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我是从《家学与师从——著名学者治学门径》一书认识卞孝萱先生的,随后托南京战友打听到先生通信地址和住宅,修书一封求先生三件事,得到先生热情回应.
其一,敬请为郑孝胥伪满国歌手迹题跋.先生跋之曰：“五代时,石敬瑭依靠契丹得帝位,称辽主为父皇帝,是历史上之可耻人物.伪满溥仪,石敬瑭之流也,汉奸郑孝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作伪满洲国歌,一纸墨迹既是罪证,可供批判之用.戊子夏日,八五老人卞孝萱题.”
其二,求赐书房对联.先生从众多候选联语中挑三,挥毫“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友如作画须求澹,文似看山不喜平”,“斗酒纵观廿一史,炉香静对十三经”.
其三,求赐先生自书诗.先生交白卷后解释说：年轻时候写过一些,但难登大雅之堂,中年后就此搁笔.
卞孝萱（1924—2009）,江苏扬州人.肄业于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历任中国建国会秘书、研究室主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副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唐史学会顾问、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会长、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清代扬州画派研究会名誉会长等,乃响当当的南京大学知名教授.
先生自学文史,转益多师,博采众长,涉猎广泛,书画成家,于章炳麟、章士钊、刘师培、黄侃、柳诒徵、陈垣、吕思勉、邓之诚、陈寅恪、章钰、卢弼、张舜徽等著名学者研究颇有偏得,2006年10月出版了洋洋洒洒三十一万字的《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中华书局）.他每人一篇,不蹈空言,不因成说,取其一事或一书详加论述,从大量材料中彰显大师们的精神风貌和学术价值.
“此稿是我二十年来研究国学之结晶,一字一句,皆反复推敲,无空话、大话,每篇皆力求特色,谈别人所未谈,表达自己的见解,非人云亦云,与目前之浮躁学风是鲜明对比.青年有志于学者,当对此书爱不释手”.先生颇为自信,并为赠我之书小跋：“余之著作,最先出版者为《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次为《唐传奇新探》、《唐人小说与政治》,最近为《郑板桥丛考》、《现代国学大师学记》.肖跃华同志喜余之著作,寄上《学记》一册请教.2008年4月,八五老人卞孝萱题记.”
先生而立之年后,在学术上协助了三位了不起的大人物.
其一,协助范文澜先生修订《中国通史简编》.
先生在上海求学过程中,得知墓碑、墓志铭、行状、家传是研究中国史学的重要资料来源,遍读了钱仪吉的《碑传集》、缪荃孙的《续碑传集》、闵尔昌的《碑传集补》（汪兆镛的《碑传集三编》当时尚未出版）,感到盛行于宋代的碑传编纂,至清代已登峰造极,名人碑传已辑得相当齐备.而清以后这件事情似乎缺少关注,私家采用“树碑立传”传统方式的也日渐稀少,于是发此宏愿,收集整理辛亥革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重要人物的碑传,尽一己之力抢救这批难得的史学资料.
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许多名门之后将家藏碑传或赠送或借抄,许多文人、书家也将他们所撰书的碑传稿本、拓片或赠送或借抄.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业余时间逛琉璃厂掏旧书,即使出差也不忘访购这方面的书籍,惨淡经营,殊非易事,日积月累,达两大箱之多.他边整理相关资料,边撰写这方面的学术文章,引起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金毓黻先生的关注,金先生主动将其推荐到所里工作.
先生报到后不再搞近代史研究,受命协助范文澜先生修订《中国通史简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集整理唐代经济、文化史方面的资料.他遵照范老“专通坚虚”的教诲,横下坐冷板凳、吃冷猪肉的“二冷”治学决心,以唐代文史为主攻方向,突破治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治文的单一范围,开拓了点面结合、文史结合的新领域.1964年春,范老病卧在床,《简编》第四册最后一章还缺两节,就叫先生起草唐朝史学、科学、艺术方面的章节,并在一篇文章中特意指出：“第二章中第四、第五两节,所用史料是卞孝萱同志提供的.”先生还“曾提供吴越、前蜀、闽以及后周都以秘色瓷器为最上品,南唐以露水染碧制衣,也是秘色”.范老用这些经济史的零散资料来说明南北统一这个大问题：“尽管诸国分立,秘色却为南北所共同爱好,这也是人们共同心理的一种表现.”
范老有长者之风、仁者之风,从不与人勾心斗角、争夺名利.他编著了那么多书却不拿一分钱稿费,全部缴了党费.先生受恩师影响,数十年来淡泊名利,甘于寂寞,只做教授,不参加学术以外的其他任何活动.他对范老一直执弟子礼,念念不忘栽培之恩,公开发表了《范老的治学精神》、《范老对两个九三社员的培养》、《范文澜先生的治学道路与方法》、《难忘的恩师》、《范文澜先生的治学与为人》、《忆范文澜先生》等怀念文章,其中两篇被《新华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