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对文学的指控

柏拉图对文学的指控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了,在他之前的荷马史诗和与他同时代的希腊悲剧,并没有因为他的指控而被世人抛弃,自他以后的文学也没有因为他的指控而蒙上羞辱,诗人与作家继续在表达和叙述,读者也在继续阅读,文学还是一代一代存活下来.虽然历史上间或出现要把尘世建成天国的狂妄帝王和狂妄政客,效仿柏拉图把诗人逐出“理想国”,想尽办法迫害或者利用诗人,但随着地上的天国的破产,对诗人及其作品采取的行动也就不了了之.柏拉图的效仿者基本上没有能够实现他们的愿望.不过,柏拉图本身和他之后各式各样的效仿者,还是存在着一种基本区别：柏拉图是思想的,效仿者是弄权的.柏拉图只不过遵从他认为正确的理念进行论证,他的结论虽然是对文学不利,但却不是蛮不讲理的.柏拉图对诗人的放逐仅仅是想象性的：世上没有理想国,所以也不存在放逐诗人这样一件事.更重要的是,在他对文学不利的结论背后,可能包含着他对人类社会和文学深刻的洞见.尽管两千多年过去了,但柏拉图指控文学的前提及其个别论证,依然可以成为我们今天认识文学的出发点,这是柏拉图的不朽之处.

柏拉图指控文学基于两大理由,一个是教育和道德的理由,另一个是认识的理由.柏拉图认为荷马描写了太多神和英雄的弱点,例如贪婪、任性、,懦弱等,故事里还有阴谋、权术等不健康的东西.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听了诗人的这类吟唱,接触了道德上不洁的东西,对身心健康是没有好处的.把人类自身的弱点栽到人类膜拜的神灵以及人类应当效法的英雄身上,这对建设以善为最高准则的“理想国”是没有好处的,也是不能容忍的亵渎神明的行为.另外,诗以取悦大众的感官欢娱为目的,而柏拉图恰恰认为感官的欢娱是低级感情,难免要导致道德的堕落.以善为最高目的的人生应该推崇坚定、自律、勇敢、克制等品质,而不能像小孩子那样遇到挫折只会沉溺于感情的发泄,或是欣赏别人的发泄.柏拉图非常准确地认为诗是感情的宣泄,只是他认为一个追求最高善的人应该克制自己的感情,远离感情的宣泄.所以,诗写得越好,就越让人沉湎于感官的快乐；越沉湎于感官的快乐,就越处于堕落的深渊之中.柏拉图说：

我们有另外一部分心灵推动我们记住不愉快的时光,表现我们的悲伤,它就显现于无休无止的贪婪的眼泪中.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这难道不是说明不能听命于理性,不能面对艰难的处境,不能在困境的威胁面前携手面对吗?①

从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来的言谈举止,柏拉图是个艺术修养非常高的人,他很明白诗对人的心灵的潜移默化,诗写得越好,就越能征服人心；而人越沉迷于诗,离理性和善就越远.他说：

当荷马或其他悲剧诗人表现某个英雄的悲伤的时候,他们会让他念很长一段悲叹的话,或者甚至让他唱一段挽歌并且捶胸顿足.当我们倾听这一切的时候,就像我明白你知道的那样：即使我们当中最清醒的人,也会感到感官的愉悦.我们自己投降了,被带着走,分享英雄的痛苦,然后我们沉迷于让我们感到特别强烈感情的诗人的技巧.②

柏拉图觉得诗是建设“理想国”的障碍.因为诗让人玩味悲伤,欣赏痛苦.按此逻辑,追求善的人就应该远离诗,而深明事理统治万民的“哲人王”则应该驱逐诗人.善和理性王国的实现,只能依靠理性.

虽然心灵里暴躁的部分时常倾向于各种可能的宣泄,但是我们性格中智慧和镇静的部分还是非常好地持续和没有改变.这不但使得心灵不屑于宣泄,而且不屑于欣赏宣泄,特别是当你发现混杂的观众蜂拥追逐剧场的时候,因为他们并不知晓向他们宣泄出来的经验.③

柏拉图以一个洞晓人心的哲人角色表示了对诗与诗人的蔑视.

柏拉图谴责诗和诗人的另一个理由是,诗是不真实的,诗没有知识含量.这种认识关乎柏拉图的哲学理念,他是一个唯理念者,以为人的知识都存在于概念和对概念的定义及澄清之中,所以,概念优于实物,理念高于经验.世间真实的东西不是一件存在的事物,而是派生那件事物的概念（type）,事物是按照概念设计制造出来的,就像神创造万物,木匠制造床一样.所以,如果作一个比较,神和它创造的万物比,木匠和他制造的木床比,后者当然是处在一个更低的层次上.因为前者是一个更本原的东西,因此也就更加真实.而柏拉图认为诗并不是模仿或表现更本原的东西,而是模仿或表现更本原东西的派生物,画家照着木匠已经造出来的床再画一张床,诗照着神已经创造出来的万物再加上一番描绘.如果以真实作为一个标准,诗只能得到真实的皮毛,即真实的实物的表象.用柏拉图的话说,就是“和真实隔离了两重”.④因为实物就已经和真实隔了一重,再模仿和表现实物的诗自然就是再隔一重了.柏拉图非常聪明地以毕达哥拉斯和荷马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同处境作例子来说明诗的非知识的本性.毕达哥拉斯是数学家,他发现的数学知识对人类有应用价值,所以,他即使坐在屋子里,别人也都来找他,请教他；可是荷马却要四处行吟,取悦听众.因为他的诗是没有知识含量的,尽管他写了特洛伊战争,可是哪个军事家读了荷马就懂得打仗呢?如果荷马的诗能够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或道德水平,荷马的同代人就不会让可怜的荷马四处行吟,从一个小镇漂泊到另一个小镇.相反,人们会强迫荷马留在固定的地方,像毕达哥拉斯那样拥有尊严和社会地位.柏拉图的例子倒是揭示出诗在社会里的尴尬地位：因为它的非实用性而处于流放或半流放的境地.

柏拉图虽然指控诗,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柏拉图对诗及其本质的认识是有真知灼见的.他甚至比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对诗都更富有感悟和洞见.比如,他否认诗的知识含量,他从诗的社会处境理解诗的非实用性,他从人类心灵中理性与感情的矛盾切入对诗的理解等等,虽然不见得都符合我们今天的知识水平,但比从认识论的思路或人道立场的思路认识文学,更富有启迪意义.柏拉图是理解诗的,但是他更爱他的“理想国”,他知道他设计周密的“理想国”会瓦解在诗的手里,所以必须除之而后快.他把诗看成是“理想国”的敌人,其实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把“理想国”看成是诗的敌人.他为了“理想国”而指控诗,我们也可为诗而指控“理想国”.所以,我们今天重新思考柏拉图,重新思考文学,值得重视的不是柏拉图指控诗的局部论证,而是柏拉图赖以指控诗的总前提.如果他的前提是正确的,那他的指控也是成立的.但在我们看来,柏拉图的指控是荒谬的.其荒谬,不在于个别的论证,而恰恰在于论证赖以建立的前提.这就是说,如果他设计的“理想国”是不值得追求的,那么诗就有了它的立足之地.换言之,无论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和良知,还是我们对自然以及人类历史的了解,都不会支持一个只知理念、不知感情,只知功利、不知诗意的“理想国”模式.

①Plato：Republic.p.359.

②Plato：Republic.p.359.

③Plato：Republic.p.358.

④Plato：Republic.p.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