用功能和不同的利益主体.众多研究充分说明了中国遗产地在历史、艺术、科学、技术、建筑、美学、景观、生态、音乐、民俗等诸多方面都蕴藏着“突出的普遍的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2.1.2 遗产地规划与开发
对遗产保护和规划一直是学者研究最多的课题.在欧洲,遗产规划的目标通常由一系列公共部门、私利部门以及一些非营利组织间的相互妥协、相互关联演变而来（Arenzana,F.G,1981；Brolin.B.C,1980）,然后在此基础上由各种专家来权衡保护与开发的各种矛盾,确定规划方法（Dobby,A.,1978；Rapopport,A.,1984）,这些方法通常包括保护、激活、恢复、完善、修缮与重建（Croci. G,2000）等,例如,有《欧洲遗产的规划与管理》（Gregory Ashworth,Peter Howard,1999）；《文化旅游——旅游与文化遗产管理的合作》（Bob Mckercher）；《游客管理——世界遗产景区案例研究》（Myra Shackley）；《文化旅游和遗产管理》（Shalini Singh）等相关著作,也有学者认为（John Veverka. A 1979）,系统规划是遗产旅游最好的规划方法,加强解说系统的规划,有助发掘遗产地的独特性. 此外,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很多学者针对不同的遗产地提出了不同的开发规划方法.具体有：Pinder Did（2003）,Smith Hance D.（2003）,Maikhuri,R. K（2001）分别就海滨遗产、城市遗产、水下遗产、博物馆等多种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保护、重建、完善方面的理论、方法、技术手段提出了各种观点和结论；Jonathan Wager论述了吴哥窟遗产地（Angkor）的规划侧重于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Teresa Andresen等论述了绿色走廊概念这一风景规划工具在杜罗葡萄酒产区（Alto Douro Wine Region）应用的原则、方法及效果.
我国的遗产开发主要是旅游方面的开发.周翀燕等（2004）针对目前遗产地旅游开发的问题,提出了设立世界遗产基金会、实行数字化战略和整体开发等设想.王云龙（2004）认为遗产资源属于准公共物品,开发主要应是政府行为,但魏小安（2000）认为遗产资源的市场化开发是经济发展中环境代价最小的一种现实选择.一些研究者就工业遗产（李蕾蕾,2002）、文化遗产（倪用玺,2005）、无形文化遗产（张军,2005）的旅游开发模式进行了探讨.梁学成（2006）提出了不同类型世界遗产的旅游价值开发模式.康俊香等（2006）用市场需求—承载力矩阵模型分析了西安19个遗产地的旅游潜能.
2.1.3 遗产（地）保护
遗产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资源,它的价值原生性是一种自然遗存,是维持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力量之一,也是人类文明历史的写照.国外尤其是欧美关于遗产保护的研究起步较早,相关的著作也非常多.在遗产保护方面,有《世界遗产保护》（UNESCO）；《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景区和历史遗迹》（UNESCO）；《本土居民的遗产保护》（Erica-Irene Daes,1997）；《遗产保护的政策与法律》（Robert Pickard）；《保护文化遗产：国家立法与国际远景展望》（BiswasS.S.）；《遗产资源法：保护考古与文化环境》（Sherry Hott）等著作.
在实证研究中,Florian Steinberg以开罗（Cairo）、突尼斯（Tunis）、萨那（Sana’a）、阿勒颇（Aleppo）、德里（Delhi）、北京、卡塔赫纳（Cartagena）、基多（Quito）、哈瓦那（Hana）等世界遗产城市为例,从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和城市化等角度论述了发展中国家对城市遗产的保护情况.Irit Amit-Cohen揭示了特拉维夫（Tel-Aviv）快速的城市发展带来的城市创新和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困境,论述了文化建筑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中的旧城区城市功能变化应如何协调发展.澳大利亚的Michael S. Simons（2000）提倡赋予遗产地知识产权.
与国外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遗产保护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遗产保护是遗产研究中文献最多的一个领域.2001年,郑玉歆指出“保护第一”要求对遗产地进行的任何开发都应采取保守的态度.在正确处理好世界遗产工作与旅游业的关系问题上,国内一些专家先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大多数学者认为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可以实现“双赢”.徐嵩龄（2001）认为处理二者关系必须解决4个问题：遗产的旅游经营、地方旅游业的发展条件、地方经济与遗产保护的投入、遗产保护专家在旅游经营中的作用；魏小安（2002）在关于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问题上,提出了“五化”的解决思路,即资源公共化、运作市场化、部门管理功能化、综合管理属地化、福利大众化；谢凝高（2002）提出了科学规划、适度开发、依法保护的对策；具体的措施有功能分区、采用先进技术（杨锐,2002）、建立遗产管理者和经营者间的合作模式（阮仪三,2003）、遗产教育（侯沛芸等,2005）等.此外,一些其他理论也被引用到遗产保护中,如张成渝、谢凝高（2002）提出运用最低安全标准（S）界定遗产地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度；陈淳等（2003）认为,健全法制和加强公众教育是完善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林幼斌（2004）探讨了丽江古城的保护和利用；邓明艳（2003）提出建立一套针对不同旅游利益主体,具有科学开发管理、传播和保护遗产文化、有效监督等功能的世界遗产教育体系,保护世界遗产.
2.2 遗产旅游活动
关于遗产旅游活动的研究主要包括遗产旅游、遗产旅游者、遗产旅游活动的影响、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2.2.1 遗产旅游
很多学者对遗产旅游的起源进行过解释与分析（Hewison,R.,1987；Rojek,C.,1993；Shaw,G.,1991；Urry,J.,1990）,尽管他们观点各不一致,但基本都认为文化与遗产的经历与体验需求是旅游者的主要动机,遗产旅游是一种经过升华的“怀旧思乡（nostalgia）”之情,“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的失望使很多人开始‘怀旧’,将过去的美好等同于将来的美好”（Lowethal,D.,1981）和“怀旧与保守,强调秩序与传统,希望唤起过去的权威”,不管他们是“有意义的”还是“真实的”,或者只是一个肤浅的娱乐包装的“伪事件”（Urry,1990）,也有人认为遗产旅游只是文化商品化的一种表现（Hewsion,1987）.尽管有学者认为遗产旅游应该从旅游对象即遗产地的特征来划分,到遗产地的旅游活动就是遗产旅游（Yaniv Poria,2001）,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定义的争论没有太多的意义,关键是对遗产旅游的实践进行研究（Brian Garrod,2001）.
国内对世界遗产研究起步较晚,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虽然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提出“遗产旅游”的概念,但一些旅游地理研究者已涉及到此内容.如郭来喜（1983）完成的“保护长城,研究长城”；谢凝高（1989）完成的“泰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中科院地理研究所（1986）完成的“京津地区旅游资源及合理利用调查报告”；卢村乔等（1986）完成的“皖南旅游区的建设研究”等.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遗产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以国内游客为主体的遗产旅游蓬勃发展.“遗产旅游”作为一个普及性概念开始被国内学者提起（王大悟,1999）.但是关于遗产旅游的整体研究很少,只有邓明艳（2005）对世界遗产旅游的特点、功能和类型进行了探讨. 2.2.2 遗产旅游者
遗产旅游者的研究主要包括遗产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行为特征等几个方面.现有文献中,较早对遗产旅游者进行研究的是Herbert对英国威尔斯遗产旅游者的调查（Herber,D.T,1989,Public Attitude Surveys Research Ltd.1986）；1988年到1991年Richard Prentice对男人岛的调查成果《Touri and Heritage Attraction》是目前世界上对遗产旅游者调查比较完整、深入的一项研究,在各类文献中被广泛引用.此外,1991年欧洲旅游与休闲教育协会组织对欧盟26个文化遗产的旅游者调查研究成果也相继发表（Bonink G.and Richards G.1992,Richards G. 1993,Richard.G.,1994）.而旅游者体验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旅游者对遗产保护的态度（Moscardo,Gianna,1996）,并直接影响遗产旅游开发的成功与否,研究影响旅游者质量满意感的因子显得尤为重要,研究表明,遗产解说是影响旅游者质量体验的重要因子之一（Light D.,1995）,其次是开放与关闭时间、停车空间、指示系统、员工帮助、设施设备、残疾人辅助设施等（Yale P.,1991）,部分学者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测量游览质量感的量度（Frochot,Isabelle,2000）.
国内关于遗产旅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游客时空行为规律、游客满意度、游客感知等方面.陆林（1994,1996）对黄山客流进行了研究,针对黄山超负荷接待游客的境况提出制定明确评价体系、充分开发游览区减小客流淡旺季差异、加快客流周转、治理环境等措施；崔凤军（1997）等就泰山旅游需求时空分布规律及旅游者行为特征进行了初步研究；还有张捷（2002）、聂献忠（1998）、万绪才（2000）等人对九寨沟游客的空间分布和行为规律的研究；卢松（2003）等初步研究了西递国内游客特征、旅游动机及旅游效果.
2.2.3 遗产旅游活动的影响
遗产旅游活动对遗产地既可能产生积极影响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关于积极影响,Graham P.（1995）,Gordon W.（2000）,Cevat T.（2001）研究了遗产旅游活动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影响,表明遗产旅游业的发展主要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就业率、遗产地产业结构,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及遗产本身的价值等几方面产生影响.而现有研究中大多涉及的是其消极影响（Wall,1994）,Hvengeaard（1994）,Meiczkowshi（1990）对遗产旅游活动的环境影响进行了研究,指出过度开发、过度拥挤、汽车活动、垃圾污染、无规则的游憩活动等对遗产地土壤和植被产生了较大影响与冲击.VanderB,Jan；Costa,Paolo；Gotti,Giuseppe（1996）的《欧洲遗产城市旅游》以世界遗产中的城市为例对遗产旅游的影响进行了研究.Graham Parlett等运用“输入-产出”模型对爱丁堡古城因旅游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了评估.为了避免遗产地因为旅游发展而进入一个“恶性循环”（Antonio P.R.,2002）,制定一套明确的管理措施来减少旅游给当地带来的消极影响,对所有遗产城市都是必需的.
目前我国的遗产旅游开发存在很多问题,还停留在“符号旅游”阶段,没有进入到“文化旅游”层面（张宝赟,2002）.刘秉升（1994）提出“让各景区的容量负荷保持在70%-85%,这是保护与开发的最佳结合点”.旅游开发一方面为遗产保护提供了资金,另一方面又因游客过量、开发管理不当而对遗产造成了破坏（范凌云等,2003）.徐嵩龄（2004）认为旅游损害了遗产的原真性,指出了5种破坏行为：遗产地命名、遗产地旅游设施建设、遗产地旅游展示、基于经济利益的遗产品复制、遗产地的社会性复制.目前管理部门和学术界较为重视“遗产地旅游设施建设”的破坏作用,对其他4类尚无回应.郑孝燮（2003）指出在我国张家界武陵源、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等世界遗产出现了“建设性破坏及旅游性破坏”的情况,为防止沦入世界遗产的濒危名单,建议有关部门“确定一种保护、检查、整治的普遍性工作方式”,“预防出现‘濒危’的可能”.
2.2.4 遗产旅游与可持续发展
Kayt Raymond详细论述了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遗产地25年战略计划发展项目的制定前提、具体措施、实施步骤等,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大堡礁区域的生态环境将健康发展,资源得以可持续利用.Sally M.Driml以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和昆士兰的热带雨林（Wet Tropics of Queensland）为例,论述了经济分析在保护区土地分配政策的制定和保护区的管理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陈来生,2003）.中国的世界遗产面临着人口、遗产地与城市空间关系紧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潜在市场对遗产地的偏好、遗产地保护需求等五大压力,所以我们必须对其进行保护,保障其可持续发展（吴必虎等,2002）.陶伟（2000）对世界遗产的可持续旅游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及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与对策,提出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正确处理遗产地旅游发展中的几个关系：强化保护,淡化开发；强化文化,淡化经济；强化供给质量,淡化项目数量（2002）.严梅（2003）构建了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蓝图.魏小安等（2003）强调中国自然与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提出遗产资源的市场化开发是经济发展环境代价最小的一种现实选择.吴必虎等（2002）提出“将遗产地开发为当地主要的旅游产品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是一种政策性博弈结果”.需要对其保护给以更大的关注,保障其可持续发展,实现代际的公平. 2.3 遗产地管理
关于遗产地管理的研究主要包括遗产地的管理与经营等方面的问题.
在现有外文文献中涉及管理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从政府角色与地位的角度来探讨政府工作的影响（Jonathan W.,1995）.自1999年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完成了一批“旅游发展与文化遗产管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模式”的研究项目（Culture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Touri：Models for Cooperation among Stakeholders）③,该项目旨在寻找旅游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模式,将旅游发展变成遗产保护的积极因素,对很多国家的文化遗产管理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模式作出了一些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项目报告,但这些“合作模式”大多属于操作层次的制度安排.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我国遗产经营管理改革的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移植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国家公园派”；另一种提倡遗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徐嵩龄,2003）——“产权转移派”.
“国家公园派”（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中心课题组,1999；郑玉歆,2001；张晓,2001a,2001b；郑易生,2001a,2001b）强调文化与自然遗产的非经济价值,他们从遗产产权的法律基础、管理模式和“产权转移”导致的遗产破坏等,多角度地对“产权转移派”提出批评,并以美国的“国家公园体制”作为他们推崇的遗产管理模式.
“产权转移派”的主要观点（魏小安,1999；张凌云,2000；张吉林,2001a,200lb；王兴斌,2002）可以逻辑地概括如下：文化与自然遗产是经济资源,因而必须遵照市场方式,让市场推动遗产的开发与经营.于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监督权分离与制衡”,“一区两制”,“一套班子,两块牌子”,“遗产资源包装上市”等等,被誉为“具有中国特色”而成为体制改革的一时之选,风靡全国.
张朝枝等（2004）在总结两派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政府干预与产权明晰化是解决问题的两种途径,解决遗产管理的关键在于合适的制度安排.
3.总结与述评
通过相关文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旅游发展与世界遗产相关的研究范围很广,内容全面而集中.随着社会的发展,研究也越来越细化.国外关于世界遗产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大量学者不仅在进行理论研究,更多的则是在进行案例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保证了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和实证性.国外学者注重社会调查方法的应用和多学科结合,这样的研究取向保证了观点的客观性和理论的科学性.
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由于我国遗产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国内遗产旅游研究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大量学者从经济学、人类学、管理学、地质学、历史学等学科进行研究,基本上形成了多学科研究的局面.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比较薄弱,没有形成一套关于关于遗产和遗产旅游的完整研究体系,而且,目前在研究方法上以定性居多,缺乏定量研究.同时,在实证研究中,较多学者都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和对表面问题的解决上,没有探求现象背后的本质,也没有寻找问题的根源.笔者认为,国内研究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贡献：
3.1 完善理论体系建设.研究遗产与遗产旅游的概念、内涵、价值、功能、外延、分类等基本理论.不仅注重对遗产旅游主体的研究,加强对遗产旅游者的动机、行为特征、体验等方面的研究；更要加强对遗产客体的研究,不仅要重视对客体“硬技术”的保护研究,还要加强对客体“软技术”的保护研究；对于遗产管理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各种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的争论上,而要深入研究对各种制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以及绩效管理等方面的内容；此外还要加强我国比较缺乏的遗产展示、解说系统及遗产营销的研究.
3.2 吸收大遗产概念、将遗产放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应正确看待遗产与旅游发展的关系；遗产管理与遗产旅游的关系,不要将遗产保护放在旅游开发的对立面.
3.3 重视实证研究.我国目前关于遗产地的实证研究往往倾向于对现象本身的描述,由于理论体系的不完善和对现实问题本质探求的缺乏,因而导致所提出的措施建议往往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可操作性不强.
3.4 从过去只重视遗产地某几个主体发展到加强对遗产地更广泛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分析各利益主体利益纠葛的根源及相互关系,探讨利益冲突的原因和利益协调机制的构建,理清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激励机制与反馈结构.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遗产地利益相关者关系复杂,关于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反馈和协调机制很少有人深入研究,所以对遗产地利益相关者的探讨往往也只能局限于利益相关者图谱的划分和具体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而没有形成完善的研究系统,进而局限了对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深入分析.
3.5 重视口头与非物质类文化遗产的研究.从全球来看,世界遗产研究的趋势是口头与非物质类文化遗产日益受到重视,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却显单薄.
注释：
①http：//whc.unesco..
②杨雪梅.申遗之路将越来越难走[N].人民日报,2011-06-24.
③http：//.unescobkk./culture/norad-touri/pilot_ si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