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琐忆2016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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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

2003年9月中旬,我接到江西《百花洲》文艺杂志编辑洪亮先生的信,附了吴江老先生手札的复印件:

洪亮同志:寄上最近出版的拙著一本.

听说江西师范学院有位刘时南先生,熟读四书五经,不知你认识否?为学要多交朋友,互相切磋辩难.(下略)

吴江

9.15

我很惊奇:这位的“大秀才”怎么会知道名不见经传的我呢?我颇有“孔北海乃处长知天下有刘备耶”(见《后汉书孔融传》)之感.但把“江西师范大学”仍称旧名,把“刘世南”误为“刘时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为了让吴老了解我,我把拙著《在学术殿堂外》寄给他,还告诉他此书第123页引用了他的话.在给他的信中,还写了这么一段话:

我对您是非常尊敬的,您的著作我都看过.在我的心目中,您是和顾准、王元化、李锐、李慎之诸先生一样崇高的.我热爱真理,蔑视权贵,您如果认为我只是熟读四书五经的人,那就不确切了.看了拙著,您会转变看法的.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追求的战士.(下略)

刘世南

2003.9.22

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

世南同志:今天收到来函和大著,甚喜.请你原谅,我把你的大名写错了,这是因为在和王春瑜同志(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历史学家)通时他提起了你,我也没有问清,适提笔给洪亮同志写信,就提到了你,是希望他能多与学问家交往,不局限(于)宋诗(世南按:洪亮写了一本研究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专著《放逐与回归》).你熟读“四书五经”也是王春瑜的话,我想这是说你传统文化根柢深厚之意.寄来大作,粗粗翻了一下,果然名不虚传,你不是“在学术殿堂外”,而是当之无愧地“在学术殿堂内”,能与钱钟书对话就足以证明.我90年代曾去香港,与饶宗颐先生见面.言谈之中,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和他对话的资格.学问之事,实在来不得半点浮夸.我一直只能算是奉命从事宣传工作,“”当中才读点书,离休后执笔为文比过去有些长进,但不学无术的毛病也暴露得愈明显.想回头读些古籍以补课,但已经晚了.你的书虽不厚,但一望而知学养深度,当好好拜读,不辜负你的信任.匆匆即问

近安!

吴江

2003年9月29日

我回信后,他接连两次寄赠所著书,并在一信中说:

刘世南先生:

大札收到,谢谢.你是认真读书做学问的人,如今已十分难得.读你的新六号小楷,亦可以看出你身体不错,潜力很大,前程无限.学问上做通人难,世界事情之广且复杂,未知数尚不计其数,世界何来通人?说到底,古今圣贤大抵只能称“一得之见”.你说我是“大秀才”,不敢当.“秀才”的名词也不好听,意即“无独立思想者”,还不及古之幕僚.不知先生以为然否?拙作《十年的路》当另寄奉求教.此复,特祝

新年愉快!

吴江

2003年12月30日

来函提到墓,特将拙作一篇寄上,请正.

现在,2013年,相隔十年之后,我照录这两封信时,对第一信中的“我一直只能算是奉命从事宣传工作”和第二信中的“‘秀才’的名词也不好听,意即‘无独立思想者’,还不及古之幕僚”.连起来看,不免犹豫,生怕有损吴老的形象.经过同本校一位马列主义经济学教授商讨,才知道这正表现了吴老的崇高品格.经过改革开放,经过苏东剧变,他善于反思,认识到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并不全面,更可能有很多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吴老痛定思痛,才深深忏悔自己过去只是奉命行事,缺乏独立思考.

吴老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的.《十年的路》,写了他和同志相处的情形.他高度评价耀邦的功绩:率先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是”,平反大批冤案,促使老人退休,以及冲开改革的大门.这些丰功伟绩,应该也含有吴老的贡献,例如“两个凡是”.

耀邦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大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主要的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政治.

如果胡继续担任总书记,在吴老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一定会沿着国家政治的现代化、化的道路前进.

2013.8.26

知道我写了上述内容,一位朋友告诉我: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反修时,吴江写了《一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得到的赞赏.

听了这番话,我才恍然大悟,真正懂得吴老师那两信中那几句的含义.

又听到上述我请教过的那位马列主义经济学教授说,吴老晚年长期反思,非常苦闷,最后的结论是: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

2013.8.30

暑检测过去,新学期开始,我翻看新到的各种杂志时,发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7期,《不能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与左凤荣教授商榷》(作者: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一文,正是引用吴老执笔的《一论》《再论》来驳斥党校教授左凤荣的.周氏指出戈尔巴乔夫把“斯大林模式”说成“极权社会主义”,说左氏和戈氏一样,把的领导说成政治垄断,公有制是经济垄断,马列主义是精神垄断,总之,不.

而《南风窗》2013年第15期,“纵论”栏有一篇《马克思的观》,作者为郭凯,她却指出:“马克思曾对巴黎公社以普选选举制为代表的制度做出过高度评价,并将其推崇为社会主义政体的典范”,但是,“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本质的强调在苏联逐渐被遮蔽.”“绝对权力的统治与相背离.而一旦背离了,社会主义也将不可能存续.”她尖锐地指出,“当今世界在政治制度下早已发展出的福利社会主义,也远远优越于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形式.社会主义要么将是的,要么就不是社会主义.吴老在《冷石斋随笔》中最后一篇《资本主义“桃花源”》中,论为梦游挪威,它的GDP是28433美元,次于美国的31872美元,而生活质量、财富及社会前景,则为世界首选.因为它“私人资本+财富共享+精神文明+男女平等”.所以,吴老社会学家游客之口:“吁!此资本主义‘桃花源’也,循此前去,或可达资本主义之后的新社会.”

“资本主义之后的新社会”,岂不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我为吴老进一解:资本主义制度以“自由”来尽量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创造出尽可能量多质优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又以“平等”来进行第二次分配,尽量缩短贫富差距,做好社会福利事业,尤其是住房、医疗、教育三大社会问题.在这种基础上,由于生产的高科技化,劳动者的繁重而危险的体力劳动,已被高科技所取代了,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兴趣去进行种种的文化创造,而人类解放最鲜明的标议是男女平权.这就是说,私有制并不是万恶之源,在合理的社会里,能够发扬私人企业主的创业精神,而避免国企的短缺经济、挥霍浪费和化公为私.

古今中外的仁人志士,为了探索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真是生死以之,死而后已.吴老正是其中一员.继起者将是无穷的.

2013.9.16下午

《文汇报》2013年9月12日第7版“笔会”栏,有王春瑜先生的《忆吴江老人》一文.吴老1917年生,长我5岁.最使我惊异的是“他在晚年,沉湎于佛学,自称居士.”而且在90岁时,写了一张条幅送春瑜先生:“英雄到老尽归佛,唯有神仙不读书.”这出之于一位马列主义“思想家、哲学家”之手,实在耐人寻思.

“”以后,毛时代结束以后,中国大陆普遍卷起“”的飓风,实质上是看透了这个一贯自称“光荣、正确、伟大”的党和所谓“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顾准、李慎之反思了,他们的思想得到了飞跃,起了质变,为广大的知识人树起了一面觉醒的旗帜;而吴江却走向虚无!

我从少年时就知道“宗教是”这句话,但也知道晚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至章太炎,都深受佛法精进有为的影响.他们和佛祖一样,为了却世间一大事而来:普度众生,同登彼岸.众生一日不成佛,则我不成佛.为了完成这一宏愿,他们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粉身碎骨,前仆后继.

然而吴江不在其列.

我不知道老一辈中,类似吴老的有多少人.

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后,曾有小诗:“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写了三部小说,题目是《追求》《幻灭》《动摇》.

彷徨、动摇,吴江却是幻灭.

我,作为一个九十周见的知识人,始终相信,人类永远在探索前进,路,总是人走出来的.

2013.9.20晨5:37

吴小如

今年(2013年)7月12日,在江西省图书馆文学库,发现了一本《莎斋闲览――吴小如八十后随笔》.信手翻翻,碰到熟悉的名字,如檀作文,便翻来细读.直到随手翻到第289页,《学术“量化”误尽苍生》,看到“刘世南”三字,不禁大吃一惊.仔细一读,才知道是对拙作《救救青年,救救学术!》一文的反响.现先录吴先生原文:

《学术“量化”误尽苍生》

从《开卷》上拜读刘世南先生的大文,十分钦佩,且深有同感.现在不少高等院校在学生获取学位和教师评定职称时,都要求当事人必须在某几家所谓“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若干篇,否则前途大受影响.这里面存在好几个问题.第一,这些所谓“核心”刊物,未必即是高水平、高档次的刊物,在那些刊物上面发表的文章,也未必都够得上高水平(据说有人在某“核心”刊物上发表了文章,得到了首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结果发现那只是一篇通讯报道,并非学术论文,也就蒙混过了关).而某些非“核心”刊物,实际上它们发表的文章却达到国际学术水平的质量(恕不列举刊物名称,免招广告炒作之嫌),但它们却被当权者屏之、拒之“核心”之外.这就存在一个名实并不相符的问题.第二,所谓“核心”刊物,为数毕竟有限,投稿人为了功利主义目的,一味扁着脑袋希望在那里发表文章,自然不免粥少僧多.这就十分可能产生用不正当手段进行不合理竞争的局面,其中难免出现“走后门”“托人情”之类的弊端.第三,由于拿学位或晋升职称硬性规定论文的篇数和每篇论文的字数,人们出于急功近利的目的,乃纷纷东拼西凑,以次充好,以劣充优,甚至不顾学术道德和职业道德,不惜攫掠他人成果以充自己门面,只求篇数、字数过关,不问内容有无价值.最终结果,便如当前舆论所形容的:教授多如牛毛,“博导”一驳就倒;学校年年扩招,而废品充斥社会.

要想使学术界纯化、净化,实现国家早就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召,那就必须改革教育体制,改变培养人才的方式方法,废除学术上“量化”现象而真正做到重质不重量,把伪学术、伪科学、文化泡沫、文化垃圾彻底涤荡干净.(原载2004年3月第五卷《开卷》)

引起吴老重视的拙作,是一篇散文,题为《救救青年,救救学术!》,发表在《开卷》2003年12月第4卷上.现抄录如下:

拙作《在学术殿堂外》(以下简称《外》),今年4月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后,9月中旬,我先在本校(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作了一次学术报告.

开宗明义,我就引南京大学董健先生《失魂的大学》中的一段话:“搞教学、做研究、写论文,只不过是为了拿学位,上职称.而拿学位、上职称又是为了很实在、很功利的目的――或谋官位,或寻商机,至于对学问本身并没有什么兴趣和热情,更谈不上前辈学者那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痴迷忘我的精神了.等而下之者,便是包装炒作、欺世盗名、抄袭剽窃等等.”――这就是学人失魂,大学失魂.

引了董健先生这段话后,我简括《外》的主要精神:“勿以学术徇利禄.”我痛陈当前种种学风腐败的现象,认为其关键就在于“以利禄劝儒术”,结果必然是“以儒术殉利禄”(章学武《文史通义原学下》).当时整个大教室里,反响热烈.

10月中旬,承杭州师范学院和浙江大学两校的人文学院邀请我去讲学.11月中旬.又承福建师范大学和集美大学两校的文学院和师院中文系也向我发出邀请.

在上述四校,我在讲学时,着重指出:

(一)勿以学术徇利禄(这也是拙著《外》第一章的标题).我引诸葛亮诫子书所言:“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我说,这“静”,不但指环境幽静,更主要的是指内心宁静,不让名利干扰.这也就是古希腊哲人所言:“闲暇出智慧.”我引拙著《外》原文,明确表示反对把学术成果和职称、工资、住房等挂号.我念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原所长萧相恺给我的信(他是我的学生,读了拙著《外》后给我来信):“学术体制催生学术腐败、学术浮躁,各种考核逼得人‘短、平、快’地制造学术垃圾;研究生在参加答辩前,得在核心期刊发两篇学术论文;每个研究人员,每年得在核心期刊发若干篇论文,否则考核下来便是不及格.一切都量化.为了应付,他们还能怎么办?哪还有时间读书?有些研究人员说,按照这种考核方法,钱钟书先生也可能连续几年不及格.而连续三年不合格就得解聘.不很有点‘驱良为娼’的味道?”听者无不动容,唏嘘感叹.

(二)我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著书写论文,需要引经据典,那就必须打好扎实的国学根底,以免郢书燕说,贻误后生.但我强调指出,我反对小学生普遍读经.我说,中国现在急需现代化,而传统文化决不可能生产出现代化来.我说,袁世凯、何键提倡读经是为了愚民,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从“五四”倒退?

(三)关于著书立说.我引李慎之先生的话:著书必须有政治大方向:是赞成与科学,还是赞成专制主义?由此可见其学术研究有无现代精神.我强调指出,现代化的核心是化.

我在上述四校发表这些意见时,听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前三校的听众,全是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外国留学生以及有关的老师.集美大学全是本科生.这些年轻人更是热情洋溢,不断递条子和交流,使我十分感动.

我从厦门一回到南昌,就得到浙江大学朱则杰教授的来信.其中有一段说:就在我在浙大讲学“以后没几天,听说林(家骊)先生有一位博士生疯掉了,可能是博士阶段硬要在某级刊物发表多少文章压力太大,不堪重负,以致如此.想来当今读研究生也真不容易.此等不合理规定,亦赖先生在《在学术殿堂外》续编予以指出才好,庶几可以改变它.”

我看了这段话,简直错愕莫名,气愤不已.眼前不断浮现出当时浙大人文学院会议室里济济一堂的听众形象.我不知疯者是谁,但可以肯定他当时一定在座,因为他的博导林家骊教授就坐在我左边,而且送了我一张名片.我记得,讲学结束后,廖可冰副院长还请朱则杰教授带了两位博士生、两位硕士生,陪我去参观原杭州大学的校园.当时这四位年轻人非常热情地和我交谈,彼此交换通信地址、.他们还写了各自的籍贯、学历给我,希望和我以后保持联系.有一位说:“我早就读过您的文章,充满,一直以为您很年轻,想不到是八十岁的老先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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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现在疯了的到底是谁,是这四人中的一个,还是他们以外的.但是,可以肯定,有一个博士生是疯了!――想到这里,我潸然泪下.

我呼吁,以一个八十岁老教师的身份呼吁:救救青年,救救学术!(2002年11月23日于江西师大)

写完上文,看到《书屋》(2002年11月)何中华先生的《学术的尴尬》一文,对学术成果量化做法的来历及弊端,论述得十分全面、深刻.希望更多的人起来大声疾呼,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措施.

我没想到当年的呼吁,竟得到了小如先生桴鼓之应.更没想到从2004年到现在2013年,十年了,我才听到这宝贵的反响.

可以告慰吴先生的,是我一生实践了“不以学术徇利禄”的诺言.请看以下一篇短文:

不以学术徇利禄

我1923年出生,今年(2010年)八十八岁了,可仍然天天坐坐校图书馆,又读又写,从没闲过一天.我认为退休生活的这21年,才是我最幸福的时期,因为我可以一心一意研究学问,著书立说.

学术研究,是我主要的生活内容,也是我的生命价值.我从事科研,不是为了职称、奖金以及其他福利,而是为了自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继承和发展知识,以怎么写作于国家、民族和人类.这就是我为什么越来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缘故.

今年7月4日上午,我应邀参加北京大学的“知行合一”论坛,作为VIP,因为我最老,坐在主席台正中,左边是北大周其凤校长,南开陈洪副校长;右边是乐黛云先生和北大中文系漆永祥副主任.面对着台下几百位来宾,我自我介绍:“我是北师大启功先生说的‘高中生,副教授’.”我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要说明,尽管我只是高一肄业,但是由于坚持自学,又碰到好机会,老学生汪木兰、周劭馨等推荐我成了大学老师.那我为什么只是副教授呢?那是因为我不以学术徇利禄.

在这里,我要特别谈谈这个问题.

我可以断言,用利禄来对待学术,只会扼杀学术,而不会发展学术.这些年来,学术界为什么这样腐败,原因就在这里.学术研究如蚕吐丝,蜂酿蜜,怎能规定每年要发几篇论文到核心期刊上,一年要出几本专著?这是急功近利,拔苗助长,徒然造成弄虚作检测的风气.这样搞下去,钱学森发问之谜永远也解决不了.

我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我只走自己的路.事实怎么样?我不求名,而名自至.比方《文艺研究》,那是一级刊物,《文学遗产》主编陶文鹏先生却请郭丹教授写我的访谈录发表在这刊物上.我并不认识陶先生,他是因为看了我在《在学术殿堂外》中批评了他的导师吴世昌先生,认为批评得对,所以立张把我推介出来,让国内外学术界知道我们中国还是有踏实做学问的人.

我讲这些,用意在奉劝知识分子:不要去追求浮名浮利,更不要去弄虚作检测.工资少一点,住房小一点,物质生活清苦一点,那有什么关系,我精神生活充实,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不好么?何苦搞学术腐败,即使尚未被揭露,也是提心吊胆,惶恐不安;一旦东窗事发,几乎被唾骂得置身无地,寿都要短几年,何苦啊!我在北大中文系为研究生讲学时,以及次日在“知行合一”论坛致辞时,都特别提到,希望北大继承并发扬蔡元培和胡适的办学精神.最近《南方周末》刊出易中天、王晓明等学人的《教授的〈围城〉》,从反面论证了违背蔡、胡的办学精神,必然产生钱学森之问.

我还是坚持自己的座右铭:HighThinking,plainLiving.(高尚的思想,平淡的生活)

这篇文章本是省内一家刊物《老友》征稿,江西师大离退办请我写的,后来不便发表,就刊出在离退办自办的《学习与健康》上.这样更好,等于我向师大离退休教工们表了一个态:我决不以学术徇利禄.

可惜我直到2013年才发现吴老那篇热烈支持我的文章,否则2010年那次去北大,一定会拜访吴老.

虽然他现在因病不能再读与写了,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会请檀作文先生把这篇文章的内容告诉他.

更可告慰他的,是最近《中国青年报》2013年7月29日第2版,刊布了厦大谢泳教授的《“课题至上”可能毁了文史哲研究》一文.此文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它说:“今天好的人文研究,多数不是‘课题至上’结果下的产物,而是民间自发的学术研究.每到年底,我们看看各大书店受到读者欢迎的学术著作,有几种是‘课题至上’的成绩?”因为“文史哲研究有自身的学术特点,也有自身的学术尊严”,“有尊严的学人,要自觉保持清醒,在举世皆浊的环境中,有一点我独醒的意识.”

我要以自豪地说,自到江西师大中文系(文学院)工作以来,我出版了十几种书,没有申请过一分钱的科研经费.可是我的《清诗流派史》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经典著作推出.

我并非无自知之明,人称“经典”,我就真以为“经典”.是否经典,得让时间证明.我已说过,蒋寅将远远超过我.但可以问心无愧的是,我是遵循李慎之所说“政治大方向”来著书立说的.“自我肺腑出,未尝隽字篡.”

在这一点上,我和吴小如先生也是有同心的.

2013.8.2下午写完

以上是去年8月2日写的,曾寄首都师范大学檀作文先生转呈,因为听说吴老已卧床不起,便请檀先生读给他听.据檀先生电告,吴老听了,非常感谢.谁知今年(2014年)5月11日,他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千言万语,无法表达我的哀恸.

愿吴老永远活在后世人的心中!

2014.7.2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