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与众多被生态文学作品吸引的读者一样,生态文学的经典著作梭罗的《瓦尔登湖》（1854）也是笔者阅读的第一本生态思想启蒙书.除却作者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在瓦尔登湖的湖岸上,亲手建造一个木屋,并只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孤独地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的经历对久居城市的读者的新鲜刺激外,更另人讶异的是整部书中作家对于四季的更替,清晨的黎明,日落的黄昏,河流的变化,动物的蛰居与出行等自然世界的时间体验如此生动活泼,即使梭罗在这些篇章的写作中涉及大量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方面的评判,但对自然万象更新,四时交替循环的敏感,自觉的文学表达仍显示了自然系统内在更新、循环所具有的独特审美价值.它使我们从最近的距离感受到人类对自然母亲的疏远和冷漠,它使我们检视自己、质疑自己,并为最终拯救自己引领一个方向.以对黎明的表述为例,梭罗坚持早起,在湖中汲水和洗澡,将自己的智力沐浴在《对话录》的宏伟哲学中,他说：“不仅要观日出和黎明,如果可能,还要瞻仰大自然本身!多少个冬夏黎明,还在任何邻居为他们的事务奔波之前,我就出外干我的事了!许多市民无疑都曾见到我干完事回来,清晨感到波士顿的农夫,或去干活的樵夫都遇到过我.真的,我虽然没有具体地助日出一臂之力,可是不要怀疑,在日出之前出现是最重要的事了.”[1]“每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使得我的生活跟大自然自己同样地简单,也许我可以说,同样地纯洁无瑕.我向曙光顶礼,忠诚如同希腊人.等黎明带回来了英雄时代.等黎明啊,一天之中最值得纪念的时节,是觉醒的时辰.等但是,如果我们并不是给我们自己的禀赋所唤醒,而是给什么仆人机械地用肘子推醒的；如果并不是由我们内心的新生力量和内心的要求来唤醒我们,既没有那空中的芬香,也没有回荡的天籁的音乐,而是工厂的汽笛唤醒了我们的――如果我们醒时,并没有比睡前有了更崇高的生命,那么这样的白天,即便能称之为白天,也不会有什么希望可言.”[2]梭罗在向黎明致敬的意义在于教诲人们省察自己的生活,要从当下令人昏睡的、愚蠢的经济生活中清醒过来,人类只有在黎明保持清醒才可以施展智慧并生活得诗意而神圣,“但不能用机械的方法,而应寄托无穷的期望于黎明,就在最沉的沉睡中,黎明也不会抛弃我们的.”[3]由此,黎明这一已被忽视的时间具有了生态层面的意义,一日之计在于晨,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梭罗向人们揭示了只有遵循自然时序,修葺与完善精神世界,才是人类生存的本质与根基.
此外,《瓦尔登湖》的叙事线索也可以从自然世界的季节更迭来疏理,与严格地依据季节转换序第不同的是,从第一节《经济篇》开始一直到《更高的规律》一节,梭罗都在突出夏季的特征,漫长的夏季大致占到全书的三分之二的空间.在《禽兽为邻》一节中,梭罗在描写了潜水鸟与野鸭如何狡猾地躲避猎人时,秋天才姗姗而来,在秋季的体悟中作者还有意加快了叙事的速度,使秋季又匆匆离去.在《室内取暖》《旧居民：冬天的访客》《冬天的禽兽》《冬天的湖》几节,冬季终于带着冰冻与积雪来到了瓦尔登湖,狐狸、赤松鼠、山雀、鹧鸪、松鼠、野兔的出现妆点了这个季节,瓦尔登湖冰块的咳嗽声、猎犬的吠声奏响了这个季节的乐章.事实是,梭罗并未遗露春季,他打破了一年之计始于春的顺时秩序,有意将春节置放在冬季之后,倾向于叙述从冬季转向春季的过渡,仿佛预示着一个穿越泥泞、沼泽的人终于见到了新大陆,瓦尔登湖在经历过寒冬后必将迎来冰雪消融的时刻,这“春天的来临,很像混沌初开,宇宙创始,黄金时代的再现.”[4]“在一个愉快的春日早晨,一切人类的罪恶全部得到了宽赦.这样的日子是罪恶消融的日子.阳光如此温暖,坏人也会回头.由于我们自己恢复了纯洁,我们也发现了邻人的纯洁.”[5]在我看来,梭罗这本具有时间意义的季节之书带来了一种以自然的季节轮回来组织和建构生态文本的叙事模式,在《瓦尔登湖》中我们不仅凭借梭罗的步履重返了一次自然四季的更替,领略了一次自然的永恒运动,而且在叙事结构的角度上这种独特的季节策略运用也为读者带来了更为直观的、切肤的美学体验：《瓦尔登湖》的季节不只是自然的季节,它更是人类生命的起承转合、循环轮回.在这个意义上,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生活并不是户外娱乐休闲的新花样,而是一次类似宗教的朝圣之旅,在季节的变化中,梭罗指出人类的愚昧和无知：“我们只晓得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上的一张薄膜.大多数人没有深入过水下六英尺,也没有跳高到六英尺以上.我们不知在哪里.况且有差不多一半的时间,我们是沉睡的.”[6]批判了那种蔑视自然、主宰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后,在全书的最后,梭罗又以春季的来临预示着人类生存希望的萌发,他说：“使我们失去视觉的那种光明,对于我们是黑暗.只有我们睁开眼睛醒过来的那一天,天才亮了.”[7]
另外一部鲜明展现生态文本时间意义的著作是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1949）.在《瓦尔登湖》中,梭罗为了主题表达的需要,往往通过时间的流逝揭露自然的本真形态,如在《湖》一节中,有时按季节捕捉瓦尔登湖的生物栖居情态,有时又按月份的顺序将湖水的纯净、庄严娓娓道来,两种标度时间交替使用,并不作细致地甄别.相较之下,利奥波德在书写自然时则会较为严谨的遵循自然时间规律,在一个荒弃已久的沙乡农场,他以一年十二个月份为结构组织的原则,每一个月份自成一个小节,与那些记录人类在一年劳动实践中掌握的系统知识的传统年鉴截然相反,利奥波德在季节的明晰变化中为沙乡建立一本关于威斯康星大地的年鉴,在与土地打交道的过程中,在试图用铲子和斧子重建被人类蹂躏的土地过程中,利奥波德形成了一种高尚的对待土地的谦恭态度,他把土地上的万物想象成一个和谐的共同体,教导人们树立一种热爱、尊敬土地的观念.
对季节的敏感也可以在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中找到踪迹,文如其题,大地复苏,万物新生,鸟儿啁啾的春季突然被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春天的失声与沉默是作家展开论证美国大量使用农业杀虫剂DDT带来的一系列后果的逻辑起点,优美、细致的春季描述与大量翔实的科学证词巧妙的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精神批判力量,这本小书就像是旷野中的一声呐喊,警醒全人类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关注与我们朝夕相随的生存环境.最后我要提及的是一位中国当代作家,他深受梭罗与利奥波德的影响,坚定地做一个自然世界的观察者,拥抱大地,赞美生命的迹象,记录大地的事情,他就是英年早逝的苇岸.在他薄薄的《太阳升起以后》一书中,苇岸说到：“季节也是有生命的.等以冬天为例,在北方,在北京,每年一进入公历一月,我就会感受到它显著的变化.此时的冬天,就像一个远涉跋涉后终于到达目的地的、开始安顿下来的旅人.等一个活泼的、冲动的、明朗的、敏感的、易变的冬天,已一去不返.而另一个迂缓的、安稳的、沉郁的、灰暗的、阴冷的冬天已经来到我们身边.这是生命悲哀的转折.”[8]将自然的季节转换与人类生命的独特感知毫无偏见的融汇在一起,苇岸与梭罗站在了同一个精神位置.在“一九九八廿四节气”一章中,苇岸关注的自然时间倾向于中国传统的农事时间,他以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六个节气为叙事顺序,每一节开篇详细记录了日期（包括农历与公历两种标度时间）、时辰（包括古时与现代钟表计时）、天况、气温、风力的情况,用抒情的散文笔致叙写了北京昌平春季田野的自然景色.林贤志在“序言”中说到苇岸关注的时间是同播种、劳动、繁殖联系在一起,他倾慕传统的农事时间,直到生命的最后终结,仍对没能顺利完成精心准备的“一九九八廿四节气”其他篇目感到遗憾.在我看来,透过时间这个多棱镜,苇岸将远去的农业文明的美好折射到21世纪的工业文明中来,在对古老农事时间的追忆中完成了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质疑和批判.
在上述例举的自然写作或生态散文的文本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写作惯性的打破,那就是多数作家推崇的以人的理性、情感的至高无上统摄全局的写作意图消失了,以人物的行动、因果组织叙事的链条消失了,作为被奴役和掌控的自然抛弃了小说情节幕布的旧有身份,河流、湖滨、山脉、原野等被现代人遗失的古老画面开始召唤我们精神的复苏,大自然的伟力和神圣终于显现.人类在自然面前只能恢复为一个观察者、一个记录者、一个大地的朝圣者,就如同梭罗委任自己为暴风雪与暴风雨的监督员,又兼测量森林小径和岩石桥梁的测量员、城区野兽的守护员一样,更毋庸提及约翰缪尔以日记的形式贡献出的六十本观察自然的现场见闻录,这些生态文学的经典文本中,自然世界的声响、光线、物候、生物群落等的时间性旅程成为这些叙事文本突出的主题,为了表达在自然面前谦卑与忠诚的态度,作家基本上遵循了以自然时间的变化组织结构文本的原则：“要么是按照体验者所观察的方式,要么是按照环境自身呈现的方式.前者采取游记的形式,诸如漫步、漫游、探索等等.而后者中最典型的是依靠自然的轮回：白天、黑夜、四季交替、地质纪元、地球的演替等等.”[9]上述文学时间观念的变化提供了一个考察生态文学的新视野,作品中呈现的朴素、本真的自然时间以及在这种时间范围内万物的和谐共生氛围,让我们意识到叙事文本中有一种独特的时间存在：它挣脱了时间政治历史化和个体化的啃噬,从拘囿在心理意识体验的狭小空间走向广阔的外部世界,它不仅设计和控制了文本的叙事节奏和容量,也规定和营造了艺术感受的风格基调,笔者从这些生态散文中首先感受到了时间这一研究视角的独特价值.
从那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咏叹诗句开始,文学的发展和演进一直离不开对时间的理解和表达.众所周知,小说家对时间的拥泵和操练由来已久,从本质上讲,小说就是时间的艺术,正如伊丽莎白鲍温所言：“时间是小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时间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凡是我能想到的真正懂得、或者本能地懂得小说家技巧的作家,很少不对时间因素加以戏剧性地利用的.”[10]小说家对时间的不同觉知与记录不仅形成了作家的独特风格,也为读者群体营造了奇特的想象空间和富有个性的审美体验.纵观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领略人类社会生活时间观念的演进,这样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天文、历法或星际时间测量和记录方法的沿袭与更新上,还体现在文学艺术中对时间观念主观性的凸显和再现上面,即小说文本倾向于展示一种经验的时间,一种寄居在作家生命体验中的时间,一种充满生命质感、有欢喜有悲愁、有绝望有新生的时间.在我看来,时间对小说的艺术介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多元化的社会生活时间观念为小说的叙事架设了一个广阔的参照系统,小说的所有艺术技艺都需要在某一特定时间之流中得以展开,每一部作品的诞生都将会被打制上某一特定时期的思想文化烙印,考察小说蕴含的时间意识就是对社会文化变革的本质性认识,正如普里戈金所说：“在某种意义上,凡是对文化和社会方面感兴趣的人,都必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考虑时间问题和变化规律.反过来说大概也对,凡是对时间问题感兴趣的人,也都不可避免地对我们时代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发生兴趣.”[11]以当代小说的开端时期为例,胡风那首激越昂扬的政治抒情诗《时间开始了》定格了一个崭新的时间节点：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将近代以来影响巨大的进化论时间观念推置到前台,建国初期鼓荡人心的狂欢艺术氛围恰恰是因为国家意识形态将中国历史的时间划分为过去与现在,黑暗与光明,落后与进步,它否定过去,讴歌现在,指向共产主义这一超验的未来.这种位于革命进化论、政治历史阶段论之中的政治时间意识,在文学创作中深刻制约着作家的艺术观念：小说人物集中塑造正、反两个派别和阵营,小说叙述的革命历史主要揭示光明对于黑暗的胜利,革命对落后的胜利,小说的史诗艺术风格往往是基于证明中国革命历史的辉煌战绩的需要,像梁斌的《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三部曲,柳青的《创业史》,欧阳山的《一代风流》五部曲（《三家巷》《苦斗》《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四卷本）、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四卷本）等[12],均是作家自觉将叙事时间按照中国的革命历史进程进行艺术处理的范本.透过时间这个聚焦镜,十七年小说的革命主题暗合了建国初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由此,文学创作观念与政治时间意识的相互依存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夯实,并最终体现为一种喜剧和壮剧的美学效果.第二,时间成为小说叙事的结构性策略,这主要侧重于指西方叙事学中的“话语时间”,小说家有意识地将故事情节的发生按照某一次序连缀起来,通过预叙、顺序、倒叙、插叙等方法挪移事件发生的自然时间,使小说的“话语时间”与“故事时间”形成某种断裂、延续或休止,进而产生充满异质感受的审美形态.时间的这种结构性功能的发挥无疑打破了按照自然时序、遵循现实生活时间、以故事发生的前后组织叙事的单线性、一维性叙述时间观念,改变了历时性线状叙事的单一格局,开创了共时性网状叙事的新方法.在当代小说的阵营中,小说家们对叙事时间的双重性质已经有了理性认知,如王蒙的《夜的眼》《海的梦》《风筝飘带》等借鉴西方意识流小说技巧的作品,将小说人物思想意识体验的时间作为组织情节模块的线索；刘心武的《钟鼓楼》将北京钟鼓楼的沿革,四合院的变迁,饭馆酒肆的兴衰,结婚风俗的变化集中在1982年12月12日早晨5点至下午5点这12个小时内,以小说话语的操作缩短了故事时间的实际行进长度,尤其是以马原、格非、北村、扎西达娃等作家为代表的先锋小说的出现,将时间这一小说叙事的形式价值淋漓尽致的凸显出来,小说往往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以个人化的时间经验消解了宏大的公共时间,善于把线性时间的瞬间性、永恒性折叠成一种时空含混的多义存在,小说叙事的话语时间被置放于至高无上的位置甚至湮没了故事本身,时间的模糊、跳跃、任意阻隔使小说成为了一座叙事的迷宫.正如陈晓明所说：“‘先锋’小说已经明确意识到‘时间’的问题,以至于不少作者干脆把‘时间’作为小说的构题.‘时间’在这里不仅仅是像传统写实小说那样表明故事包含的事件内容,也不仅仅是对‘时间’做某种哲学意蕴的探索,‘时间’更主要是叙述的方法论活动.”[13]
第三,小说中的时间不仅表现为谋篇布局的器具,还是小说哲学、社会、心理等人文意义上的叙述主题.人类因为意识到时间而感悟到生命的存在,生命只有在时间的流逝中才得以延展和体味,时间由此成为人类生命的抽象形式,小说的这一时间层面不仅是艺术作品的本质与核心,也是文学艺术独特风格的关键所在.“时间在这里已经扬弃了它的自然状态而深入到人的历史状态和生命状态,成为一种内在于人类生命本质的时间.因为人在时间中的存在不是作为纯粹自然物在自然时间中的存在,而是作为理性的、历史的、意义的主体而存在.对于人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时间的现实性刻度和时钟的机械性运动,而是被主体体验着的时间,是生命过程中的内在时间体验.因此人作为主体的存在形式就不再是物质世界中的自然时间,而是一种与人的生命及其价值相关的更为本质的内在时间.时间不在人的生命之外,它就在人的生命之中.”[14]形成于20世纪初期的西方意识流小说对于时间的艺术处理源自人们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生存现状的焦虑,战争颠覆了人类的生活模式,摧毁了人类的生存家园,将人类的命运抛掷在不确定的未来,相对于关注瞬息万变的客观世界,小说家们开始忠实地回视内心,以主人公的独白、回忆、自由联想的意识流动作为叙事板块,淡化或者取消了传统的故事情节,时间在小说中主要表现在过去、现在与将来的自由交叉、穿梭、重叠,它通过一个触发物的引发,将人物的心理时间向四面八方辐射,开创了现代小说的新纪元.笔者认为,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和弗吉利亚伍尔芙的《墙上的斑点》《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等意识流小说之所以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被研究者作为时间小说的经典阐释对象,不仅仅是出于对时间这一要素结构性功能的重视,更为有价值的是这些文本体现了人类对于生存时间的全新理解：“人类第一次发现――过去他只是在与事件有关时才注意到时间的流逝――甚至在没有事件的情况下时间也不会停止其流动.”[15]在这些时间文本中,小说家尝试通过上升到生命感受的时间来抗拒物理时间流逝的不可逆转性,并使人类有限的生命得以扩展、绵延,使单薄的生命羽翼丰满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先锋小说对话语时间与故事时间的极端操作解除了小说长久以来深陷于现实主义创作中的绑缚和制约,使小说如无界之地,使叙述的自由得到空前释放,使叙事的空间得到无限扩展,但却从根本上忽视了小说用时间来表达生命本质的哲学意识,小说对于具有中国气派的人生经验的锻造和抵达显得力不从心,饱含生命律动的精神汁液渐渐枯竭,时间在这里沦为实验小说家们玩弄的花哨技法,当它频频出场而使小说文本陷入自我模仿和复制的境地时,就注定了其日渐势微的历史命运.
综上所述,笔者以时间为研究视角考察当代生态小说的创作方式、主题价值和审美意蕴首先是因为当下对生态小说的批评研究主要停留在生态主题的阐发和论述上,倾向于挖掘生态小说在传播生态保护观念、启蒙人类生态意识等层次的意义,忽视了生态小说的文本构造等形式方面的有益探索,尤其是对生态小说以时间为切入点的考察仍是一个盲点；其次,生态小说作为一个小说类型,其话语模式、语言经验、抒情风格、叙述策略必定呈现出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市民小说、新历史小说、女性小说、底层小说、网络小说等类型的小说截然不同的艺术形态,考察生态小说的艺术创作将会扩展中国当代小说的研究格局,在继承与变革中尝试发现具有中国风格的艺术创作准则和规律；最后,以时间为生态小说研究的观测立场是对探讨人与自然关系、找寻人类当下生存出路、重建人类荒芜已久的精神家园的有益尝试,生态小说展现了对自然变化规律、季节、时令等的遵循,将人类的时间感知重新引向久违的自然世界,在感受自然永恒时间的精神震动中反思人类对自然的遗弃和戕害,在时间感受的不同比照中,完成小说的艺术使命.
注释：
[1][美]亨利梭罗著,徐迟译,瓦尔登湖湖[M],长春：吉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0第5版,第3页.
[2][美]亨利梭罗著,徐迟译,瓦尔登湖湖[M],长春：吉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0第5版,第3页.
[3][美]亨利梭罗著,徐迟译,瓦尔登湖湖[M],长春：吉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0第5版,第84页.
[4][美]亨利梭罗著,徐迟译,瓦尔登湖湖[M],长春：吉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0第5版,第292页.
[5][美]亨利梭罗著,徐迟译,瓦尔登湖湖[M],长春：吉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0第5版,第293页.
[6][美]亨利梭罗著,徐迟译,瓦尔登湖湖[M],长春：吉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0第5版,第310页.
[7][美]亨利梭罗著,徐迟译,瓦尔登湖湖[M],长春：吉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0第5版,第311页.
[8]苇岸,太阳升起以后[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3,第31页.
[9]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7,第243页.
[10][英]伊丽莎白鲍温：小说家的技巧[J],《世界文学》,1979年第l期.
[11][比]普里戈金,从存在到演化[M],曾庆宏等译,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12]张清华,时间的美学：论时间修辞与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J],文艺研究,2007.7,第六页.
[13]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第88页.
[14]向荣,延续与断裂：探索中的小说时间意识―兼论小说时间意识的现代涵义[J],当代文坛,1991.6,第18页.
[15]耿占春,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10,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