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西方作家写的中国领袖传记,如、、,几乎必火.
比如,罗斯·特里尔的《传（Mao）》在中国获得了数百万的销量,可以说是传记里影响力最大的一本.而罗伯特·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传》仅出版后几个月的时间,就印行了数百万册.
许多国内研究者对此曾叹息着说,西方作者不一定在史料功底上强于中国研究者,很多人还受困于对文化和国情了解不够,用一个研究者的说法,他们的作品受到追捧,纯粹是由于中国读者“天然地相信外国人更加客观而已”.
但另一个没有被说出的原因是,翻阅外国作者书里的毛、邓、江,无异于在翻阅另一个经过外国作者审视的中国.
关于新中国领导人的传记作品,的数量肯定是最多的,除了其影响力,这也是因为他的资料相对详实,本人也高调健谈,并喜欢接触西方学者和作家.
很多人认为埃德加·斯诺是写传记的最佳人选,以至于曾经和美国女历史学家露克珊·维特克表露,希望她成为自己的传记作者,成为“我的斯诺”.
不过,因为健康和年龄,斯诺最终没有写一部传（虽然他的作品是所有研究者都绕不开的）,美籍澳大利亚学者罗斯·特里尔的《传》则成为影响最大的作品.
有读者评论特里尔笔下的：与其说他像一个政治人物,不如说他像好莱坞电影中的男主角.那本书比较平易近人和艺术化,着重在于还原作为人的,倾向于他性格的塑造.
可以看出,作者试图用精神分析法来解剖这个创造了红色中国的领袖.于是读者们可以看到一个叛逆青年的冲突与矛盾,挣扎与苦痛.这是过去中国读者不可能接触到的.
尽管特里尔的著作充分发挥了西方人写书惯常的新角度、新切点的优势.但当数年后菲利普·肖特的《传》问世后（特别是其简体中文版在中国内地推出后）,更是引发了新的关注.很多人为其大胆辛辣的批评而吃惊.
总结起来,特里尔观点和写法新颖,是典型的西方人物传记式写法,而肖特的资料详实,更多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角度进行解剖.
肖特毕业于剑桥大学,做了25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驻外记者.他专注于各国特别是非西方国家的政治领袖如西哈努克、勃列日涅夫及波尔布特.作为一个资深政治记者,肖特将串联进无数政治史事件中,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历史学家的角度,将“去浪漫化”和“去神秘化”：这个湖南年轻人最终能领导一场革命,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权,是扎实地交融于近现代中国历史大潮的无数客观事件当中的.所以,读特里尔的,读者是跟随着走过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而读肖特的作品,读者更多是从天空中俯瞰处于不同历史事件中的.
因此,一定要给肖特的作品起一个解剖型的冗长副标题的话,那就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如抗战、大革命、）中的角色和地位”.
长期以来,很多人为那些勤奋的西方汉学家（比如费正清）未能出版一本经典的关于中国领导人的人物作品而遗憾.傅高义的《时代》多少填补了这个空缺.
当然,确切来说,诚如本书的名字,傅高义此书并非纯粹的人物传记,更多是一部学院派的政论.最经典的地方是不赞同将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而称为“总经理”.
从傅高义的书中可以感觉到,的第一考虑并不是改革,而是在他接手的烂摊子上为中国社会做一点实事.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为改革而改革的人,不是改革的愿望为他提供了行动的动力,而是行动的愿望为他提供了改革的动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王赓武认为,“这是一部关于‘变革’与‘适应’的多层次研究,其核心是讲述一个人面对一场复杂而危险的革命时作出的反应.这个人的核心事业围绕着历史上最庞大的政治实验的巨变——从一个混乱、绝望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今天的工业与制造业巨人.在这本书中,傅高义以出色的工作使的视角变得可信,使中国的迷局变得可解,甚至那些次要角色也变得栩栩如生.”
无疑,傅高义更看重在中国诸多历史事件中的行为和角色,这点类似肖特.他并不试图在说的故事,而是在展现他如何以自己的智慧和技巧,根据历史环境作出最合适的抉择.
相比于其他人,的传记作家罗伯特·库恩的最大优势在于,他有许多机会和江本人会见,这是其他许多人不曾有的优势.
很多人会议论,库恩与的私交是否会影响他的写作,但实际上,大部分西方传记作家和传记对象都是有亲密交往的,很多名人也会指定自己的传记作家,从首相到球员概不例外,这种担忧并没有过多必要.
库恩笔下的是三重立体的,即作为爱国者的、作为技术工程师的和作为爱妻爱家的,这三点基本概括了的前半生与后半生,他的公务与家庭.
作者有意强调,并非一位天生的政治领袖,他更多的是一位工程师,技术和科学在他的灵魂与血液中,扮演着和思想政治同等重要的角色.书中写道：“接受了两种极为不同的,但对他来说却同等重要的教育.一种是西方科学与工程的教育；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的教育.当江完成了正规的学校教育时,他已变得既‘专’又‘红’,这对他在的权力机构中漫长而稳定的晋升尤为有用.”
作者看重这种特性,认为其对于后来的政治道路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正是这种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和实用主义精神,带领中国在时代之后走向了一条腾飞的道路.
谈及写作动机,库恩说,“我感觉西方对中国乃至本人存有太多的偏见,因此我真正的原动力就是想把关于和中国的真实信息展现给大家.”
当然,喜欢围观“领袖”是一回事,能否准确表达又是一回事.弗吉尼亚·伍尔芙认为传记是一切文学形式中最困难的一种,“一方面是真实,另一方面是个性,如果我们想到真实是某种如花岗岩般坚硬的东西,个性是某种如彩虹般变换不定的东西,再想到传记的目的就是把这两者融合成浑然一体,我们承认这是个棘手的难题.”
尽管难题一直存在,不过,相对于本国的作者而言,外国的作者更能突破某些限制,秉持独立的立场,最大限度还原“领导者”的形象,让他们“走下神坛”,成为真实可感的普通人,而这或许也是中国读者最为期待的.