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摘 要纵观2012年国外媒体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报道和评论,可以看出,国外记者、学者和研究机构主要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学术制度重塑、教育质量提升等角度,剖析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内在矛盾,并对后大众化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径提供了建议：通过建立合乎国际惯例的学术制度,确保一流大学的名至实归；通过强调社会需求导向和学生中心的课堂教学,确保高等教育质量之本；通过满足日益分割的生源市场的需求,确保中国大学能应对整体规模继续扩大和适龄人口减少的双重挑战；借助参与性和包容性校园文化建设的契机,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跨文化视野.
关 键 词国外媒体2012高等教育教育改革学术制度教育质量体制改革
作者侯定凯,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上海200062）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编号DIA090232）
近年来,以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标志,中国大学正进入快速转型的轨道.我们该如何切实认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现状?我们又该如何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改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关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国际媒体和国外学者有其独特的观点和视角,值得我国高等教育的决策者和从业者虚心倾听和借鉴.以下笔者对2012年国外媒体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报道和分析,择要作评述,以期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世界一流大学：从追随者到领导者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中国高校的奋斗目标.那么,中国高校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展如何?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教育学者西蒙·马金森教授认为,当前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普遍面临“广度”（扩大高等教育入学率）和“深度”（建立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两大主题.对此不同国家采取的策略不尽相同,中国显然希望“鱼和熊掌兼得”[1].近年来,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中国高校其他方面的发展也令世人瞩目,纵观国外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这些发展正成为考察中国国家改革开放水平的一个风向标：在国际可视度（visibility）方面,中国的顶尖大学正在稳步前进；院校自治正在逐步落实；大学校园日益国际化等等.国外媒体对中国高校发展现状的三个向度评价可谓恰如其分.
第一,中国高校在世界一流大学排名稳步上升.以世界大学排名著称的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的年度世界大学排行榜（2012—2013）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卓越计划”正在结出硕果.[2]世界排名前200位的大学中,中国大陆已占据两席（其中北京大学进入了前50强）.随着中国政府推出的国际化战略和将国内生产总值4%的经费用于教育,中国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将随之扩大.比如,2012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一大“知识合作伙伴”.[3]在学生的国际竞争力方面,由法国和德国研究机构联合发布的《最受雇主欢迎的大学毕业生排名》（2012）名单中,中国大陆高校第一次在世界高校前100位中占据了4席（分别是：北京大学位列第11位、复旦大学第28位、上海交通大学第44位、清华大学第84位）.[4]
《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WorldNews）是一份综合报道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高等教育新闻的电子刊物,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约翰·道格拉斯（J.A.Douglass）教授在该刊撰文《中国未来主义：研究型大学成为领导者或追随者》,提出了中国大学未来应该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的问题——研究型大学应该反映它赖以存在的本土文化和政治规范,还是应该成为社会领袖和前卫思想与辩论的场所?[5]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压倒性思潮下,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也可能被暂时掩盖起来,但道格拉斯认为,随着经济领域自由化的发展,围绕中国大学的政治议题终将浮出水面.
第二,院校自治正在逐步落实.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成长都不可能脱离其社会基础,要成为世界的学术领袖,首先得成为社会和国家的思想领袖；而大学若要引领社会发展,则需要实现学术自由和院校自治.有西方媒体注意到,尽管当前院校自治之路存在不少障碍,但在院校治理的改革方面,中国政府正试图减少集权的色彩,增加高校的决策自主权,举措之一是：政府加大了对学校领导者赴海外培训的力度.从2012年底开始的未来五年,教育部将派遣1000名中西部高校的校长、副校长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接受领导力培训,以期提高这些院校领导者的办学治校能力.[6]
上述项目主要针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高校的领导人,这些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可为中国社会的长期平衡发展提供保障.培训项目的课程设计专门化程度很高,包括人才治理结构如何配备、大学和企业的关系如何处理、大学如何怎么写作地方的经济发展等；特别关注高等教育如何从政治集中控制的模式,转向行政和战略上的学术导向模式.尽管由于学术和政治上的差异,西方式的院校自治和学术自由难以全盘移植到中国,但在密歇根大学一位负责中国校长培训项目的负责人看来,这样的培训计划体现了政府对大学自治持更加开明的态度.
第三,中国大学校园日益国际化.拥有美国高教界庞大读者群的《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通过报道发生在复旦大学的学生投诉事件的处理过程,分析了中国大学校园管理化的悄然进展.[7]据《高等教育纪事报》报道,2011年夏天,复旦大学的学生因无法忍受夏天炎热而要求校方安装空调,几百名学生通过“人人网”（类似Facebook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社交网络）请求学校解决学生的生活问题,并引发了当地媒体的关注,最终学校同意了学生的要求.如今大学生的校园维权举动不一而足：学校糟糕的伙食、上网速度缓慢、沉闷的课堂教学、甚至性别平等和环保问题等,都成了学生网络投诉的内容.在西方记者看来,类似的行动主义（activi）在西方的大学校园司空见惯,但在学生事务统一管制为主的中国校园,其意义非同寻常：中国的年轻人不仅关注社会问题、国家利益,也关注切身利益；他们正学习利用各自渠道参与学校管理,他们需要通过对公共议题的辩论和协商,为参与和领导未来公民社会建设做准备.校园学生群体的国际化水平,是衡量一所大学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准.《高等教育纪事报》在一篇题为《中国为留学生铺设红地毯》的文章中,介绍了中国高校为吸引留学生而采取的各种措施.[8]目前中国已是仅次于美、英、法之后的第四大留学目的地国家.教育部在2010年推出了《留学中国计划》,提出到2020年,来华留学生规模将扩大到50万.来华留学生过去以语言生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攻读学位的学生为主.如今来华留学生的类型和数量都在扩大.教育部门和各高校还推出了一系列激励外国学生来华留学的措施：1.鼓励海外高校在华开设分校；2.改善留学生住宿条件；3.开设全英语教授的课程；4.吸引国外高校的访问学者；5.为留学生提供奖学金.目前中国大学开设了约2万门全英语课程,一些知名大学开设了面向中外学生的暑期国际学校.除了反映中国的传统文化,高校课程中还增加了反映中国迅速崛起和未来发展的课程.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一流大学”的研究,我们一直关注所谓的“国际标准”,而国外媒体的分析则提醒我们：一流大学首先应该是所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领导者,而充分的院校自治和学术自由,是保证大学领导角色合乎逻辑的前提.
重建学术制度：从他律到自主
我国高等教育近些年的成就固然令人瞩目,但学术规则和制度的建立,大多却是政府主管部门自上而下“他律”的结果；学术系统内部的的自主和自律一直难以实现制度化,这严重影响到我国大学的可持续发展.
2012年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2030：建立一个现代、和谐和创新的高收入社会》咨询报告认为,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局部指标的改善并不能掩盖中国高校学术发展诸多的问题.[9]该报告指出,中国的高校正在不断加大对科研活动的投资力度,但科研成果的质量依然较低,科研道德水准和论文、项目的同行评议的有效性令人担忧.人们担心由于教师把更多精力参与有较高经济回报的咨询怎么写作、发表、专利等活动,而忽视正常教学工作的开展.该报告批评中国大学科研的重点不在前沿创新,而只是对外国技术和产品进行消化或再开发.科研质量背后掩藏着学术评价、政治和学术、学术自治等一系列制度性问题.
第一,异化的学术评价制度亟待改革.学术成果质量的问题很大程度上由学术制度设计的弊端所致.诚如哈佛大学拉蒙特（MichèleLamont）教授所分析的那样,中国大学要真正跨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就必须建立更加强大的学术同行评议文化,这方面中国的大学才刚刚起步.[10]拉蒙特教授认为,中国高校里的学术委员会负责从职称评定到科研经费等一系列重大学术事务,以政党和个人关系为基础的传统评价制度,正在被量化的绩效评估所取代,但成果发表数量并不代表学术成果的卓越.拉蒙特教授指出,现在的职称评定通常并不需要校外同行的推荐信,而主要依赖本系或本校的评选程序,这导致学者将更多精力用于改善和身边同事的关系,而不是试图参与到更加广泛的国内、国际学术交流中去.这种学术“地方主义”同样渗透于研究生培养制度——它鼓励研究生成为一名“好学徒”,却不鼓励学生与本领域的其他专家进行对话.
真正的国际惯例强调更加广泛的学术评价模式,为此,拉蒙特教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1.既然学者个体与地方性的学术权力密切关联,那么应该如何打破这种关系,从而建立更加广泛的评价标准?2.科研经费的多样化（公共的、私人的和非营利性的部门）对于取得卓越的学术成果至关重要,那么在中国如何实现科研经费投入的多元化?3.如何打破传统的学徒制和近亲繁殖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在学术活动中让人们接受“自我推销”、“利益冲突”、“弃权”等理念?4.原创性、社会价值都是重要的学术评价标准,但这些标准在不同院校的内涵各异,那么中国学者如何在这些标准上取得共识?拉蒙特教授所提及的四个问题,对于推进中国学术评价制度改革,解决中国的学术评价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制约着大学体制改革的深化.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克里斯蒂娜·冈萨雷斯（CristinaGonz?觃lez）在一份专门报道美国和世界高等教育动态的日报《高等教育内参》（InsideHigherEd）上撰文分析,中国大学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国家领导人心中的所谓“第22条军规”——他们希望建立世界一流大学,但殊不知世界一流大学的建立奠基受制于政治改革的进程,而后者恰恰取决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开明程度.[11]有学者注意到,一些中国政府官员有一种“追赶心态”,希望中国快速与西方并肩,但有时过犹不及；当前,即使中国顶尖大学的自治水平,与西方大学相比也有较大差距.如今在很多方面,政府对大学的控制比过去更甚了.[12]
关于大学和政治的关系,约翰·道格拉斯（J.A.Douglass）认为,由于受到了更大范围政治文化的制约和影响,中国大学还只是世界学术发展的追逐者.[13]在提高中国大学竞争力方面,道格拉斯提出了两个重要议题：第一,中国大学应逐步摆脱教育主管部门的过度控制带来的“官僚体制疲劳”（hierarchyfatigue）,培育自我发展和学术自治的院校内部控制文化；第二,澄清世界一流大学的内涵.除了教师获得的世界性荣誉、论文的被引用率、科研经费、研究生比例等直观指标,中国大学更应该成为社会树立创新、反思和包容性的楷模.道格拉斯的批评和意见无疑是一针见血的.
第三,积极寻求大学自主办学之路.克里斯蒂娜·冈萨雷斯结合自身在武汉大学的教学经历,借鉴自己所在加州大学的经验,提出了对中国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议.[14]她认为,20世纪加州大学取得成功,是一系列优越条件耦合的结果：富有远见卓识的学校领导、具有独立意识和奉献精神的教师、一流的学生、州政府的财政支持、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精神.冈萨雷斯教授认为,现在尚不能确定现实的中国环境是否允许强有力大学领导的诞生,但没有强大的领导,便难以成就真正杰出的大学.中国现行的学术制度一旦涉及教师绩效评价,似乎更注重惩罚而不是奖励；年轻教师参与决策的机会也很少.从加州大学的成功经验看,教师除了需要享有学术自由,他们对学校的归属感和掌控力也至关重要,特别要鼓励青年学者担任重要的学术职务.无独有偶,另有国外媒体特别关注了2012年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2030：建立一个现代、和谐和创新的高收入社会》咨询报告,其中提到,为了成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中国大学不仅要切实推进去行政化改革,更应该被赋予更大的自主权.[15]这份报告指出,院校需要在院校治理、教学模式、课程设计、教师聘用、薪资水平等方面被赋予更大的灵活性.通过鼓励世界一流大学与中国高校合作建立跨境分校,在现有制度内注入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学治理标准,同时创新人才培养和科研管理方式.世界银行在这份报告还提到,中国需要改变过去重点发展特定科研项目的做法,转而创建能产出创新成果的院校.而建立全球化科研网络,则有助于提升国内科研力量、改变国外同行对中国研发活动的刻板看法.
此外,在2012年,上海纽约大学继续成为国外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上海纽约大学是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塞克斯顿建立全球教育“战略位置”的一部分,他将这些位置称为“思想首都”（ideacapitals）.目前,纽约大学在全球分布着10个学术中心和两个“门户校区”.如同其他跨境分校一样,约翰·塞克斯顿认为,上海纽约大学的建立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不同校区具有同等教育质量、学生可以在不同校区之间流动、各校区设置平行的课程、学生获得的学分可以互换.[16]英国教育学者蒂姆·戈尔（TimGore）指出,知名大学分校所处的社会环境是高度规范性的,分校内部又有非常复杂的环境需要面对,而这两种环境之间又存在巨大差异.蒂姆·戈尔认为,教育主管部门希望纽约大学落户上海,能给国内大学办学体制带来活力和新思路,但显然成功的大学全球性战略并不多见.上海纽约大学未来的办学模式尚需摸索.
教育质量观：从封闭到开放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到202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40%（2010年这一比例为26%）,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报告,到2020年,中国在校大学生数量将占全世界的40%,届时在校大学生数将达四千万,全国将有1.95亿人口拥有大学文凭.中国从高等教育大众化走向“后大众化”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外部效益”显得日益重要,大学需要培养为市场所需的人才.但一些国外媒体注意到,面对人口增长的变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国际教育的竞争,在人才培养的内容、方法和质量观方面,中国高校依然表现得封闭、守旧,导致大学生源的流失和大学毕业生供给与人才市场需求的脱节.
第一,高校面临严峻的生源危机.《大学世界新闻》在2012年关注了近些年伴随着中国大学入学率提升的一个相反趋势：大学生源数量下降的趋势已然出现.[17]2010年我国的大学适龄人口为1.37亿,预计到2020年,大学适龄人口将下降到1.09亿.根据的统计,2012年安徽省的高考报名人数下降了10%,北京下降了6%,上海则下降了12%.2008年出现了大学报名人数的一个峰值,而2008至2012年,高考报名总数减少了100万.对于很多民办高校来说,持续下降的生源数量意味着更大的财政压力,甚至生存危机.根据英国教育研究机构“跨境高等教育观察”（OBHE）估计,中国25岁以下大学生数量的减少,意味着对学位教育的强劲需求将降低,进入名牌大学的竞争也将不再那么激烈.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不断下降、日益便捷的海外大学留学通道以及国内高质量教育资源的稀缺,国内中学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选择将更加多元化,高等教育生源市场的分割将加剧.
第二,封闭的人才质量观制约着人才培养的质量.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一方面,企业发现越来越难以招聘到足够的技术熟练工人；另一方面,2011年中国650万大学毕业生的未就业率达到23%.[18]教育与人才市场关系的失调还表现在：职业学校毕业生的职业收入超过了大学毕业生；大批学生选择社会学科专业,自然科学、技术工程类学科学生增长相对滞后.[19]上个世纪50年代,因袭了前苏联模式,我国大学的课程通过为工业界特定岗位培养人才,建立起与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后来这种专门化的教育模式被认为带有过于狭隘的计划经济烙印而遭到批判.上世纪末,各类专业性院校被归并到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的管辖之下,虽强调了人才培养的“宽口径”,但高等教育与经济界的联系被大大削弱了.
有国外学者注意到,教学制度设计的缺陷是导致学生职业适应性差的重要原因.[20]学生仅到了四年级才有机会参加实习,时间太短也太晚.同时实习制度又强调全国整齐划一,忽视了各院校教育资源的差异性.教学质量提高的另一个障碍是师资水平.很多大学教师还在沿袭“单向下载”（one-waydownload）的教学方法.提供课程大纲和阅读书单之类,在美国教师看来是常规性的教学工作,在中国高校却成了稀罕之物,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学生深入参与课程学习.针对上述封闭和僵化的教学制度,过去五年里,教育部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着力改善高校与企业界的联系、实现课程的现代化、改进教学方法,如拨款建立大学生实习基地、实施卓越工程师计划等.在课程、教学改革方面,职业院校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例如,民办的北京城市学院每年都要结合公司和校友的意见,全面修订学校的课程；奖励教师的主要依据是他们参与企业活动的情况（而不是发表的论文）；学生有机会课堂上直接聆听未来雇主的授课.当然,对于其他职业院校而言,要寻找愿意且能有效进行课程合作的企业并不容易,因为这样的合作关系可能增加企业的负担.
第三,激活国际化课堂的生命力.高校需要利用更多力量来更新教学内容、激活课堂文化,国际化学生群体的加入是一个改革机遇.有国外媒体指出,虽然一些针对留学生的短期课程的质量在不断改善,但四年制学位课程的质量仍不尽人意.[21]除了中国任课教师的英语表达能力,师生交流水平低下也让留学生们失望.在很多情况下,留学生十分重视他们在华体验的质量,但中国教师很少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这是很多西方学生从小就适应了的课堂文化.日常留学生教学管理的不规范也是遭诟病的问题,例如,校方可能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更改部分或全部课程,这让留学生们无所适从.整体而言,伴随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和外国学生来华留学兴趣的提升,相应的课堂文化、教学方法、课程设置、教学管理、教育怎么写作等环节的矛盾也将更加凸显,这些领域的改革也势在必行.任职宁波诺丁汉大学的霍尔（GeoffHall）教授特别强调了英语授课与跨文化素养教育（而不仅关注语言技能）的关系.[22]他认为,语言不仅是一种社会交际媒介,更是锻炼跨文化素养和思维能力的手段.一位在中国大学任教的英国教师通过课堂观察发现,通过工作场所、学术生活、全球化交际和人文认同,英语可以成为中国和世界相互融合、相互改变观念的手段；外语学习的过程也是学生创造力、反思力、复杂思考能力养成的过程.
第四,信息技术是改善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有海外媒体指出,近几年,西方知名大学的网络公开课已经从形式和理念方面对我国高等教育提出了挑战.[23]哈佛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和耶鲁大学哲学教授谢利·科根均在中国引起强烈的反响.虽然西方名校网络公开课带给观众的愉悦体验,并不能代表西方大学教育的全部内涵,但参与式教学风格、充满批判性思维的话语、具有普适意义的课程内容、开放的知识共享心态等课堂文化,仍值得中国大学教师反思和借鉴.
当前,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讨论正如火如荼,但究竟何为高质量的教育?如何实现高质量的教育?我们尚未达成一致.有海外媒体指出,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质量问题的讨论一直徘徊于学术界自身封闭的兴趣和价值观之间,一个更加开放、更具国际性和社会需求导向的视野,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大学的育人之本.
结语
纵观2012国外媒体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及其问题的报道,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他们独特的观察和分析视角：不仅关注中国大学是否成为世界一流,也关心中国大学能否在国家建设中发挥领导作用；不仅关注中国大学是否达到一流大学的局部量化指标,也关心总体性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科研创新水平；不仅关注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划和目标,也关心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对高等教育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不仅关注课堂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创新,也关注教育与人才市场密切联系的重要性；不仅关注大学改革中的管理主义倾向,也关注合乎国际标准的学术制度的建立；不仅将高等教育系统视为学术的存在,也关注高等教育系统作为政治的存在.
虽然上述内容引自国外主要媒体和学术刊物,但依然揭示了后大众化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些重要主题：在建立国际标准的大学学术制度过程中,需要加强大学与社会更加紧密的联系,提升人才培养和科研质量,确保一流大学的建设成就不只体现在外在的排行指标上；面对教育规模持续扩张和适龄生源人口减少的矛盾,我国高等教育必须未雨绸缪,以满足日益分割、竞争性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源市场的需求；参与性和包容性的校园文化,既是深化大学教学管理改革的契机,也是培养学生公民意识的有效手段.
ResearchCenteroftheStateCouncil,P.R.C.China2030：BuildingaModern,Harmonious,andCreativeHigh-IneSociety.Washington,DC：WorldBank,2012.[10]LamontM.andSun,A.HowChina'sEliteUniversitieswillhetoChange.The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Dec.10,2012.
[11]CristinaGonzálezBeyondtheRhetoricofProgress.InsideHigherEd,May31,2012.[12]Sharma,Y.1,000UniversityLeaderstoReceive‘Upgrade’TrainingAbroad.UniversityWorldNews,Dec,92012.
[13]Douglass,J.A.ResearchUniversitiesasLeadersorFollowers.UniversityWorldNews（issueno.252）,Dec.16,2012.
[14]CristinaGonzálezBeyondtheRhetoricofProgress.InsideHigherEd,May31,2012.
[15]Sharma,Y.WorldBankCallorUniversityAutonomy,QualityResearch.UniversityWorldNews（issueno.211）,March2,2012.
[16]Jobbins,D.WhatInternationalisingUniversitiescanLearnfromBigBusiness.UniversityWorldNews（issueno.219）,April29,2012.
[17]Sharma,Y.EastAsia：DemographicDeclineHitsUniversities.UniversityWorldNews（issueno.203）,Jan8,2012.
[18]Hennock,M.China'sUniversitiesStruggletoKeepPaceWithaBoomingEconomy.The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April22,2012.
[19]PhilipAltbachAreChinaandIndiaTakingOvertheGlobalTalentPool?InsideHigherEd,July23,2012.
[20]Hennock,M.China'sUniversitiesStruggletoKeepPaceWithaBoomingEconomy.The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April22,2012.
[21]Hennock,M.ChinaRollsOuttheWeleMatforForeignStudents.The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August13,2012.
[22]Hall,G.DevelopingCriticalThinkingSkillsthroughEnglish.UniversityWorldNews（issueno.210）,Feb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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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Chen,A.OpenCoursesFromAmericaFindEagerAudiencesinChina.The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Oct1,2012.
编辑叶祝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