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我跟《文学报》总编辑陈歆耕先生的交道,是标准的不打不相识.几年前在杭州,初次见面,他说有一篇稿子给了《文学自由谈》,请我“多指教”.见他如此客气,便随口回答“没问题”.回到天津学习陈文,感佩其视野宽阔,资料详尽,只是其综述问题的方式不适合《文学自由谈》.我让人转述后,当天收他短信,很长,显示在手机上,有五条之多.中心意思是：你在杭州亲口答应没问题,现在却又有问题,可见,你是个言而无信的人.显然,陈同志误会了,我的“没问题”,不是指他的文章,因尚未读过；而是针对他的“多指教”,呼应其谦虚,以配套相互尊重的礼节.我自认是信而便言的人,当即打去,解释我的意见.他宣泄情绪的直言不讳,投我脾气,带给我知音般的愉快.
陈歆耕原先做军事新闻,后来办文学周报,算是局部转行.眼见他入得文坛,不仅很快适应环境,并且勇敢改造环境.他对净化文学生态的关切,集中表现于对抄袭的厌恶.《文学报》在对这一文坛顽症的系列揭露中,明显有总编的影子,挥洒出曾经从业新闻的敏锐与坚持.
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年前问世的专刊“新批评”,是陈歆耕及其团队办报思路的一个逻辑发展,更是体现《文学报》文学良知的一个必然结果.
别开生面的“新批评”,有人从正面看,看作风生水起；有人从负面瞧,视为风雨飘摇.但在广大读者心中,过滤掉虚妄的传言,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已经刊出的许多文章,其延伸意义,已大大超越所涉作家、作品评价的本身.比如,所有文化类报刊对本地文坛,历来避免说三道四,如是表扬,皆大欢喜；稍有不敬,则后患无穷.故而,多以不碰不惹为好.身处上海的《文学报》,唾弃划地为牢,刊文批评沪上作家、作品,似乎并未引起不良反应,从而成功营造出报章、批评者、被批评者的三赢局面.这亦表明,文坛许多人健康美好的想象,终于在《文学报》得以实现.
自然,对批评的角度、尺度、效果之类,常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可以交流.比如,有论者撰文盘点2011年文学批评的行情,认为“新批评”对某作家的质疑不符事实,激起了公愤.这显然属于误判.激起公愤,其实是一件高难度的事情.不要说文坛上鸡零狗碎的是是非非,就是直接关乎衣食住行的物价,持续涨起来,也不曾引起公愤；直接关乎生存质量的钱包,持续瘪下去,仍不曾引起公愤.可见,群情激愤的状态,已成为一种现实中的奢侈.即或属于蓄意降低某作家或某作品的文学评价,顶多引起私愤而已.而此类私愤,往往除了当事人,可能再添上利益相关者（比如书商）、情感相关者（比如亲朋）、志趣相关者（比如粉丝）.但就是将这几伙人聚拢,依旧小圈子,形不成公愤的规模.
十多年前,我曾在《光明日报》上写过几句话,说的是,积多年体验,在身临其境的这个文坛,高风亮节的人,虚怀若谷的人,对批评喜闻乐见的人,很少很少,乃至凤毛麟角.多年过去,整个文坛不仅未见长进,反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个个煞有介事的文坛头目、文坛宿将、文坛新宠、博导硕导,一沾批评,便窘态毕露,无一不用小肚鸡肠,无一不用狭隘偏执,无一不用自大自恋,来验证我对文坛的判断.
并非站着说话不腰疼,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在文坛顺风顺水的作家,大可不必一听到批评,便统统认定为不怀好意.别人消遣你,你可以反消遣,争取比对方更有智慧.别人敲打你,你可以反敲打,争取比对方更有力量.你也可以有错认错,态度诚恳会让你扭转被动、柳暗花明.当然,你还可以保持沉默,鲁迅早就传授过,最高的轻蔑是不予理睬,而且连眼珠都不转过去等总而言之,你听到逆耳之言,可以有无数种对策,惟一不可取的,是那种死要面子的举动.
十来年前,就在上海滩上,一位余姓作者,豪言宣称,他将终结文化苦旅,踏上法律之路,把“侵害”过他名誉的报刊一一缉拿,推上法庭.那种胜券在握的口气,就仿佛他大舅管着法院,他二叔管着班房.始料未及的是,原以为笃定打赢的一场官司,一审输,不认输,再上诉,终审以完败收场.写作著了名或是被著名,作为公众人物,享有高浓度的社会声誉,内心深处,常俨然上流人士.当遇到舆论的监控,却又将自己“降格”为弱势一族,带着声誉受损的冤屈,向法律求救.这种上下通吃,好事占全,其实天道难容.明镜高悬的法庭,在此案审理、裁决中,于情于理于法,皆妥帖备至.该作者对此理应心怀感恩.法院不仅中止了他的诉讼,更是消解了他的狂妄,帮助他解脱了更多的尴尬.
上海的确非凡无比,仅就文化领域而言,各色人等构成了这座城市的魅力与斑驳.“新批评”能够在上海出土、生根,绝非偶然.东西方文化交汇窗口的思想碰撞,自有其肥沃的土壤、适宜的气候和优良的传承.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就已成为文学批评的重镇.周介人、毛时安、吴亮、程德培、许子东等人,高举猎猎飘扬的战旗,在新时期文学的编年史中,留下了不可或缺的篇章.他们中的不少人,至今宝刀锋利依然,对往昔四射的文学岁月,在深情回顾中,仍保持着反思与解剖的姿态.
文学批评不等同于珠宝鉴定.它不负责核对生活中的事实,而只是着眼于核对文学中的道理.所以,锋芒毕露与疏漏简单的共处并存,就往往在所难免.拿“新批评”来说,其瑕疵似乎是,在不该留余地的时候迟疑了,在应该留余地的时候吝啬了.某些文章,分析不够,显露出企望一剑封喉的急躁；某些文章,口气过大,显露出妄加评判而不自知的浮浅；某些文章,欲言又止,显露出想吃羊肉又怕惹上膻气的胆怯.所以,尽管我把“新批评”当作芳邻家的掌上明珠,喜爱至极,但如果有对“新批评”的批评,又愿意赐予《文学自由谈》,我当促其第一时间出笼.
《文学自由谈》与《文学报》的情分,缔结并巩固于郦国义先生的领航年代,两家始终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最近有人议论,“新批评”挖走了《文学自由谈》的作者,我不认同这种说法.“新批评”开创之初,需要写家,而我们如能施以援手,实乃荣幸之至.何况,“杀人放火”的文稿向来难见天日,如今新增了发表园地,岂不是天大好事.《文学报》报期短、发行多、传播快、稿酬高,凝聚批评家的能力,明显强于《文学自由谈》.面对“新批评”的异军突起,我们毫无妒嫉之心,而乐于欣赏叶绿花红的交相辉映.说到作者,比如韩石山先生,本是我刊一员大将,自从效力于《文学报》,就已经好久不给《文学自由谈》写稿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老韩的精力也不会是无限的.所以,他暂时顾不上,或者永远顾不上《文学自由谈》,都是极正常极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